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七月廿七日金門砲戰爆發前夕，民航空運公司名義上的老闆陳納德將軍在美國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家鄉因肺癌病逝，雖然他生前與軍方處的並不太好，但美國政府還是很有人情味的在他死前幾天授予他三顆星的空軍中將官階。
我說陳納德是民航空運公司名義上的老闆，那是因為當時民航公司已經是完全由中央情報局在掌控了，這得從 1950 年的「兩航事件」說起。當時陳納德為了替國民黨政府爭回中國與中央兩家航空公司滯留香港的大批飛機防止中共取得，以民航空運隊名義自台灣國民黨政府交通部手中買下兩航全部資產包括這些飛機使之成為美國人的資產，並根據這個理由打國際爭產官司，本來香港政府判陳納德敗訴，最後因為家父的一句話讓英國皇帝親自干預本案，陳納德才轉敗為勝。
(圖 7-8-1) 「兩航事件」大批中國航空與中央航空的飛機滯留香港啟德機場。
其實陳納德當時並沒有錢，民航空運隊營運狀況也不好，即使國民黨政府在買賣時給了他很大的方便，仍然覺得十分吃力。本來寄望官司勝訴後收回這一批飛機可以得到彌補，不料這些飛機滯留香港啟德機場好幾年，大部份已經鏽蝕不堪使用，最多只能當成拆零件的來源，這使得他立刻陷入資金周轉上的困難，當時我還在香港，陳納德每次來港處理這些事時必然找我訴苦，所以我知之甚詳。
1951 年初我來台灣替西方公司工作，想起在 MI6 時代 M 先生曾多次答應要讓我開航空公司做為情報工作的掩護，卻一再黃牛，於是這一次我把目標轉向財大氣粗的中央情報局，鼓吹他們成立一家航空公司做為「地下空軍」，利用民航機的偽裝來空投特務或向游擊隊運補物資，甚至直接參與武裝空襲行動，這樣比使用軍機方便且不容易出問題。
我的想法一提出才發現中央情報局早有此意並已著手進行中，有了我的熱心促成雙方很快達成協議，中情局入股民航空運隊解決了陳納德的資金問題，但從此民航空運隊變成中央情報局的外圍單位，經常要出那種單機深入大陸空投情報人員的危險任務，幸好民航空運隊的飛行員多半是抗戰期間飛過駝峰，戰後留在中國的前美軍飛行員，他們藝高人膽大，戰場經驗豐富，也只有他們敢擔任這種任務。
我之所以這麼熱中，因為我也是民航空運隊的股東，還有一架飛機寄行在公司營業呢！如果民航公司倒閉了，我也會遭受損失，所以介紹中央情報局入股對我來說是公私兩便，而且其中還夾雜著多年來我想成立航空公司的個人宿願。
我寄行民航公司營業的是一架在戰後買的 C-47 運輸機「中國珍珠二號」，這是為了紀念安妮 1933年失蹤的「中國珍珠號」而命名，兩架都是黃色機身，有龍的圖案在機艏，這個塗裝後來成為民航公司旗艦「翠華號」的參考，包括機艏的金龍與沿著機窗黃色的緞帶。
當時民航空運隊共擁有 C-46 客機十九架、C-47 客機二架(包含我那架寄行的)、四架塞斯納(Cessna)195 小型飛機。在中情局投資後，民航空運隊就改組為民航空運公司，並把位在台南機場的維修部獨立為亞洲航空公司，另外在 1959 年又把特種任務部份獨立出去成立美國航空公司(Air America)。
中央情報局入股的同時，卻把陳納德架空為董事長，以防止他因與蔣介石夫婦的特殊關係而洩了中情局的密，魏勞爾律師(Whiting Willauer)當上總裁，副總裁一席的職位依約定必須由中情局的人來擔任，本來大家都以為篤定是我，但因中情局總部有意見，不願讓一個外國人來擔任如此敏感的職務而被否決，結果由另一位中情局的官員擔任，讓我經營航空公司的夢想再度幻滅。
(圖 7-8-2) 民航空運公司的C-46運輸機在中南半島的叢林中飛行執行CIA的特種任務。
不過由於我身兼民航公司與西方公司的雙重角色，還是很容易從比對當中知道民航空運公司現在幫中央情報局幹些什麼秘密勾當。譬如 1958 年中情局就調派了一批民航空運公司的飛機到印尼去支援反蘇卡諾政府的叛軍，這一回參加的不只民航空運公司，還包括胡侗清的遠東航空公司與陳文寬的復興航空公司的飛機，興致勃勃的蔣介石支援了許多裝備，甚至還想派軍隊遠征登陸蘇門答臘協助叛軍，後來因為中央情報局怕事情鬧大，才把他壓制下來。
由中央情報局與台灣所支持的印尼反蘇卡諾叛亂終究沒能成功，準備的大批武器彈藥立刻由民航空運公司的飛機轉送到印度，中央情報局在那兒正秘密準備對中共佔領下的西藏進行一場武裝叛變，這是我們 MI6 從英國統治印度時代就在幹的事。當年 MI6 利用捕獲的奧地利間諜海因里希·哈瑞爾將他送入西藏擔任達賴喇嘛的顧問七年，所以 MI6 對西藏的政軍情勢瞭若指掌，到現在還有許多英國特務往來於印藏之間帶出達賴喇嘛的消息，所以中情局也必須與我們合作才能事半功倍，這麼一來我的重要性又突顯出來了。
我曾多次督導民航空運公司的飛機飛越印藏邊界將特務與教官空投入西藏，並接運西藏的軍事人員出來到美國基地接受山地特種作戰的訓練，一年下來中央情報局逐步累積叛軍實力，終於在1959 年三月十日展開軍事行動，可惜藏軍力量太弱立刻被解放軍壓制而失敗，在中情局的協助下，達賴喇嘛與他的隨從一行六百多人從拉薩經喜瑪拉雅山逃出流亡印度。
1961 年春還有一次被稱做「國雷專案」的行動是由中情局安排的，因為有一批 1949 年後流亡到緬甸的國民黨軍隊在雲南邊境地區與中國及緬甸的部隊進行戰鬥，他們獲得台灣國民政府的補給與支援，被緬甸查獲證據後向聯合國提出抗議，經過國際協調，台灣派出民航公司的飛機從泰國接運了四千多名官兵回台。
在接運的過程當中我們發現其中竟有一千多名是台灣在前兩年才派去的特種部隊，他們是如何避過美軍顧問團的監視飛過去的﹖這引起我們的警覺。不久台灣又秘密調動了卅多架運輸機載運七百多名傘兵飛往廣東方向，這一次被我們發覺半途將其攔截回來。這類事情在五十、六十年代不斷的上演。
民航公司參與中情局特種行動的民航空運公司飛行員完全不像是一般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他們都是陳納德戰時的老部下，對他們而言戰爭還沒結束，他們寧願留在遠東冒險也不要回到家鄉過平凡的生活。我十分羨慕他們，後來我在 1966 年離開台灣，帶著我的老爺 C-47 飛機在越南叢林替中情局飛行就是受了他們的影響。
1960 年五月一日，美國飛行員鮑爾司(Francis Powers)駕駛的 U-2 偵察機飛越蘇聯領空，被蘇聯的防空飛彈擊落，引起美蘇之間關係的緊張。此時中央情報局亦受命在中國進行 U-2 的高空偵察任務，由於鮑爾司事件造成的後遺症，中情局不想再用美國飛行員，這時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就成了最好的傭兵。
(圖 7-8-3) 一枚SA-2防空飛彈向U-2高空偵察機飛來。
由於之前國民黨空軍就曾與西方公司合作以舊的轟炸機或運輸機改裝來進行深入大陸的特種任務，這些都是由國民黨空軍情報署長衣復恩將軍負責，所以當 U-2 的任務要展開時，仍是由衣將軍負責組建第卅五中隊(即黑貓中隊)進駐桃園基地，對外以「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組」名義為掩護。
1960 年一月廿五日，克萊恩博士(Ray S Cline)代表中央情報局(名義為美國海軍輔助通訊中心，由西方公司改名)與國民黨政府的代表蔣經國簽署了名為「快刀計劃」的協定，正式開始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參與 U-2 任務的行動。我也是團隊成員之一，代表電子監聽單位參與偵照路線規劃，因為兩者之間是有密切關係的。
國府空軍參與 U-2 偵照行動一直到 1974 年才停止，前後共訓練了廿七位飛行員，共有五人在大陸上空被擊落，其中三人陣亡，另有八人在訓練時失事死亡，損失率是相當高的。
U-2 偵照的成果在衛星還不發達的時代是美國最重要情報來源，U-2 每趟任務能拍攝大量高清晰的照片回來，這些都是最高機密，底片盒從機上卸下都直接由中情局以專機送往沖繩交由專門的單位處理，國府空軍完全不能碰觸。
雖然我本身沒飛過U-2，但從外觀看就知道它一定是架很難操縱的飛機。它幾乎等於一架滑翔機，必須對空氣動力學很敏感的人才能駕馭的了它。U-2的飛行速度顯然不可能太快，因為它很脆弱，一快就可能解體，但也不能太慢，否則會失速墜毀，中間的容許值非常狹窄，稍一疏忽就釀成大禍，這讓飛行員承擔極大的壓力。
U-2 完全是為了要能在高空長時間飛行而設計，因此犧牲了很多性能，執行任務唯一的保命法寶就是飛行高度，因為敵機無法飛到這個高度來攔截。但萬一它因某種原因無法維持高度而往下掉時只有死路一條。因為它既不靈活無法閃躲，又無武裝無法自衛。
中共最後是秘密自蘇聯引進防空飛彈才將 U-2 打下來的，衣復恩很早就根據飛行員的發現來向我們報告這個狀況，但中情局的高層起先還不相信，直到連續好幾架被擊落後才驚覺事態嚴重，這也導致 U-2 的任務提早結束。
(圖 7-8-4) 龍保羅與CIA心任台北站長為U-2的任務派遣起爭執。
其實我早就向上級提出警告，身為電子監聽方面的專家，我早已摸清對岸的無線電規律，當原駐北京近郊代號為”543”部隊的幾個 SA-2 式防空飛彈營的電訊突然消失時，我就直覺到對岸好像有什麼事正在秘密進行。
「543 部隊的無線電通訊突然消失了，我有種不好的預感，我們是否應該暫停本次的任務﹖」我向上級威廉·納爾遜（William E. Nelson）報告我自監聽所獲得的情報。
「通訊消失算什麼情報﹖你得拿具體的東西來說服我，否則我怎能聽你沒有根據的猜測就取消任務﹖我們剛發現有南昌有大隊轟炸機調動，這是本次任務的目標，非達成不可！」這位克萊恩博士的繼任者剛一上台我就跟他話不投機。
「在情報界不一定有什麼才是情報，沒有也是情報呀！」我不相信身為中情局台北站長的人連這點常識都沒有。
「保羅！別緊張！」他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U-2 裝有雷達警告器，地面飛彈的雷達一打開飛行員就知道了，根據我們的情報，蘇聯的 SA-2從雷達獲得目標到飛彈發射需要八分鐘的時間。八分鐘哩！我們有的是時間規避。」
我最終沒有堅持我的想法，否則陳懷就不會白白犧牲了。原來共軍飛彈部隊根據多次 U-2 飛行的路徑加以歸納，發現南昌是必經之地，於是將部隊秘密調往南昌並佈下飛彈陷阱以逸待勞。共軍甚至還研究出等敵機接近了才開雷達，鎖定目標後迅即關閉，以避免被敵機查覺的戰術。
U-2 任務與我的工作關係匪淺，因為我監聽到的情報要由 U-2 偵照來證實，而且我對敵情的判斷也是決定飛行路徑的重要依據。U-2 任務是美國與台灣在冷戰時期最神秘的軍事合作，台灣方面由蔣經國代表，衣復恩執行，美國方面則由克萊恩博士代表，我參與執行。U-2 一直使用到人造衛星技術成熟後才逐漸退出現役，聽說美國太空總署現在還保有幾架在使用。
(圖 7-8-5) 民航公司 C-46 飛機台中神岡空難。
飛機上搭載的是來台灣參加亞洲影展的馬來西亞華僑富商，國泰電影公司老闆陸運濤夫婦，以及陪同的許多國民黨政府文化新聞方面的官員。當時蔣介石對陸運濤的來訪十分重視，給予最高規格的接待，當天陸運濤一行是自台北搭機到台中參觀故宮博物院的國寶，這批自大陸輾轉運來台灣的紫禁城國寶當時都還堆放在台中的火車倉庫中不對外開放，因為陸運濤對中國古董十分感興趣，特別安排了此趟行程，當晚還要趕回台北舉行答謝晚宴。
當天下午他們在台中機場搭上一班自澎湖轉台南站飛來的民航空運公司 C-46 班機要回台北，在起飛後不久就墜毀於台中縣神岡鄉附近，飛機爆炸機上四十六名乘客與機組員全部罹難。
由於墜毀的飛機上有許多美軍顧問團與中情局的人員，所以我奉命立刻趕往現場。表面上我是民航公司派來處理善后的人員，實際上的任務是若有任何中情局的機密文件或物品要立刻收集，不能散落外洩任人揀拾。所以我在尋找的時候當然以英文的書信文件為主，這時一本厚重的美國海軍雷達使用手冊出現在我眼前，當我拾起想翻閱一下以判斷這到底算不算機密文件時，赫然發現書本當中竟然被挖空成一把四五手槍的形狀。
我的職業敏感度及與國民黨政府打交道多年的經驗，馬上知道這非同小可，立刻將書藏入我預先準備的袋子中帶回台北以避免被後來的人淹滅證據。我回辦公室後仔細翻閱，發現這本美國海軍雷達使用手冊是自澎湖海軍第二造船廠圖書館借出的書，於是向公司調閱機上旅客名單，並特別注意在澎湖上機的人，果然很快就查出兩名海軍軍官的嫌疑最大，經與澎湖的櫃台售票員查證也確定這兩個人的行程安排怪異，並且上機時各自攜有一本厚書，我當即研判是這兩名海軍軍官持槍劫機不成，射殺了駕駛員讓飛機墜毀的，現場後續的發現也證實了我的推測。
我把證物與報告提出去，民航公司很滿意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破了案，讓保險公司早一點可以理賠，誰知後續的發展完全出人意料。
(圖 7-8-6) 龍保羅在空難現場蒐證。
當時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全力塑造台灣人民都一致擁護蔣介石領導，以及台灣是民主富裕的大陸是極權落後的印象，怎麼會有人要劫機投奔大陸呢？這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飛機失事墜毀是事實這要怎麼解釋？那只有把責任完全推給民航公司，說是駕駛員的人為疏失。
當局的說法立刻引起民航公司員工的不滿，因為如此不但保險理賠泡湯，公司還要倒貼賠償罹難者，損失慘重。但在當時台灣的政治氣氛沒有人敢出面異議，即使是陳香梅也不想與國民黨交惡，因為將來需要蔣介石政府幫忙的地方還很多，連中央情報局自己是大股東都不吭聲，讓民航空運公司這個黑鍋一揹幾十年，這也是後來民航公司黯然離開台灣航空市場的遠因。
不過話說回來，民航公司的飛安紀錄本來就不太好，創業時的機師都是戰後滯留中國的美軍飛行員，冒險家心態濃厚，飛行紀律普遍差。1968 年二月十六日，民航公司唯一的一架波音 727 型噴射客機「超級翠華」號從香港飛抵松山機場將要降落前，在臺北縣林口山區墜毀造成二十一人罹難，經過調查該機當時竟是由美籍機長的朋友在駕駛。
林口空難是對民航公司的最後一擊，台灣政府決定取消民航公司做為國家航空公司的地位，讓給了以國民黨空軍為背景的中華航空公司。1975 年越戰結束，民航公司對中央情報局的最後利用價值告終而決議解散，民航空運公司就此走入歷史。
民航公司雖然消失，但留下來的亞洲航空卻成為東南亞地區最大的飛機修理廠，在越戰時期因維修美國軍機賺了大錢，而衍生出來的另一家美國航空(Air America)則以小型飛機與直升機為主，主要市場在越南，專替中情局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我是在 1966 年左右離開台灣去中南半島替民航公司與美國航空飛 C-47，客戶都是中央情報局。我們每天把武器運入叢林給原住民游擊隊，再把山區種植的鴉片運出來換成黃金，到黑市買俄國製的武器再拿去援助原住民游擊隊。
這種任務很危險，隨時可能會被越共擊落，但報酬很高，許多原民航公司的美籍飛行員都和我一樣由台灣來中南半島淘金。另一批台灣空軍退役的飛行員也在分食這個市場，他們後來用這筆賣命所賺來的錢成立了一家叫做「中華」的航空公司，1968 年民航空運公司出事後中華成為台灣的國家代表航空公司。
我一直飛到 1970 年到北京英國大使館任職前才停止。
1958 年十月三日，當金門砲戰尚在持續中時，一架復興航空公司的「藍天鵝」號 PBY 水上飛機自馬祖飛回台北途中失蹤，機上有四名西方公司的美國人。當時「藍天鵝」號是做為軍方的包機，專供載運高級長官、美軍顧問團與西方公司的人員來回馬祖外島與台北之間。
(圖 7-8-7) 復興航空公司「藍天鵝」號 PBY 水上飛機被共軍擊落。
復興航空公司是由原中央航空公司副總經理陳文寬於 1951 年五月二日在台灣創立，陳文寬是美國華僑，1933 年回到中國加入當時的中國航空公司，是老資格的飛行員，我在「駝峰」時期與他認識。1949 年十一月的「兩航事件」中，他與投共的中央航空總經理陳卓林分道揚鑣選擇來到台灣創立復興航空公司。當時僅有的兩架 PBY 水上飛機是他花了四萬美金從美國買來，由於全公司才十多人，他還要董事長兼機長出飛行任務，所以有時他開玩笑說，載運西方公司人員的業務，就交由我自己飛好了。
復興航空公司成立的目的本來是要飛高雄港與台北松山機場的定期航線的，但是當時能搭得起飛機的旅客太少，入不敷出，只好改走軍方包機業務。所謂軍方包機實際上是國民黨軍方承租，專為接運美軍顧問團與西方公司人員來回馬祖外島與台北之間的業務。水上飛機的特性特別適合飛馬祖東引等沒有機場的外島，我也曾搭乘過幾次他們的飛機。
坦白說這是條非常危險的航線，共軍米格機對載有美帝特務的飛機當然特別感到興趣，1955 年六月廿七日「藍天鵝」號就曾被一架米格十五攻擊，射中幾百發機槍彈，幸而勉強飛回松山機場，當時機上就有一名西方公司的情報人員。蔣介石偶而也會包租「藍天鵝」號飛往日月潭行館避暑，水上飛機可直接降落在潭面，讓蔣介石省卻不少舟車之苦。
「藍天鵝」號的損失讓僅有兩架飛機的復興航空只得停止國內航空業務的經營。說到這兒不得不提到陳文寬的好朋友國民黨空軍將領衣復恩，衣曾擔任蔣介石專機的駕駛，後來負責國民黨空軍支援西方公司對大陸偵查飛行的業務，所以與我們關係十分密切，就是他介紹陳文寬包機業務的，所以在五十年代我們三個人的來往還算多，也許就是因為這樣，衣復恩後來竟被多疑的蔣經國監禁了三年多。
我們三個人都創辦過航空公司，我的港龍(不是現在那個港龍)與滬龍航空，陳文寬的復興航空，而衣復恩就是中華航空的創始人。有趣的是，衣創辦中華航空的背景還是與中央情報局的業務有關，可說整部台灣民航史都脫離不了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
當時台灣還是很貧困落後的年代，女性沒有什麼太多的工作機會，而空服員的待遇相對於當時一般台灣人好得太多，而且經常面對富商洋人可以釣個金龜婿，又常有機會出國帶些奢侈品回台轉賣獲利，成為所有女性最羨慕的工作。
(圖 7-8-8) 民航公司的空姐。
由於空中服務員要求英語的水平，在當時只有很好大學的女生才有資格，而很好大學的女生通常家境不錯，在家中都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要人伺候的千金大小姐，現在要上飛機伺候別人，難免一時調適不過來，貴氣有餘親切不足，所以空中服務員在台灣被叫做「空中小姐」。要瞭解的是，在中文裡「小姐」不僅是指未出嫁的女孩，還有富家千金的意思。
由於太多條件好的女性想要從事空服員的工作，民航公司自然就有條件挑肥揀瘦，當時甄選空服員真像是選美一樣，能被選上的各個貌若天仙，氣質出眾，成為社會上羨慕的對象，但很少人知道她們在飛機上所做的工作其實只是端端盤子、送水遞煙，工作性質和餐廳女侍其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因為當時絕大部份的人沒有機會搭飛機，所以充滿了想像。
五十年代的台灣一切都很閉塞，政治獨裁社會充滿肅殺之氣，加上戰爭的陰影，很多人都想找機會離開這個地方，因此有些較開放的女性就刻意與西方人主要是美國人交往，希望藉由婚姻關係能被帶往美國生活。這其中民航公司的「空中小姐」更是特具優勢，因為她平常工作上接觸的就有許多這樣的人，最後要不嫁入豪門，要不就是跟個美國人去新大陸，我的女朋友就是其中之一。
民航公司選空服員像選美的傳統後來由中華航空繼承，在所有航空公司中我認為華航的空姐最漂亮，相信很多人都與我一樣有同感。我到現在腦海中還會浮現我那位徐姓空姐女朋友的模樣，風華絕代真是令人難忘，但問題是太現實了！當她知道我是英國人而非美國人，不會帶她到充滿黃金的彼岸時便棄我而去嫁了個美國軍官，現住美國西岸應該都已經當祖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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