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蔣介石每年國慶文告仍信誓旦旦要打回大陸去，但那只是予人民希望以維持他統治的正當性而已，其實蔣介石早已知道反攻大陸是無望了，所以答應美國協防條約的所有條件，等於是承諾放棄對大陸使用武力，以換取美國的軍援與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弋防止共軍跨海解放台灣。
1964 年，中國大陸的人民公社運動到達最高潮，農民生產意願被扭曲，加上天災造成糧食欠收遍地饑荒，許多華南地區的難民紛紛跨越邊界進入香港成為難民潮，蔣介石這時忽然發現，機會又來了！
(圖 7-10-1) 「巨光計劃室」兵棋推演。
1965年一月十三日蔣介石指派蔣經國擔任國防部長，把反攻大陸的重任交給了他最信賴的長子。當時台灣國防部與美軍在台北市郊的碧潭已成立了「巨光計劃室」 研擬聯盟反攻作戰，雖然美國政府的態度是不贊同蔣介石對大陸進行軍事冒險，不過躍躍欲試的美國軍方將領仍暗中做研究與準備以應付時機隨時可能的轉變。甘迺迪總統在我 1962 年三月隨克萊恩站長回美國報告蔣介石的計劃時曾親口告訴我，在古巴豬儸灣失敗後他已記取教訓，絕不同意蔣介石的冒進舉動，所以我知道「巨光計劃」能實現的機率很低。
「巨光計劃室」由一位國民黨的海軍中將主持，我也去參加過幾次會議，發現他們並沒有很認真的在計劃，感覺上是應付了事，這讓我起疑。我十分清楚「反攻大陸」是蔣介石心中最大的願望，這一次美軍答應與他共同研究聯盟反攻作戰，理論上國民黨軍方應該是全力以赴以滿足老先生的期待，不可能如此虛應故事，我心中有一個疑慮，這是否是個煙幕彈？
後來我們果然知道「巨光計劃」是假的，是欺瞞美國人的煙幕彈，在台北市另一個郊區小鎮三峽所蘊釀的「國光計劃」才是真的反攻大陸作業，不過一開始我們並不知道，我是因為與台灣人的社會有較多接觸所以耳聞此事，我將消息上報，他們真的派了一架直昇機到三峽上空偵照了一番，不過也沒看出什麼。
「國光計劃」是何等機密的事，對於空中偵查人家當然早有準備，顯然應該另尋他法。有一天我開了一輛車假裝迷路，直闖進營門口前的通路，還沒到大門前的拒馬就被無數憲兵衝出以人牆擋了下來。雖然這次的個人偵察行動沒能成功，不過光看這個陣勢心中就已經有了譜，因為我也去過「巨光計劃室」，兩相比較安全防衛程度有天壤之別。中國人說「此地無銀三百兩」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太過掩飾反而露了餡。
(圖 7-10-2) 龍保羅駕吉普車到三峽偵查「國光計劃室」，被憲兵撲上來阻止。
不過「巨光計劃室」的成立也是有目的的，除了掩護「國光計劃」的存在。還以此為藉口向美國要求更多軍援，暗中轉移給「國光計劃」使用，這是蔣介石的「一石兩鳥」之計。
「巨光計劃室」既然是幌子，去了幾次就沒興趣了，我開始注意國民黨軍隊的調動。當時美軍顧問團對國民黨軍隊的管制很嚴格，軍艦出港都要通報，不能擅自行動。有一次蔣介石到大陳島視察，為了行動的隱密性沒有向美軍顧問團通報，幾艘護航的主力軍艦突然自港口消失，引起顧問團海軍組的一陣緊張。所以要掌握蔣介石是否背著顧問團進行對大陸的軍事冒險行動，監視其軍艦的動向是最容易的方法。
想要跨海進攻大陸，沒有登陸艦艇是不行的。國民黨海軍在二次大戰後自美國海軍接收了數量頗多的坦克登陸艦(LST)與中型登陸艦(LSM)，他的國營招商局輪船公司也自戰後市場購買了同樣數目的登陸艦做為商船使用，這些商船在國民黨撤來台灣之後也都被海軍徵用。儘管這些二戰應急建造的軍艦質量不佳，年久失修，但為了滿足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夢還是勉予維持不得除役，到了1964 年時，台灣的國府海軍竟擁有超過四十艘以上的坦克登陸艦以及中型登陸艦。
合理甚至計劃再添購十艘。不過日本人索價太高，於是海軍考慮在台灣的基隆造船廠自力建造，蔣介石還罕見的親自到造船廠參觀，不過當時的台灣確實無建造軍艦的能力，所以這個計劃始終無法實現。
(圖 7-10-3) 國民黨海軍「中海號」登陸艦自高雄出港開往金門運補。
即使有為數眾多的登陸艦蔣介石仍覺不夠，但當時台灣並無任何建造正規軍艦的能力，於是蔣當面交待海軍派員向日本接洽仿造美軍較新式的 1156 型 LST 兩艘，如果價格
增建登陸艦的願望無法實現，而且大型登陸艦的運用是列入美軍顧問團盤點管制的重點，不容易暗中調動，於是蔣介石指示以「中興計劃」與「大業計劃」名義大量建造各式登陸小艇以便於運用。本來在戰後美國援贈國民黨海軍的艦艇中僅有區區廿五艘機械登陸艇(LCM)與廿五艘隨登陸艦上附掛而來的車輛人員登陸艇(LCVP)，這對於一心想反攻大陸的蔣介石總統是遠遠不夠的，美軍也沒有意願增加這方面的援助。
「中興計劃」與「大業計劃」是國民黨海軍有史以來數量最大的一次艦艇建造計劃，分別由海軍的三個造船廠與台灣機械公司，高雄港務局兩個造船廠共同承造，其中「大業計劃」建造一百一十艘"LCM-6"型登陸艇、「中興一號計劃」試造八艘"LCM-8"型機械登陸艇、之後再進行「中興二號計劃」建造三十五艘"LCM-8"型登陸艇、「中興三號計劃」建造五十七艘"LCM-6"型登陸艇、「中興四號計劃」建造十艘 LCVP 與 4 艘 LCPR 蛙人用艇、「中興五號計劃」建造五十艘"LCM-6"型登陸艇；總計「中興計劃」與「大業計劃」共建造了二百一十七艘"LCM-6"型登陸艇，四十三艘"LCM-8"型登陸艇及十艘較小型的 LCVP 與四艘 LCPR 蛙人用艇。1965 年初二百七十四艘登陸艇陸續建造完成，有些到今天都還在使用。
由於登陸小艇航程有限，不可能航渡台灣海峽，所以要利用外島做為前進基地，為此還大量開鑿坑道做為登陸艇的隱藏基地。這些登陸艇都是仿照美軍式樣打造，不過為了向美軍顧問團保密，這些登陸艇的主機並非來自美
國原廠而是自日本採購商用車的柴油引擎代替，中途還發生一艘滿載引擎自日本開回基隆的招商局輪船「海祥號」在基隆港外沉沒，造成必須向日本重新採購而整批延宕交船的情事。其實在台灣島內進行這麼大規模的造艇計劃不可能瞞得過我，國民黨軍官的保密觀念又不強，沒多久我就可以大搖大擺的到現場去參觀了。
(圖 7-10-4)隱藏在金門坑道中的LCM登陸艇隊。
早在幾年前台灣就已準備在反攻作戰時徵集商船改裝成運兵船，並已進行過數次動員演習，應召輪船的甲板上預設了砲位底座與行軍鍋灶。根據我們的估計，台灣全部的運輸能量可以在第一波船團載運三萬二千名部隊登陸，飛機裝載五千到一萬名傘兵空投。這些力量略嫌薄弱，如果要開闢第二個登陸點牽制或佯動那就更不夠了。而且船團護航與空優若沒有美軍的幫助，風險將很大，所以蔣介石一直期待美國的海空軍能直接支援他的行動。
除了裝備與兵力的準備之外，蔣介石還發動宣傳攻勢，誇大大陸民眾對國民黨復辟的渴望，希望以此說服美國總統支持蔣的反攻大陸行動，因為美國政府根本就不相信蔣的軍隊有這個能力，認為只是想把美國拖下水的技倆。所以蔣介石這一回把民眾「揭竿而起抗暴」列為反攻大陸能成功的重要關鍵，只是對這一點美國政府也是半信半疑，求證的工作輾轉又到了我的頭上。
我在中國陸續生活了四十年，根本不須調查就可回覆，歡迎國民黨復辟的人不是早在 1949 年就逃離中國，就是已被共產黨鬥死，剩下的人全都對國民黨在大陸的所做所為深惡痛絕，實在很難想像有人會「揭竿而起抗暴」。我就是這麼回報華府的，從此美國不再對國民黨政權能回到大陸這件事抱持任何幻想，開始面對現實，認真考慮與中共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
1963 年五月三十日晚我發現一艘 PC 級的驅潛艦自東引前線匆忙駛回，這種情況偶而會發生，也未必就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我發現她的電文中有通知憲兵隊迎接的內容。一艘小小的驅潛艦怎可能載運官階大到需要憲兵接駕開道的長官？我很好奇，凌晨開著吉普車直奔基隆港瞭解。
(圖 7-10-5) 基隆碼頭憲兵等待「澧江艦」靠岸。
碼頭上全付武裝的憲兵已經站定位，我看到編號”111”的「澧江」號驅潛艦正自航道緩緩靠近碼頭，艦長廣播全體艦員甲板列隊，然後我跟隨憲兵登艦，艦長向帶隊的憲兵軍官耳語數句後憲兵開始拘捕站在最前列的五名士兵並將他們押下船。
我向艦長要求看航泊日誌及夜令簿，這是美軍顧問團的標準程序，但看不出所以然來便直接問艦長，艦長起先不願意回答，經過我的威脅利誘，終於透露是發生了叛變事件。
「叛艦？這幾個人看起來像是本地徵召的士兵，怎麼可能叛艦？要叛去那裡呀？」我很好奇的問。
艦長說：「我也不清楚，聽說是要劫船到日本。」原來艦上的保防細胞向艦長密告時已經透露了叛艦的原因及目的地。真實的情況是由於一些充員士兵受到台獨思想的影響，加上艦上幹部管教的問題忿而舉事，計劃奪取軍艦開往 日本投奔廖文毅的台獨 組織。
國府海軍的叛變在 1949 年達到高峰，那時甚至有整個艦隊投共的例子，不過自 1950 年敗退台灣後就幾乎沒有再發生過類似事件。一方面因為加強了政工的控制，另一方面台灣海峽的隔絕也使得客觀條件更加困難，因此十幾年來只發生過一次在金門一名士官單人駕駛一艘登陸艇開往對岸廈門投共的成功案例。
國府的政工人員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防範共產黨的滲透而忽略了其他可能，這就造成了盲點，導致台灣自 1950 年迄今最大的一次軍艦叛變案。不過這次叛艦案有個特點，那就是五名叛變者全都是台灣本地的充員兵，他們奪艦想要駛往的目的地也不是過去以為的中國大陸而是日本。換做外省籍官兵發生這種叛艦事件早就槍斃了事，但這幾個士兵只被判了十五年徒刑，而且後來居然還能假釋出獄，在台灣當時也算是奇蹟。
不管是不是奇蹟，這件事情幾乎沒有人知道，只要軍艦沒有損失，國府海軍也不會主動向美軍顧問團報告，我是因為剛好在現場，才有機會目睹這場自 1949 年以來最大的叛艦鬧劇。我很同情這幾名士兵，覺得他們真是異想天開，就算奪艦成功了，沒有美軍的同意他們有辦法把軍艦開到日本嗎？
當天國民黨軍隊精銳盡出，美軍還派了 B-52 轟炸機前來助陣，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國援助國民黨空軍的 F-104 戰鬥機以大編隊飛越總統府上空，不料一架失控的飛機把副油箱拋在觀眾區造成慘重死傷，之後又追撞造成另兩架僚機墜毀兩架重傷，為尚未開始的反攻大陸行動蒙上陰影。
(圖 7-10-6) 1965年六月廿四日的「成功一號」演習，五輛水陸兩棲LVT 車被打翻，造成陸戰隊數十人死亡。
其實早在1961年六月廿四日在左營桃子園舉行的陸戰隊「成功一號」登陸演習，因風浪造成五輛水陸兩棲LVT 車被打翻，數十人死亡，現場慘不忍睹，上天似乎在警告蔣介石不要輕舉妄動，但蔣仍不為所動。
1965 年的軍事行動以五月一日的一場海戰揭開了序幕，六月十七日，蔣介石來到台灣南部鳳山的陸軍官校召集軍方重要指揮幹部以官校歷史檢討會為名義進行講話，並預備發起行動。一再的警訊似乎沒有讓蔣介石停止行動，假如我猜得不錯，蔣介石已暗中將兵力集中澎湖為前進基地以減少航渡的距離，並利用颱風季節來臨的前夕登陸。我甚至直覺認為，蔣介石的登陸地點應該不是最靠近的福建沿岸而是廣東。
果然七月初我發現運補外島的船團尚未歸台，新的船團又提前出港，從這些蛛絲馬跡我預料蔣的反攻大陸行動已箭在弦上，立刻上報，顧問團派員到馬公要求登艦視察，艦隊到海上開了一圈發現逃不過美國顧問的監視，只得回港，一切行動就暫時打住。
(圖 7-10-7) 1965年的「八六海戰」，「劍門」與「章江」兩艦被擊沉。
(圖 7-10-8) 1965年十一月十四日的「烏坵海戰」，「永昌艦」被擊沉。
九月十九日蔣經國訪美，二十二日在五角大廈向國防部長麥那瑪拉提出了國軍登陸大陸西南，從背後徹底解決因中共支援北越使美國陷入越戰問題的建議。麥那瑪拉當然知道蔣介石在打什麼算盤，但仍召集參謀聯席會議討論研究，最後結論還是一樣，不信任蔣所說的登陸後會有大量人民起義與共軍投誠，反而美軍被拖入戰爭的機率非常之高，當時美國為了越戰的升高已經焦頭爛額，當然不願意在另一個地方再起戰端而疲於奔命。尤其會讓已經鬧僵的蘇聯與中國有機會重修關係，共同對美，這是美國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
蔣經國訪美無所獲，十一月十四日，國民黨海軍的「永昌」號軍艦在烏坵海域被中共海軍擊沉，陣亡官兵超過八十人，中共方面稱之為「崇武以東海戰」。兩次海戰的失利終於讓蔣介石瞭解敵我雙方海軍實力的消長，如果沒有美國海軍直接介入，就算美國同意蔣單獨行動，登陸作戰成功的可能性亦極小，從此「國光計劃」規模漸漸減小到後來無疾而終。
每年十月十日照例在台北市總統府前舉行的閱兵典禮從此被無限期取消，蔣介石至死也沒再舉辦過。
(圖 7-10-9) 蘇聯密使維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與蔣經國在台北秘密會面。
維克多·路易斯是投奔英國的蘇聯人，定居於倫敦還娶了英國老婆，當時公開的職業是記者，實際上他是受蘇聯 KGB 指揮的間諜，MI6 早就監控他了，這個人現在跑來高唱「反共抗俄」的台北幹什麼﹖美國人懷疑蔣介石在與蘇聯勾搭，但對路易斯又瞭解不夠，所以 CIA 希望我能夠為台北站提供必要的協助。
透過情報交換體系，我從倫敦 MI6 取得路易斯的資料，而且台北方面也獲知路易斯於十月廿九日與蔣經國會了面，但無從得知他們談了什麼。我向站長提出路易斯有可能是代表莫斯科來與蔣介石談合作，配合紅軍在中蘇邊境即將發動的攻勢，國民黨部隊亦在中國沿海登陸南北夾擊，消滅北京政權。蘇聯並同意提供美國所不願意提供的武器裝備以為條件。我還提出戰爭若出現膠著狀態，不排除蘇聯會對中國動用核武。
這是個相當大膽的假設，完全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雖然當時蘇聯與中國的關係已經十分惡化，但要說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之間會發生戰爭，還真的很難令人信服。站長聽完我的報告後直搖頭說：「保羅，這個報告要是傳給蘭利總部，他們一定會把我當瘋子關進精神病院！」
不料沒隔多久，第二年的三月中蘇邊境就爆發了珍寶島衝突事件，核子大戰的威脅一夕成真，上任才幾個月的尼克森政府開始緊張，因為剛加入核子俱樂部的中國也現在也有能力還擊蘇聯，這促成了我在當年五月夜闖羅布泊的行動。
由於我的不幸而言中，華府現在很信賴我的判斷，台北站長再也不敢扣留我的報告。我覺得此時美國若要發揮關鍵的平衡角色，就必須站在中國這一邊，因為少了中國對蘇聯的制衡將不利於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這個政策被尼克森定調，開啟了後來季辛吉與尼克森相繼訪華並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契機。而美國對蘇聯的強硬立場最終也使蘇聯軟化，一場核子大戰的威脅終於消弭。我認為這次事件可以說是「遠東版的古巴危機」！
事後覺得，路易斯應該是受到台灣方面積極反應的鼓舞，讓莫斯科產生誤判，敢於利用珍寶島事件升高核子戰爭威脅。事實上在美軍顧問團的監視下，蔣介石的部隊根本動彈不得，所以這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事，蘇聯可能高估了蔣介石的能耐。有趣的是，蔣介石原想借蘇聯之力反攻大陸，反而意外的促使美國與中國由接觸進而建交，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其次，過去人們對於中國發展核武有不一樣的解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國沒有核武，1969年蘇聯的核彈可能真的就會落在中國人的頭上了。
我駕「中國珍珠二號」飛機離開台北先飛到香港，然後轉赴越南西貢的新山一機場。因為未來任務大部份在越寮邊境的叢林，為了安全，我一到西貢就把飛機從原來的鮮黃改漆成與軍機一樣的綠色。 在越南我們隸屬於「美國航空公司」(Air America)，這是民航公司在這兒對外的名稱。我們經常要把軍火與美軍顧問送往越寮邊境的叢林機場，再把鴉片與病患載運出來；每次一降低高度準備降落，地面四周就會冒出機關槍的火光，那是隱藏在叢林中的越共在攻擊我們，而降落後要在那段長度極短的跑道上把飛機煞停也需要高超的技術。
(圖 7-10-10) 「美國航空公司」(Air America)的DC-3在越南的叢林機場起降。
飛機一停住就會有大群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土著軍隊蜂擁而上把武器彈藥搬下，然後裝上要運出的貨物與人員立刻再度起飛，在那樣的環境起飛除了技術更需要勇氣，我看過有些山區的機場故意修築成斜坡狀，以便降落時能減少距離並在起飛時可以拉高角度。
這是非常危險的任務，許多飛機在起降時被越共擊毀，有些是因駕駛失當或機件故障撞毀在跑道頭，每一個機場四周都有許多飛機殘骸，提醒我今天還活著真要感謝上帝。不過待遇倒是不錯，吸引許多二戰在遠東服過役的美軍飛行員與來自台灣來的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到此淘金，他們當中許多我早已認識。
我像其他西方機師一樣把家設在曼谷，相較於陰冷沉悶的台北，這兒真是熱帶天堂。泰國幸運地躲過二次大戰，國家沒有遭受破壞，加上發越戰的戰爭財，曼谷顯得格外繁榮。物價低廉、人民溫和、女郎美麗，所有西方人來到這兒都流連忘返。
從 1927 年開始，我在中國已經住了廿二年，之後因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關係來台灣又住了十五年；我一直懷念在上海的那段日子，對台灣本來沒有特別的感覺，但就在我離開台北之前的那幾年，也許因為準備反攻大陸整個台灣充滿了肅殺的氣氛，讓我覺得透不過氣，因此當我離開 CIA 的工作後，就連家都一起搬走了。
想不到我離開 CIA 仍脫離不了魔掌，兩年後又為他們冒險犯難了一次。
1969 年底我因中學同學伊恩·佛萊明之邀到北京英國大使館任職，臨去之前又把飛機飛來台南保養，以便交給其他飛行員代飛，想不到這一次又惹上了麻煩。
(圖 7-10-11) 「中國珍珠二號」在台南亞洲航空工廠維修。
這得從一個叫彭明敏的台灣人說起，彭是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也是國民黨政府刻意栽培的台籍精英，但因持台灣獨立主張與當局意見不合，蔣介石將他以叛亂罪下獄，但因國際組織的關切最後以特赦名義釋放，但蔣仍派特務實施二十四小時跟監。然而在這麼嚴密的監控下，彭居然在1970 年元月失蹤，之後在瑞典出現，公開對蔣介石的特務迫害大加撻伐。
彭的發言令國民黨政府在國際間形象掃地，，彭的神秘脫走更令台灣的情治系統顏面大失，蔣介石怪罪下來，特務們於是將責任全推到中央情報局頭上，說是美國派飛機從軍用機場將彭帶走，而且暗示是我在幕後主導這件事。
我因在 1970 年初即赴北京任職，根本不知道台北發生了什麼事，只是有一陣子申請入台都被駁回而感到莫名其妙，還以為是因為我在北京工作的原因。不過我想台灣的情治組織這麼做也是有原因的，因為美國是國民黨的保護傘，推給中情局料蔣也無法向美方求證。而且大家公認中情局神通廣大，如果真是他們幹的，那麼台灣情治組織的責任也相對較輕。至於為什麼要把矛頭對準我？原因很簡單，我有飛機，又不必經過海關，可以夾帶彭明敏出境嘛！而且那個時候我剛好把飛機飛來台灣，時間上正巧合。
其實無論是中情局或我都與此事毫無關係，但多年來以訛傳訛，大家都以為真的是中情局派飛機來把彭明敏運出台灣。後來終於真相大白，原來是我的同胞，一位在台灣傳教的英國籍牧師唐培禮(Milo Thornberry)幹的。他找了一個體型與彭差不多的日本人來台，兩人故意穿著打扮一樣迷惑跟監者，然後彭持日本人的護照從台北松山機場大搖大擺出境，日本人則以護照遺失為理由申請補辦亦隨即離開台灣。當初台灣的情治系統原已有耳聞說有英國籍人士涉案，而我的中情局背景與駕機來台時間上的巧合正好讓他們對號入座，就成了替罪羔羊了。
最後由中情局主動提供情報與證據，那位英國牧師才被台灣當局驅逐出境，可是到今天都還有人以為是我幹的。彭在九十年代台灣政治日趨開放後回台，曾在 1996 年參與台灣總統的選舉，但未當選。
(圖 7-10-12) 國民黨海上特務的偽裝漁船被中共砲艇攔截俘虜。
國民黨的情報局雖然經常把一船船的武裝特務送往大陸，並向美國人吹噓敵後有多少潛伏據點，隨時可以鼓動人民「揭竿起義」以爭取美國政府支持他反攻大陸，但美國人從不相信他這一套。
事實上由於計劃的愚蠢，大部份人還沒上岸就被格斃，少數登陸成功的也逃不過嚴密的民防系統，真正能深入敵後潛伏的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到。更可悲的是雖然付出如此慘重代價，但其任務只能算是搔擾，與情報搜集扯不上什麼關係，在我看來層級是非常低的，但蔣氏父子卻樂此不疲，繼續讓更多特務去白白送死。
國民黨情報局的另一種做法，就是以重金在港澳地區召募比較容易藉返鄉名義進出大陸的人做為敵後工作人員，這種人據我瞭解絕大多數都是騙子，他們拿了台灣的錢卻端坐在香港的茶樓與跑馬場裡發假情報，騙吃騙喝之餘還誤導國民黨高層的決策。其實我看國民黨情報單位的人也知道這種情況，只是蔣介石喜歡看，大家就合演一齣假戲矇騙他。幸好 1965 年反攻大陸行動被美國人制止，否則蔣介石若根據這些假情報以為他真有多大的勝算，台灣恐怕將遭遇萬劫不復的下場。
既然對敵人無能，所有國民黨的情治系統都把焦點放在島內，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這就是當年彭明敏在台灣所面對的環境。對於這一點我老早就已明瞭，其實國民黨的特務系統本來就是為鞏固蔣介石的權力而生，而非像西方是國家戰爭機器的一環。
1965 年反攻大陸行動的停止以及當年數次海戰的失利都沒有影響蔣經國國防部長的地位，隨著蔣介石的淡出，蔣經國反而獲得更大的權力，由國防部長而行政院副院長、院長，最後終於登上總統大位，達成蔣介石父傳子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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