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的十月三日，我跟隨海軍參謀長周憲章少將來到上海吳淞基地登上「重慶艦」，周憲章對艦長鄧兆祥下達了開航天津塘沽港待命的緊急命令。我之所以跟隨是因為代表英國海軍觀戰並監視該艦不得有影響大英帝國利益的舉動。軍艦抵達塘沽外海後的五日下午三時，蔣介石總統在國防部長徐永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等人及衛士的陪同下搭小火輪登艦，在檢閱樂、儀隊後進入艙內向鄧兆祥艦長下達命令開往葫蘆島。
當時我也在艙內，蔣介石看到我皺著眉頭不發一語，他是認得我的，不過今天在他的旗艦上出現一個英國軍官來監軍，大概覺得非常礙眼。在開往葫蘆島途中蔣介石透過艦上廣播系統向官兵宣讀「黨員守則」，我在官艙與其他軍官在一起聆聽，看得出大家面無表情意興闌珊的樣子。六日下午蔣介石離艦登上葫蘆島視察準備進攻共軍塔山陣地的陸軍部隊，因那已非我的任務範圍，所以就留在艦上。
蔣介石直到第二天才返艦，一登艦就下令立刻返航塘沽，看他的表情似乎不大愉快，不久就傳來他喝斥桂永清與鄧兆祥的聲音，因為蔣戴著白手套在艦上到處檢查，發現儀表上有灰塵，認為海軍管理散漫而大發雷霆。 鄧兆祥本來想辯解，被桂永清扯了扯袖子制止，臉紅脖子粗地退出，與我在走道上相遇無言。蔣介石在塘沽新港登岸後搭專列赴北平乘專機飛往上海。
(圖 6-7-1) 「重慶艦」砲轟塔山共軍陣地。 送蔣離去後「重慶艦」再返葫蘆島，蔣介石不在，這個放砲的任務就由桂永清代理了。「重慶艦」在十日前就已經在葫蘆島外海淺灘把前後錨都下好以穩定艦身，槍砲官瞄準好陸地目標塔山共軍陣地的方位，就等桂永清下令。 配合陸軍部隊的行動，十日清晨全艦進入戰備，我也在艦橋上觀看「重慶艦」來華後的第一次實戰。這時手持望遠鏡的桂永清下令開砲，艦艏尾的六門六吋砲管同時發出橘色的火燄，砲彈往遠方的陸地飛去，見到一陣煙塵揚起，桂永清嘴角揚起微笑。在一輪主砲齊放後，從望遠鏡中看到陸軍部隊有好幾萬人往共軍陣地發起衝鋒。 我從望遠鏡中觀察這支進攻的國民黨陸軍，好像看到日軍「萬歲衝鋒」的景象，不禁好奇問艦上的陸軍聯絡官，得知番號為九十五師，就是1945年十一月底在高雄登岸接收，黃濤第六十二軍轄下的部隊，當時九十五師在台灣徵召了不少前曾在日軍部隊服役的台灣人，所以作戰帶有強烈的日軍風格。
(圖 6-7-2) 「宣懷輪」在營口港準備撤離第五十二軍部隊時發生大爆炸，造成嚴重死傷。
桂永清以為這下子共軍陣地一定立刻土崩瓦解，不久觀測員報告陸軍開始退卻，桂永清不可置信地再度拿起望遠鏡，發現一大群傷兵從共軍陣地前連滾帶爬的退下來，接著地面部隊的指揮官闕漢騫軍長來電要求再予火力支援，桂永清滿臉怒火，親自下到砲塔內連發數砲，但亦無濟於事。原來共軍的火力竟比國軍還要猛烈，完全是蘇聯紅軍「大砲兵主義」式的打法。
如此反覆經過好幾天的戰鬥，第九十五師傷亡達三分之二以上，已經沒有力量再發動攻擊了，只好撤退，接著共軍發動反攻，到了十一月初國民黨陸軍從營口港倉皇撤離。
十一月一日夜，招商局「宣懷輪」在營口接運撤離的第五十二軍時，艙底堆放的汽油發生火災引發彈藥爆炸，造成慘重的傷亡。國民黨軍撤離之後，整個東北就被共軍佔領了。
「重慶艦」無功而返，駛回上海江南造船廠修理，這時我已經先回到上海了。這一趟「重慶艦」不但沒有完成任務，還對官兵的士氣造成極為嚴重的打擊，艦長鄧兆祥也對蔣介石心生不滿，種下後來全艦叛逃的遠因。
我聽了從椅子跳了起來，連忙開車前去一探究竟。在前往吳淞軍港的途中我的腦海反覆思索著，我一直都有這個預感，總覺得「重慶艦」遲早會出事，但也講不出有什麼根據。
(圖 6-7-3) 叛變的「重慶艦」偷偷駛出揚子江口。
「重慶艦」的叛逃對蔣介石是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因為如果讓本來是旱鴨子的共軍擁有這艘戰艦，就會讓在陸地上已經打不過共軍的國民黨軍隊，現在連在海上都要吃憋了！
果然「重慶艦」投共的消息一傳開，所有國民黨的海軍艦艇紛紛回港躲避，生怕在海上與她不期而遇。本來國民黨軍在內戰中吃定中共沒有海軍，對沿海的陸地戰鬥經常利用艦艇海上機動、砲轟、運補與撤退，來去自如，共軍只能望洋興嘆。但現在局勢完全改觀，如果國民黨海軍繼續龜縮，那麼連陸地戰鬥都將瓦解。
不過在我來到吳淞基地當時狀況並不是很明瞭，只知道兩天前也就是二月廿五日清晨該艦離開吳淞基地後就失去聯絡，但根據美國海軍通報曾發現該艦出現在山東煙台附近，因為當地為中共佔領區，而且無線電一直呼叫不通，研判該艦已經投共。
不久面色如土的桂永清亦自南京趕到吳淞基地，聽說蔣介石剛剛已經免了他總司令的職務，但繼續留任以圖戴罪立功。我是代表英國政府來的，桂永清不敢怠慢，帶我進入海圖室說明狀況。
「校長命令我如果無法挽回重慶號就一定要把她炸沉。」桂永清說。
「你們可千萬不能這麼做，那是皇家海軍的功勳艦呀！」我抗議說。
「我們現有的艦艇沒有一艘能與重慶號匹敵的，共匪一旦擁有了她，我們連海上都不安全了。」
「這個你不用耽心，根據我的瞭解，鄧兆祥他們還沒訓練到可以在海上和軍艦打海戰的本事，這和對著岸上共軍陣地放幾砲是不同的。」我解釋道：「而且要讓一艘軍艦出海可沒那麼容易，我不相信共軍能從那兒搞來那麼多鍋爐用重油和砲彈，只要控制住補給不流向共區，不出幾個月那條船就成了一艘不能動的廢鐵了。」
「你以為我不知道這些嗎？重慶艦剛剛才在江南造船廠完成歲修，加滿了油，還裝滿一千發六吋砲彈，五百發四吋砲彈，一千五百發機關砲彈！」
我想我的話可能又觸及他被人批評不懂海軍的痛處，桂永清滿臉通紅，連珠砲似的說：「更何況不要說幾個月，我們現在連幾天都不能等，好幾個被圍困的地方必須靠我們海軍補給，部隊要靠船隻轉進，如果艦艇不能出海.....」
(圖 6-7-4) 桂永清與龍保羅在吳淞軍港的辦公室會面。
我這才知道國民黨的軍事狀況已經惡化到什麼程度。當時天色已暗，我們兩人在幽暗的室內無語對望良久後，桂永清才囁囁地說：「而且轟炸重慶艦校長是直接對空軍下的命令，我一個待罪之身的人能說什麼呢？」
「我覺得鄧艦長不像是會叛逃的人.....」
桂永清一聽到我提鄧兆祥，臉上突然青筋暴露咬牙切齒地說：「鄧兆祥這個叛徒我要把他碎屍萬段，還有那一幫福建佬！唉！我原來已經計劃用青島的人把他們都換下來，還是晚了一步！」
桂永清把鄧兆祥與閩系劃為一類，事實上鄧兆祥是廣東海軍出身，只不過在馬尾海校當過幾年教官，但他與大部份曾在英國皇家海校深造的閩系軍官一樣，對打內戰有自己的看法。我在與鄧兆祥同艦來華時，他曾對我講述 1911 年辛亥革命時清朝海軍提督薩鎮冰的故事，薩鎮冰也是英國皇家海院早年畢業的學長，當時已經官至清朝海軍艦隊的總司令；1911 年武昌起義，薩提督率領全中國的主力艦隊開到武昌城外揚子江江面上準備砲轟城內的革命軍，以當時革命軍的火力是完全無法匹敵的。
就在這個時候各艦的漢人軍官要求薩鎮冰宣佈起義贊成共和，薩提督在英國受教育多年，自然瞭解民主共和的真諦，但是要他支持打內戰卻是辦不到的，在無法說服彼此的情況下，他選擇離開艦隊獨自搭小船來到上海退隱。
鄧兆祥告訴我這個故事，難道是他想效法薩鎮冰嗎？他不贊成內戰，但不表示他願意替共軍率艦向國民黨作戰，就像薩鎮冰不願意率艦隊起義回過頭來對清廷開戰一樣，不管幫那邊都是打內戰，沒有什麼差別，除非他是共產黨的狂熱份子，但我看鄧兆祥不像。
鄧兆祥「重慶」艦長的職務還是我向皇家海軍推荐來的，因為這個案子是由我的同學主辦，但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包括鄧兆祥。
(圖 6-7-5) 空軍C-47運輸機從葫蘆島內陸低空慢速飛向港口偵查「重慶艦」的下落。
由於中國空軍對轟炸艦艇沒有經驗，三月三日的空襲未能成功，有些老飛行員知道我 1927 年轟炸上海江南造船廠與 1932 年在海南島炸沉「飛鷹」艦的經歷，竟建議來尋求我的協助，剛好我亦想親自監看「重慶」艦的下場，於是雙方達成協議，我協助做顧問，換得一套空襲結果的空拍照片。由於我的身份敏感，和從前一樣只能秘密從事，對外則一概否認。
首先要解決的是偵查的問題，「重慶」艦躲入葫蘆島後國民黨空軍天天去偵察卻遍尋不獲，我建議以慢速低飛的民航機通過上空比較看得清楚且較不引人注意，我甚至主動提出我可駕自己的「中國珍珠II號」去替他們偵查，但空軍方面因有所顧慮而婉拒，最後調來一架空軍自己的 C-47型運輸機。
我於三月十六日登上這架 C-47 運輸機往北飛向葫蘆島於下午抵達，我們刻意選擇從內陸方向進入，地面完全沒有反應，連一點防空砲火都沒有。機長江少校覺得很無聊，起身到後面喝咖啡，讓我坐上正駕駛座，我從八千呎的空中看港內空蕩蕩的只有幾艘小船，什麼也沒有，覺得十分狐疑，喃喃自語說：「這麼長的碼頭一艘船也沒有，看起來有點古怪。」
副駕駛王上尉聽了我的話轉頭往窗外看了一下說：「奇怪，葫蘆島的碼頭什麼時候冒出一個斜角？」
「你來過葫蘆島港？」
「是呀！我從前來過這兒的防波堤釣魚，那時碼頭好像沒有這個斜角吧？」
「再繞一圈從低空進入，我要多拍一些碼頭的特寫照片回去。」我對王上尉說，這時機長也被叫回駕駛艙。
於是我們繞了一圈以五百尺低空再通過一次，對著碼頭連續拍了好多張照片，這時地面才有反應打了幾發高射砲彈；回到基地把底片沖洗出來後檢視，發現碼頭果然有問題。
「看看這個！」
(圖 6-7-6) 「重慶艦」上偽裝的樹枝與魚網很容易被點燃。
在放大鏡中可以看到樹枝魚網掩蔽下白灰色艦橋露出的局部，原來整個「重慶」艦都用黑灰色油漆重新漆過，但沒有完成的部份露了餡兒。我還發現偽裝的樹枝似乎是松枝與麥桿，這使我有了一個主意。
「松枝與麥桿加上漁網，只要炸中就會燃燒，如果艦上小艇內的汽油又未卸下，一起火就難以搶救了，但問題是怎樣才能炸中她？」
我的疑問是有道理的，蔣介石把轟炸「重慶」艦的任務派給了第八大隊，但是第八大隊的 B-24重轟炸機是專做高空水平投彈地毯式轟炸用的，拿來炸軍艦其實並不適當，但當時中國空軍並沒有俯衝轟炸機隊的編制。
在蔣介石的壓力下，國民黨空軍可沒功夫想這麼多，十八日就由空軍第二軍區司令陳嘉尚親自率領四架 B-24 以五百磅和一千磅炸彈轟炸但未獲戰果，十九日再增加出動七架仍然未能炸中。原因很明顯，龐然大物的 B-24 根本不敢低飛，從幾千尺的高空投自由落體的炸彈想要炸中只有 51尺寬的軍艦，就像駱駝穿過針眼，根本不可能。
我於是建議陳嘉尚：「可以派一架 C-47 運輸機在低空盤旋觀測著彈點，然後通知高空的 B-24 修正，而且不要照教範僚機跟隨長機一起投彈，要一架一架來逐步修正，如此或許可以奏效。重慶艦上現在堆滿了易燃物，只要命中一發就夠了！」
(圖 6-7-7) 國民黨空軍B-24 重轟炸機飛臨葫蘆島港上空轟炸「重慶艦」，旁邊C-47低空伴飛觀察彈著點。 次日一架偵察機拍攝了「重慶」艦中彈翻覆在葫蘆島港內的空拍照片，正本呈給國民黨上級，我獲得一套副本送回總部，可以想像倫敦海軍部那些大將軍們看了這些照片之後的臉色。
(圖 6-7-8) 國民黨空軍拍攝「重慶艦」在葫蘆島港內向右側翻覆的照片。
空軍在拍攝這些照片後大肆宣稱「擊沉」重慶艦，其實稍有海軍常識的人看過照片就知道，如果只是艙面易燃物火災，要讓像「重慶」號這麼一艘真正的軍艦沉沒是不大可能的，當然引燃了彈藥庫例外，但若真引爆了彈藥庫則她的艦體不可能像照片上這樣還保持的這麼完整，所以我一看照片就指出這一定是共軍連夜開海底門放水造成的，由於葫蘆島港水淺，船著底時側面沒有支撐，重心使得它往右舷方向傾覆。
這種話空軍當然聽不進去，因為他們想要藉此邀功，但因「重慶艦」叛逃與被炸毀這件事情本身就讓國民黨政府大感尷尬，沒有什麼值得慶賀的，所以後來也就沒有頒發任何獎章給空軍，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了六月，我們香港情報組掌握到一名從中國東北逃出來原「重慶艦」輪機上士名叫麥煥坤，他是英國籍華僑，原來在利物浦福特公司當汽車修理工，應聘到「重慶艦」上當輪機士官，隨叛艦被帶到葫蘆島最後由東北逃出抵達香港，因為要重辦護照回英國而被我們掌握。他帶來了「重慶艦」叛變當時的一手資料，許多謎團才被解開。以下是他的敘述∶
「發動這次叛變的二十餘人盡是中士階級以下的士兵，沒有半個是尉級以上的長官，…主要原因是艦長事前既不知道，也沒有準備「出其不意」，舉發於倉促之間，…當其他官兵發覺事情有點不對時已經在武力威脅之下，而且已經被繳去槍械。」
「艦長知道他們要叛變政府投往中共，艦長仍異常鎮定對叛兵曉以大義，但叛兵不僅不聽，並且說假如艦長不允發令開航即爆炸軍械庫，使全艦同歸於盡，際此危急關頭，鄧艦長發覺艦上電話電訊全斷，與各方失去聯絡，知叛兵已控制全艦，卒在叛兵監視再四催迫之下而發令開航。」
我猜的不錯，鄧兆祥不但沒有主動配合，還試圖反抗，但沒有成功。麥煥坤還敘述當國民黨空軍轟炸機來襲時現場的狀況：「士兵完全喪失了戰意，紛紛丟棄了崗位離艦，登岸爭先恐後，唯恐逃之不速，艦上還在指揮迎擊國機的共軍睹狀也急起應付他們，不再發砲打飛機而立即架起了機槍轉向逃命的士兵掃射，於是艦上陷入了大混亂狀態。」
原來共軍還希望這批人能開著「重慶艦」出戰，看到這個場面就知道沒指望了，才會決定自沉保船以待將來，而麥煥坤就是實際的執行者：「在輪機部門下有一個「防沉管制」部門，這個部門是專責管理艦的緊急修理及安全水管，尤其是在戰鬥時期，這個部門特別重要，我是這個部門主管者，因此這次要放水沉艦，使我成為重慶艦的劊子手。」
(圖 6-7-9) 「重慶艦」撈起後送往大連造船廠檢修。 一代名艦「重慶」竟以這種窩囊的方式了結生命實在可惜，如果「重慶艦」是在我恩師沈鴻烈的手裡可能結果又不一樣了，我想他會率艦趁夜潛入上海轟他個措手不及，就像 1927 年那樣。 不過這只是我的幻想，時空環境不同，很難用假設的方式去推測歷史，畢竟歷史上發生的事更多是出於偶然。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靈甫」與「重慶」二艦不同之處在於「靈甫艦」是租借而非贈送，我就由這一點開始研究。「靈甫艦」原來是皇家海軍的"HMS Mendip"號護航驅逐艦，與「重慶艦」同時於 1948 年五月廿九日在樸資茅斯軍港接收及返華。由於「重慶艦」已經協議為無償援贈以抵消戰前徵用的六艘中國海關緝私船，對於「靈甫艦」英方再不肯退讓，堅持改為租借，借期訂為八年。 「靈甫艦」屬於 Hunt 級護航驅逐艦，由英國 Swan Hunter 廠建造於 1940 年四月九日下水，十月十二日完工成軍；艦身長 280 呎、寬 29 呎、吃水 14 呎，標準排水量 1,000 噸，滿載 1,415 噸。動力系統為兩座燃重油鍋爐搭配 Parsons 透賓渦輪主機，雙軸推進, 19,000 匹軸馬力，最高速率 27.5節。武器裝備有兩座雙聯裝砲塔共四門 4 吋砲，兩門 40mm 機關砲(Pom Pom)，兩門奧勒岡 20mm防空機關砲。
(圖 6-7-10) 「靈甫艦」被要求從上海南下來到廣州白鵝潭江面停泊，由英國領事館就近看管。
當時「靈甫艦」已經因「重慶艦」的叛逃被英方要求南調廣州海軍第四軍區就近看管以免再發生類似事件，三月廿四日該艦起碇自上海南下，沿路由皇家海軍的軍艦監視護送，同一時間我也到達廣州。
我仔細研究了「靈甫艦」的租借合約，發現有幾條重點，其一是若英方需要，經通知中方後應於三個月內交回。其二是該艦調動必須在三天前通報當地英國領事館，否則視同違約。我覺得這兩點似乎是可以加以運用的。
「靈甫艦」到了廣州停泊在白鵝潭江面，目的只是為了讓岸上的英國領事館隨時可以看到她，但這樣每天無所是事不消幾個禮拜官兵就受不了了，軍紀逐漸鬆弛，第四軍區司令楊元忠少將眼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於是在四月中安排了一趟海南島的訓練航行，出發前先開入香港海軍基地加油。
「機會來了！」我到香港向當地的海軍司令羅勃生代將(Commodore Robertson )報告說：「開航到海南島是違反租艦協議的，依合約我們可以收回該艦，現在她正泊在香港加油，機會難得，請司令馬上下令扣押。」
「真要這樣幹嗎龍上校？」司令有點懷疑：「我聽說他們到海南島是進行訓練活動，而且已經在三天前向廣州的領事館報備過，這些不都是在合約允許的範圍內嗎？」
「這要看我們想不想馬上收回這艘軍艦了。」我說：「如果想，只要能找得出的理由那怕再牽強都應該趕快提出，否則我看廣州也守不了幾天了，到時候難道去跟共產黨要嗎？」
羅勃生司令同意了我的建議，於是下令派兵扣押「靈甫艦」，楊元忠司令則通知鄭天杰艦長拒絕移交，雙方僵持不下，竟鬧了足足一個月。在這段期間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紫水晶號事件」，準備渡江的共軍砲兵擊傷了上駛南京的英國驅逐艦「紫水晶」號(HMS Amethyst)造成該艦重傷擱淺在江邊，第二天共軍又與來增援的旗艦「倫敦」號巡洋艦與「黑天鵝」號(HMS Black Swan)驅逐艦發生戰鬥，雙方互有死傷。
皇家海軍遠東艦隊司令白林德上將(Admiral Sir Eric James Patrick Brind)這時親自由倫敦趕到上海坐鎮指揮搶救「紫水晶」號，我是在地最高情報官員不能擅離職守，所以亦隨上將離港回滬。當時桂永清已自南京逃到上海，我審時度勢後鼓吹上將再向桂提出交還「靈甫」艦的事，正為陷留南京第二艦隊叛變搞得焦頭爛額的桂永清這時那有心情深思，當即同意並擬就公文交給英方。
(圖 6-7-10) 「靈甫艦」由廣州開來香港加油，卻被英國海軍扣留。
我打電話給香港的羅勃生代將告訴他公文電報已發出，從電話中聽到他以很得意的口吻說：「太好了！我馬上派參謀長持公文到廣州去找楊司令要求立即移交，看到桂總司令的公文，楊司令能不乖乖聽話嗎？」
「楊元忠？恐怕沒那麼容易吧？」
楊元忠是青島海校的畢業生，1932 年六月他還在做學生的時候曾搭乘「鎮海艦」訪問台灣，當時我亦在艦上跟隨訪台，所以我們還算舊識，多多少少瞭解他。不久羅勃生回電說楊元忠以桂永清沒有對他直接下令而拒絕移交，參謀長吃了閉門羹已在回來的途中。
「中國人面子是很重要的！我看由上將出面請他在旗艦上吃個飯，大家見面三分情嘛！還有，只要能把軍艦收回來，形式上的事情可以稍稍遷就一下，讓中方官員有個下台階，這樣大概就能解決了。」我勸他說：「紫水晶號的事現在很麻煩，不要讓收回靈甫艦這件小事影響大局。」
果然事情的發展大致上與我講的差不多，白林德上將邀請楊元忠少將飛來香港在他的旗艦上共進午餐，雙方終於達成協議，英方同意讓「靈甫艦」出海繞一圈再入港，避免了中國方面被扣押的羞辱感，僵局就這麼解決了。
「靈甫艦」的移交典禮於 1949 年五月廿七日在香港基地舉行，楊元忠少將與羅勃生代將共同主持，羅勃生從頭到尾板著一張臉，他現在總算瞭解什麼是中國人的面子問題了吧？典禮後艦長鄭天杰率領四十餘名官兵於第二天去了台灣，剩下的七十三個人則在軍艦移交之前就已經分別離港回大陸投奔中共去了。
「靈甫艦」收回後於同年十一月十五日被英國賣給了埃及海軍，先命名"Mohamed Ali El Kebir"，之後再改名為"Ibrahim El Awal"號。1956 年十月卅一日以埃第二次戰爭爆發，"Ibrahim El Awal"號竟然被以色列俘獲，改名"Haifa"號繼續服役於以色列海軍，這艘經歷四面國旗的軍艦據說在 1972年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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