1957 年的金門砲戰在毛澤東「單打雙不打」的政策下緊張局勢逐漸緩解，台灣走上經濟發展的道路。當時台灣的政治情況，蔣經國太子接班的態勢日益明顯，雖然因劉自然案來自美國壓力，讓他由掌管軍中政工的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轉調為掌管退除役官兵的輔導會主委，但蔣介石仍然利用各種機會培養他的威望，雖然最具威脅的對手如吳國禎、孫立人等親美派之流都已被鬥垮，但蔣介石仍不放心，在蔣經國地位還沒有真正穩固之前，蔣介石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放下總統職務的。
(圖 7-9-1) 蔣介石與陳誠正副總統就職。
他在與時間賽跑，而眼前的障礙是 1960 年他的兩任總統即將屆滿，依憲法規定不得再連任，蔣介石便強行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了憲法最多只能兩任總統的限制，為他的第三任任期創造法律依據。
這是明顯的違憲，引起自由派學者的反對，後來更造成了「自由中國案」的白色恐怖整肅事件，但此時在台灣的蔣介石已經不像在大陸時期，幾乎沒有人可以挑戰他的權威，1960 年三月，蔣介石與陳誠獲選為中華民國第三任正副總統，得票數高達 94%。
副總統陳誠是蔣的心腹愛將，陳誠對蔣亦忠心不貳，但蔣經國要接班，陳誠就變成障礙。當時陳誠以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約等於首相的地位)，具有實權與一定的威望，這是蔣經國所不能比擬的，若蔣介石先陳誠去世，蔣經國能否順利接大位還不一定。於是蔣介石先在 1963 年底免去陳誠兼行政院長的職務專任沒有實權的副總統，並選擇不具威脅力的好好先生嚴家淦擔任行政院長，而陳誠正好在 1965 年因胃癌去世，最大的障礙消失，於是 1966 年第四任時蔣介石便以嚴家淦擔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
為了讓蔣經國順利接班蔣介石一共當了五任總統，在 1972 年第五任期開始時蔣介石已安排蔣經國擔任獨攬大權的行政院長，蔣介石最後在 1975 年四月病逝，副總統嚴家淦代理完了剩下的三年任期後，在 1978 年連忙推舉蔣經國擔任第六任總統，蔣介石處心積慮安排的接班計劃終於完成。
之前共和黨籍軍人出身的艾森豪總統對蔣介石堪稱友好，是唯一曾到過台灣訪問的現任美國總統，如今換由民主黨籍的甘迺迪上台，這讓台北充滿疑慮，因為甘迺迪之前僅是名參議員，名不見經傳，沒有當過任何行政職務，大家對他十分陌生。
(圖 7-9-2) 約翰·甘迺迪利用 PT-109 號魚雷艇的故事渲染成為戰爭英雄。
駐台的中情局官員也是紛紛私下猜測，新老闆會用什麼態度對待中情局？當他們知道我與甘迺迪家族的關係時大為吃驚，紛紛想從我這兒打探出什麼消息。當時的站長是與蔣經國頗為友好的克萊恩博士(Ray S.Cline)，他常從我這兒得到資料去向蔣經國報告美國新總統的背景。
我認識約翰·甘迺迪不僅是因為安妮的關係，還因為他在 1941 年曾在美國海軍情報部擔任過工作，直接處理我們從遠東傳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情報。要不是他後來因為與一名有納粹間諜嫌疑的女記者有染被調離情報工作，我們還真可能在戰時共事呢。
之後他志願派往南太平洋擔任魚雷艇的艇長，在一次夜間任務中他的 PT-109 號魚雷艇被一艘日本驅逐艦撞沉，甘迺迪與他的艇員落海漂流後來獲救，這一段故事在選舉時被大加渲染，讓他成為戰爭英雄，這成為他擊敗對手，前副總統尼克森的一大主因。
曾有傳言約翰·甘迺迪的當選是因為他的父親，約瑟夫·甘迺迪(Joseph P. Kennedy)與黑手黨勾結做票所致，當時他與尼克森的票數十分接近，對手指控伊利諾和德克薩斯兩州的選票有問題，但最後不了之。愛爾蘭裔與義大利裔移民在紐約市黑社會的合作已是公開的秘密，安妮的父親就曾親口承認他與黑手黨的關係。
(圖 7-9-3) 甘迺迪與尼克森競選總統的電視辯論現場，這是美國大選史上第一次，對甘迺迪是有利的。
約瑟夫·甘迺迪先生在戰前有一次我與安妮回美國的家時他不請自來，開門見山希望家父向英國首相遊說接受他擔任美國駐英大使，後來他果然當上了，不久卻因為親納粹的形象在二戰爆發前夕被趕回美國。說坦白話，要說賄選做票，我還真相信約瑟夫會幹這種事！
不過現在他的兒子當上了美國總統，要派誰當大使都可以，反正甘迺迪家族是內舉不避親的，像約翰一上任就任命自己親弟弟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擔任司法部長。假如我去向他討人情，說不定可以當上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呢！
這可不是幻想，還真的差一點發生了。我在 1961 年春到中央情報局總部述職，安妮的父親史蒂芬邀集了一些親友替我接風，自從安妮失蹤後他就把我當成自己女婿一樣，讓我在美國得到許多溫暖與方便，想不到在宴會上，羅伯·甘迺迪出現了。
餐會後他與我闢室密談，原來我來的真不是時候，就在幾天前中情局進攻古巴豬玀灣的行動一敗塗地，才上任不到三個月就被觸這麼大的霉頭，尤其中情局在這次行動中錯誤百出，而且對總統諸多隱瞞，難怪甘迺迪總統非常光火。
當時的局長是老特務艾倫·杜勒斯(Allen W. Dulles)， 他光是局長就幹了八年，更不用說當副局長的時間了，他對中情局影響之深遠就像艾德嘉·胡佛(J. Edgar Hoover )之於聯邦調查局一樣，整個中情局重行動而輕情報收集分析就是他的主張。
艾倫·杜勒斯還有個哥哥就是擔任艾森豪總統國務卿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所以他在華府人脈非常好， 對參議員出身，從來沒有在行政機關服務過的年輕總統根本不放在眼裡，總是用老師教導學生的口吻向他做簡報。
艾倫·杜勒斯打從卡斯楚上台的第一天就想對他採取「行動」，雖然卡斯楚曾向艾森豪總統示好，但是杜勒斯努力的想把他塑造成蘇聯的馬前卒，一定會在美國的後院鬧事，從而影響了軍人出身艾森豪總統的想法，同意杜勒斯展開入侵古巴的計劃。然而還在籌備期間美國總統就改選了，換上民主黨的甘迺迪，艾倫·杜勒斯打鐵趁熱，就職典禮才一完立刻向新總統簡報古巴行動。
當時中央情報局已經秘密在邁阿密訓練了一千五百多名古巴流亡人士組成一支名為「2506 旅」的部隊，還從民間市場購買了一批二戰報廢的軍機與商船組成自己的海空軍，選定在一個叫做豬玀灣(Bahia de Cochinos (Bay of Pigs)的古巴海灘登陸，希望以軍事力量推翻卡斯楚政權。
(圖 7-9-4) 豬玀灣行動的「2506 旅」成員被古巴軍隊俘虜。
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軍事行動，但看在美國軍方眼裡中央情報局的安排漏洞百出，不夠專業，包括豬玀灣海灘都是很不適合登陸的地點。而且「2506 旅」人多嘴雜，在邁阿密當地早已不是秘密，任何人都猜得出來他們要幹什麼。
甘迺迪當時對卡斯楚並無成見，但美國黑手黨在哈瓦納的賭場被卡斯楚查封後向約瑟夫·甘迺迪關說，希望藉美國政府之力推翻卡斯楚取回賭場經營權，甘迺迪總統受到父親的影響，遂批准了艾倫·杜勒斯的行動。
誰知「豬玀灣行動」簡直是一場悲劇，「2506 旅」在一登岸就遇上麻煩，十萬古巴軍隊早已經等在那裡，預期的人民起義也沒有發生。「2506 旅」的一千五百多人當中約有一百多人陣亡，一千一百多人被俘，飛機與船隻也受到毀滅性的打擊，還有一些美國飛行員喪生，整個行動可說是一敗塗地。更糟的是，還讓卡斯楚逮到美國介入的證據。
這是中情局的大災難，約翰·甘迺迪雖然對艾倫·杜勒斯在古巴惹的禍非常不滿，想要換掉他，但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人選。他很清楚中情局對總統的權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但因為他在華府沒有任何班底可以運用，情報系統全部由舊勢力所掌握，總統只好派他的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甘迺迪出面奔走，但總是名不正言不順。當他們知道我也是中央情報局的人，而且對情報作業非常有經驗時，便透過安妮的父親介紹，希望我能去與總統一談。
能與當今美國總統見面誰不願意，於是幾天後我便坐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內，現場只有他們兄弟倆和我。
我對他說明我在遠東工作的經驗，他大表興趣，突然說：「保羅，我看你就來幹我的中情局局長好了！」
(圖 7-9-5) 甘迺迪總統勸說龍保羅擔任CIA的局長。
我嚇了一跳當場愣在那兒。沒錯！這是總統的權力，他愛任命誰當中央情報局局長都可以，只要我點頭，馬上就是艾倫·杜勒斯的接班人。
「這個...不大好吧？我是英國人呢！」
「這個問題還是有辦法解決的！」羅伯·甘迺迪在一旁插嘴說。
「話是這麼說， 但...」
這的確是個很誘惑人的提議，但當時的我已經對情報工作有點厭倦了，自從 1927 年被 M 先生吸收開始到現在，不知不覺過了三十三個年頭，我也已是年過半百之人，應該去追求一點自由自在的生活，對於陷入華府的政治鬥爭實在提不起興趣。
「總統先生，謝謝你的好意，但我認為中央情報局的局長最好是找外人，也就是非情報人員出身的來當比較客觀。」我說：「雖然我和杜勒斯局長想法不同，但我們都是老情報人員出身，長久下來累積了許多刻板印象讓我們看事情不夠宏觀，像我們這種人絕不是總統需要的局長人選。」
後來甘迺迪總統果然找了一個圈外人來當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麥肯恩(John McCone)， 一位曾擔任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的人。他十分幸運，一上任中情局就由華府遷到維吉尼亞州蘭利的新總部，他成為首位在那兒辦公的局長，反而為新總部遷建案負出多年心力的杜勒斯局長一天都沒在那兒待過。
這位麥肯恩先生雖然不是情報人員出身，卻十分有情報敏感度，1962 年蘇聯將飛彈運進古巴瞄準美國造成「古巴飛彈危機」，最初就是他發現的。但是在 1963 年甘迺迪總統遇刺，副總統林登·詹森繼任後兩人卻勢同水火。麥肯恩局長反對增兵越南，他說這將使美國陷入一場永遠無法獲勝的泥淖，這話觸怒了剛愎自用的詹森總統，加上中情局內老特工不服圈外人的領導，約翰·麥肯恩終於被迫下台。幸好當初我拒絕了甘迺迪總統的好意，沒有捲入華府複雜的人事鬥爭。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就在我從白宮回到下榻的旅館，剛進大廳就被FBI的人帶走：「我們是聯邦調查局的幹員，我們局長想見您！」
來到FBI的辦公室，桌子後面坐的就是鼎鼎大名，在美國人人懼怕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艾德嘉·胡佛(John Edgar Hoover)。
「你今天在白宮與總統都談些什麼？」胡佛開門見山的問道。
我暗地吃了一驚，這傢伙膽子可真不小：「我和總統的談話是機密，若是總統自己不公佈，我是沒有權力洩露的。」
「噢？是嗎？」胡佛說：「我們聯邦調查局是專管國內治安與反間諜的，你是英國人，怎能持有美國的機密呢？還是快快告訴我吧！」
「要不然你要怎樣？」我口氣開始有點耐不住了。
(圖 7-9-6) 胡佛局長展示照片勒索龍保羅。
「我可以驅逐你出境，永遠不能來美國。」胡佛說。
「我是中央情報局派駐台灣的特工，你能管得著我嗎？」我說。
「除非你不來美國，只要你一入境，就屬於我們聯邦調查局的管轄範圍，就算中央情報局也要聽命於我的調查，之前好幾個中情局內部潛伏的蘇聯間諜都是我們逮捕的難道你不知道嗎？」
「中央情報局僱用一個外國人擔任這麼重要的工作？這也太奇怪了，本身就該接受調查。」胡佛接著說：「不過，我們其實可以不必這麼麻煩，只要你告訴我你和總統說了些什麼就可以了。」
「你有本事自己去問總統吧！」我回答並起身做要離開狀。
這時胡佛臉上出現一抹陰險的笑容，他從抽屜中拿出一個牛皮紙袋，並從紙袋中抽出一疊相片攤在桌上說：「看看這是什麼？」
我看到照片上的背景感覺上像是在豪華的旅館房間，一對裸身的男女正在沙發椅上擁抱顯然是在做愛，咦？那是安妮嗎？那麼那個男的不就是我了？
我想起來了，這應該是我在 1930 年與安妮駕「中國珍珠號」抵達紐約時，在下榻的酒店房間裡被拍攝到的。這個胡佛可真有本事，卅年前就開始跟蹤我了？
胡佛得意的說：「卅年前你就是聯邦調查局列管的外國間諜，你的一舉一動我們都清楚的很，這些照片足夠讓你跟我們合作了吧？」
看到這些照片讓我想起了安妮，拍的真不錯，我手中還沒有這樣的照片呢！這讓我想起那一段令人回味的黃金歲月，也激起想要擁有這些照片留做紀念的欲望。
這些照片也讓我想起了最近在情報界流傳一個真實的笑話。 前一陣子印尼總統蘇卡諾(Bung Sukarno)到莫斯科訪問，格別烏特別派了一名美女間諜勾引他上床，當然房間中怖滿了攝影機拍下整個過程，事後赫魯雪夫(Sergeyevich Nikita Khrushchev)把影片放映給蘇卡諾看，意思是想要威脅他。
蘇卡諾的反應大出赫魯雪夫與格別烏的意料之外，他說：「我國國民看到他們的領袖身體如此健康，一定覺得非常驕傲光榮，是否請總書記先生幫我多洗幾套拷貝好讓我帶回國放給百姓們看？」
當然格別烏的敲詐技倆沒有成功。
於是我說：「局長先生，是否請您多洗印一套給我呢？這太難得了，我自己都沒有哇！」
胡佛局長顯然沒有料到我會這麼說，瞪了我一眼把照片放入紙袋中，讓人帶我離開。我猜想這些照片到今天應該還躺在聯邦調查局的檔案室中。
我被聯邦調查局盯上，還得從 1930 年我奉父命到華府拜訪胡佛總統開始說起，赫伯特·胡佛是家父 1900 年在中國天津登岸時就認識的老朋友，1923 年父親還攜我去華府拜會過他，當時他擔任商務部長的職務。1930 年我與安妮駕駛「中國珍珠號」自英國飛到紐約時，奉父親之命專程再赴華府拜會當時已貴為總統的胡佛，想不到這樣就引起了聯邦調查局胡佛局長的注意。
這邊我要先來講一下這位聯邦調查局長艾德嘉·胡佛，他從 1924 年就開始當局長，到 1960 年當時已經不間斷在任達卅六年，在這期間總統都已經換了八任，胡佛還是穩坐他調查局局長的寶座，為什麼歷任總統都不敢換掉他？
原因就在此，胡佛專事收集各種人的隱私包括總統，然後很技巧地讓對方知道他手中已握有黑資料，如此少有人敢不就範的。事實上他已經掌握了甘迺迪總統與不同女人的性愛照片，不僅僅是大家熟知的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 還包括幾位後來非常知名的好萊塢豔星級女明星，當然我就不便透露人名了。
我為什麼會知道呢？因為雖然我沒有答應擔任甘迺迪總統的中央情報局局長，但卻同意成為他情報方面的私人顧問，可以直接把報告呈給總統；這不但是甘迺迪制衡中央情報局的一種手段，也是他發現他必須要尋求外力來對付像胡佛這種人。
在 1961 到 1963 年間我經常奉召自台北飛赴華府協助總統，之前與我互動還不錯的原中情局台灣站站長克萊恩博士這時剛好調回華府擔任副局長，所以中情局內部的事就由他來協調。比較麻煩的是新上任的台灣站長哈洛德·福特(Harold P Ford)不瞭解我，以為我自峙朝中有人會不聽指揮，又怕我向總部打他的小報告，所以對我極不友善，但我什麼也不能說。
還是回到胡佛收集甘迺迪總統與好萊塢女星性愛照片這件事，這使得甘迺迪總統對胡佛產生戒心，他找我去研究如何撤換胡佛的局長職務又不會被他拿黑資料反撲，這可這是一個困難的考題，那麼多任總統都拿他沒輒了，我能有什麼法子呢？
我躺在床上用鉛筆在拍紙簿上畫聯接線，這是我思考事情的習慣，過去總能幫助我理清頭緒，做出正確的判斷，但這一回在我腦海中不斷出現安妮在胡佛照片中的影像，讓我無法思考，我陷入與安妮在一起時光的回憶。
當回憶到 1929 年我與安妮駕「中國珍珠號」途經埃及時，拉茲羅阿瑪賽伯爵的影像浮現在我腦海中，這是我們在亞歷山卓港遇到的一個匈牙利考古學家兼飛行員，我很明確知道他是一個同性戀者。事實上我一向對有同性戀傾向的人頗具敏感度，像溥儀皇帝、莊士敦師傅、勞倫斯上校...
等等，同樣的感覺也發生在胡佛局長身上！
(圖 7-9-7) CIA與黑手黨的密會，計畫整倒胡佛。
在六十年代對同性戀還不被主流社會接受，加上胡佛又是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鐵漢印象，若是被人發現他私底下其實是個同性戀者時，這可能是一個最具爆炸性話題，我們可以從這一點開始操作，把他鬥臭鬥爛。
總統私下認可了這個計劃，我打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派幹員跟監搜證胡佛，但我不能動用中央情報局的人，因為依法中情局只能在國外作業，不能在美國境內從事偵防工作，那是聯邦調查局的禁臠，但我要對付的人正好就是他們老闆，這要怎麼辦呢？
雖然中情局的特工不能在國內搞監聽跟監，但中情局有的是外圍份子譬如黑手黨，透過安妮父親的引介，很快組成了一個全部是黑手黨高手的臨時班底，這些人比正統情報員更創意十足，也不會有一堆條條框框的限制，所以很快就有了成果。
黑手黨向與甘迺迪家族接近，而聯邦調查局的使命就是要消滅幫派黑社會，雙方先天上就是對立的，現在有一個機會能夠整倒胡佛，黑手黨當然樂於參加，還不吝出錢出力。假如我記的不錯，當時的頭頭就是梅耶·蘭斯基(Meyer Lanskee)， 那位後來幾乎出現在每一部黑手黨電影裡的猶太人。
我在1963年十一月廿日搭機赴美預定轉往達拉斯與總統會面，結果在機場海關竟然被拒絕入境，他們不說明原因，只說我的入境許可臨時被取消。因為我並非美國人，只要移民官員拒絕，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改變這個決定，我只好搭下一班機飛回台北，在東京轉機的時候看到報紙，甘迺迪總統在達拉斯被刺殺身亡，唯一兇手竟是我在台灣就認識的陸戰隊電訊士官李·奧斯華。
(圖 7-9-8) 甘迺迪總統在達拉斯搭乘敞篷車，暗殺槍響的霎那。
甘迺迪總統遇刺是歷史上的一大懸案，可能有暗殺動機的嫌疑名單可以排上一長串包括：副總統詹森、中央情報局、黑手黨、軍火商、軍方、蘇聯格別烏... 當然還包括推翻不成的古巴領袖卡斯楚，最後美國政府卻告訴大眾是由一名毫無動機的李·奧斯華一個人幹的，還讓他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人槍殺滅口？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取信於人的。
首先談到副總統林登·詹森，有人奇怪詹森是甘迺迪提名的副總統，為什麼似乎總是與甘迺迪不同調？其實詹森本來在民主黨內初選時是甘迺迪的對手，當時他比甘迺迪在黨內有威望，能掌握的選舉人票也比較多，但在黨內初選意外敗給甘迺迪，後來民主黨為了勝選考量，努力撮合兩人，甘迺迪才勉為其難請詹森當他的副手，事實上要不是靠詹森掌握的幾個州墊底，甘迺迪要擊敗尼克森贏得 1960 年大選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甘迺迪與詹森本來就是不同路的人。
其次提到中央情報局在本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多報導或電影裡都言之鑿鑿，暗示中情局派出多組人馬精細佈署這場暗殺。我相信局裡部份個人可能涉案，譬如那位在菲律賓與越南興風作浪過的蘭茲代爾將軍。
我懷疑蘭茲代爾將軍可能涉案的理由是，有一次甘迺迪總統問我說：「麥肯恩局長告訴我，中情局的工作和國家給他的預算不成比例，他弄不清楚以中情局在海外所幹的那些事情應該是要花很多錢的，可是他既沒批准撥經費，錢也不知道從那來，事情就幹了, 這讓我很耽心，我們是否有個地下政府控制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我沉默良久，決定把山下奉文黃金的事和盤托出，甘迺迪總統瞪大了眼睛，他不敢相信中情局在海外秘密帳戶有價值幾百億美金的黃金是不受政府與國會監督，只憑中央情報局長一句話就可以動用的。更大的問題是麥肯恩局長上台後竟然完全不知道這件事，顯然杜勒斯局長，或是他還留在中情局的人馬對新局長隱瞞沒有移交。
我相信甘迺迪總統聽了我的話後一定會下令麥肯恩局長去追討這筆巨額財富，這就牽動華府保守勢力與年輕總統間的敏感神經，蘭茲代爾是最瞭解山下奉文黃金的人，必將首當其衝，為了防止這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金庫曝光，他一定會用盡各種方法，包括暗殺。
這不是我危言聳聽，我是認識蘭茲代爾很深的人。就在甘迺迪總統被暗殺前廿天，他在越南幹了另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中情局派他到越南策動政變，反叛的楊文明將軍把當時的總統吳廷琰與其五弟吳廷瑈、四弟吳廷瑾都槍殺了；這對蘭茲代爾來說是家常便飯，因為 1955 年的時候吳廷琰也是靠著蘭茲代爾策動的政變上台的。
其次情報圈內的人都知道華倫委員會(Warren Commission)最後公佈的調查報告不是真相，槍手亦絕不止一人，那麼是誰有那麼大的能耐可以改變委員會全體的決議？除了握有每一個政治人物的隱私，讓每一任總統都投鼠忌器的胡佛還有誰？ 以上當然都是我的推論，我在關鍵時刻被拒絕入境，失去了掌握現場第一手情報的機會，後面就沒有立場說話了。胡佛之後更發動烏賊攻勢，暗示刺甘案是黑手黨幹的，並發動一波掃黑運動，許多幫派老大都遭池魚之殃，他更移花接木把帳算到司法部長羅伯·甘迺迪的頭上，這可能也是羅伯在 1968 年六月剛自民主黨總統初選獲勝的當晚，就在飯店內被暗殺身亡的原因。
(圖 7-9-9) 羅伯·甘迺迪1968 年六月剛自民主黨總統初選獲勝的當晚，在飯店內被暗殺。
黑手黨刺殺甘氏兄弟一說到最近都還有人出書，說是根據解密資料，言之鑿鑿煞有介事。以我對黑手黨與甘氏家族關係的瞭解認為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謂「根據解密資料」，恐怕還是被胡佛誤導的可能居多。
就我所知，調查委員會最後選擇只有奧斯華一人涉案做為結論是有原因的，奧斯華是被刻意挑選出來的犧牲品，那是由於他有叛國投奔蘇聯的紀錄，還娶了個俄國老婆回來，但他與中情局的關係卻讓這段蘇聯經歷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陰謀集團原來的計劃是要以奧斯華的蘇聯背景來渲染本案是格別烏的專業殺手幹的，以此來製造美、蘇衝突好滿足國會中的右翼政客與軍火商，這個說法符合多組槍手精密安排開槍的現場狀況，但到了最後一刻詹森總統因為怕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縮手，定調成只是奧斯華個人的行為，這個轉變就讓調查報告看起來漏洞百出。
胡佛在甘迺迪死後繼續幹他的聯邦調查局局長，直到 1972 年五月在華府的家中死去，聽說當時華府的大大小小官員包括總統尼克森聞訊後都鬆了一口氣。
我回到台北後繼續中情局台灣站的差事，過了好多年後才得以再入境美國。約翰·麥肯恩可能因為追查山下奉文黃金踩了馬蜂窩，加上與詹森總統不合，不久下台，接任的是一位海軍中將亦非情報人員出身，飽受內部排擠，最後局長的寶座又回到行動派老特工里察·赫姆斯(Richard Helms)的手中，艾倫·杜勒斯的傳統得到延續，中情局繼續打打殺殺的勾當到今天。
「龍上校！好久不見了！」原來拉里是個華人，他一看到我就熱情的打招呼。 「是的，你好！你是…」我一直在腦海中搜索：「呃…我們是在那兒見過嗎？」 「您當時是我們這行當裡的大人物，不記得我這個小嘍囉也是正常的，我叫金無怠，當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美國領事館當翻譯官。」 「金無怠？美國領事館？對對對！…」禮貌上我只能這麼回答，但其實還是沒有印象。
(圖 7-9-10) 金無怠在CIA蘭利總部迎接龍保羅。
後來回想我的確見過金無怠，戰後我成為 MI6 駐華的主管，曾多次到上海國民黨的保密局開情報協調會，記得在會議上曾看過他，不過他都是躲在長官背後當翻譯，所以不太有印象。1949年我到了香港以後，不久金無怠也跟著美國領事館遷來港，接著我去台灣加入中情局，從此沒再見過面。我不知道在太平洋彼岸遙控我們的人原來就是他，這使我想起了我的同學伊恩·佛萊明。
金無怠見我，原來也是想問我被總統召見的事，我當然不能講太多，應付了事，看他的表情顯然是不太滿意我的回答。很奇怪的是，他讓我想起了金·菲爾比，著名的「劍橋五人組」之一，MI6戰後的明日之星，就在金可能高升局長的前夕被 M 先生指控他是 KGB 潛伏在 MI6 裡的間諜而被迫離開，但當時金還沒有叛逃到蘇聯，所以僅只是被懷疑而已，兩年後金果然在 KGB 特工的幫助下潛逃莫斯科，我的懷疑獲得證實。
我對金無怠的懷疑最後也獲得證實，不過要晚了廿多年。金無怠後來擔任中情局亞洲處的處長，美國在亞太地區重要的盟邦包括日本、韓國、越南、台灣的情報機構都必須透過他把重要情資轉交美國最高當局，所以他的身份無疑是非常重要且敏感的，這與金·菲爾比當年曾被派駐美國負責盟國間最高級情報轉交的情況類似，這也就是為什麼 1985 年金無怠間諜事件爆發後，各國政府大為震動的原因。
因為金無怠潛伏中情局長達卅年，直到退休都未被發現，這期間亞洲經過韓戰、越戰、中蘇交惡、中美建交等許多重大事件，每一件金無怠都參與其中並成為美國政府決策的重要情報來源，所以其影響層級之高、範圍之廣是難以想像的。
譬如尼克森訪華前其實中國就已打算與美交好共同對抗蘇聯，當時中國政府甚至已經準備了許多優厚的條件希望能夠吸引美國人，但金無怠的情報適時到達，毛澤東知道尼克森為了自身的利益，對中美結盟其實比外界想像的更加積極，在這種對方主動的情況下，毛自然不必花那麼多血本，反而擺高姿態，讓尼克森一路卑躬屈膝如同朝覲天子一般，中國在這場外交戰上大獲全勝，幕後最大的功臣就是金無怠。
金無怠不是那種刺探雞零狗碎小道消息的二流情報員，他提供的情報品質之高，對歷史影響之廣只有理察·索爾格博士差堪比擬。索爾格當年讓史達林知道日本並無由東邊入侵蘇聯的計劃，而放心把西伯利亞所有精銳部隊全數調往西線打敗德國人，改變了二戰的歷史。但索爾格最終還是被日本人給發現了，在遭到逮捕後送上絞刑台。
金無怠的潛伏能力顯然比索爾格要高，中情局在 60 到 70 年代曾鬧出反情報處長詹姆士·安格爾頓(James Jesus Angleton)亂整肅自己人的「挖鼴鼠」(The Mole hunt)事件，株連無數忠貞幹部，當時連我也被牽連，只好辭職到越南開飛機。奇怪的是像金無怠這隻大鼴鼠竟從未被發現甚至懷疑，後來還差點當上中情局副局長，成為有史以來華人在 CIA 最高職務之人，可見其隱藏之深。
金無怠於 1981 年退休，直到 1985 年中國國家安全局的美洲司司長俞強聲被 CIA 策動叛逃才暴露了身份被逮捕。金無怠被補後曾透過他的太太向中國政府求援希望能藉由雙方外交談判引渡回國，不料中國外長李肇星公開發表聲明不承認這件事與中國政府有關，金無怠在絕望之餘，在獄中以頭套塑膠袋窒息的方式自殺身亡，留下許多謎團。
若不是俞強聲叛逃，金無怠的秘密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會被人發現，這一點他的確是比索爾格高明，但事發之後兩人的際遇卻是驚人的相似。索爾格被捕後日本政府主動向史達林示好，希望以釋放索爾格做為雙方和談的契機。一開始史達林因需要盟國提供抗德支援而投鼠忌器，不敢開啟談判之門，到後期戰爭已勝券在握，史也不願因挽救一個間諜的生命而影響他對戰利品的攫取。母國對索爾格的背叛決定了他的命運，這位歷史上最偉大的間諜在戰爭快結束之前被送上了絞刑台。
金無怠也是一樣，當時中美雙方剛建交，改革開放剛開始，美國的資金、技術源源不斷進入中國，中國的國際地位陡升，一片形勢大好，怎能在這個時候承認派有間諜潛伏在美國的心臟呢？為了成全國家利益，個人小我只好犧牲，金無怠原以為國家會出面拯救他的希望這時完全破碎，只好自殺。
那位揭發金無怠的俞強聲不是別人，就是李雲鶴在青島的同居情人俞啟威的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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