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北平最後班機

與美國軍方高層一直搞不好的陳納德在日本投降前幾天被免職回美國,在中國戰區受降典禮上缺席成為他在華八年來最大的遺憾。但在 1945 年底他即回到中國,除了計劃向小他卅歲的的中國女朋友陳香梅求婚外,並且搜購戰後除役的軍用運輸機成立民航空運隊經營中國國內的民航運輸業務。

由於他與蔣介石夫婦的密切關係,民航空運隊在 1946 年十月一開張就與中國,中央航空公司鼎足而立,雖然它是由陳納德將軍及商人懷特·魏勞爾(Whiting Willauer)合資成立的美國公司,但卻是掛名在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之下,所以民航空運隊甚至比其他兩家國營航空公司更能夠接到政府的業務,這種巴結蔣氏夫婦搞特權的手腕雖然使他在中國無往不利,但亦得罪不少人,從戰時的美國軍方高層到戰後的中國與中央兩家航空公司。

當時許多戰時剩餘的軍用物資以極便宜接近廢料的價格在市場拋售,包括我在駝峰飛行時大量使用的 C-47 型運輸機。我立即買了一架並將它命名為「中國珍珠 II 號」以紀念安妮,我甚至還仿照當年安妮的設計,飛機採黃色塗裝並在機首繪上藍龍搶紅珠的大清帝國標誌。

我把飛機給租給民航空運隊營運,有時我也自己客串駕駛員,當時民航法規還沒有管的那麼嚴,這是可能的。對於情報組而言這也不成問題,因為早在戰前就有先例。1928 年當我被 M 先生吸收加入駐華海軍情報組時,上級就同意保留我原來經營的「滬龍航空」甚至投資入股以為工作上的掩護,現在只要倫敦沒有新的規定,我就可以一面擔任英國情報單位駐華的特派員,一面在民航空運隊當股東並偶而玩票當當駕駛員。

(圖 6-6-1) 1947年一天之內在上海龍華機場同一地點發生三起班機空難的「黑色聖誕夜」事件。

不過當時中國的民航事業管理並不是很良好,飛安事故頻傳。1946 年十二月廿四日,一架中央航空公司由武漢飛上海的 C-47 型 CA48 號班機在江灣機場降落時飛越跑道撞毀民房,造成機上十一人地面一人死亡。

同一天中國航空公司的 C-47 型 140 號班機夜間降落在龍華機場跑道上撞燬,全機罹難。同一天中國航空公司另一架 C-47 型 115 號班機亦在龍華機場降落時迷航在附近撞燬,機四十四人僅三人生還,另加上地面被燬民宅的九條人命。當天還有一架中國航空 135 號班機本來亦是要降落龍華機場,飛行員見大霧迷漫改降江灣,僥倖成功而沒有發生第四起事故。

上海一天發生三場空難,這些都是自重慶起飛經武漢往上海龍華機場的 C-47 型飛機,都是因為大霧迷航,儀表失靈,油料不足在降落時墜毀於機場跑道或附近民宅。這三起事故總共造成飛行員八人,乘客六十二人死亡,人稱「黑色聖誕夜」事件。

由於當天是聖誕節,美國籍的機師們急於回上海過節,所以在武漢機場曾發生飛行員不理會塔台禁令擅自起飛的事件,其中幾位譬如中航 140 班機的機長 James M. Greenwood 與 115 號班機的機長 Rolf Preus 都是抗戰時飛駝峰航線我非常熟識的朋友。無論如何一天之內在同一地點發生三起班機空難,這也是世界民航史上空前未有的紀錄。

兩週之後,1947 年的一月五日,另一架由上海龍華機場飛往青島的中國航空 DC-4 型 121 號班機在嶗山撞山,全機四十四人全部罹難。這幾次空難的表面原因都是因為機場大霧與駕駛員判斷錯誤,事實上中國缺乏專業的民航管理機構才是主要原因。1947 年一月廿日國民黨政府終於成立民用航空管理局,但官僚腐敗依舊,飛安事故仍然頻頻發生在中國的上空。民用航空管理局成立後一週之內又有兩架飛機在重慶失事!

(圖 6-6-2) 許多被包圍的國軍陣地只能依賴空運補給。

民航空運隊成立時正值國共內戰開打,隨著國民黨軍的退敗,許多地區成了被共軍包圍的孤島,所有的補給,對外交通與當地重要物資的外運都依賴民航空運隊的飛機,所以它的市場需求是很大的,這讓陳納德始終覺得手下飛機不夠用,所以我才有機會買一架 C-47 來掛行。

陳納德獨佔了國民黨對內戰運輸的市場當然日進斗金,但是相對風險亦很大,一個風險是來自於飛機可能被共軍砲火擊落,另一個風險則是來自於收不到錢。由於國民黨的財政狀況愈來愈惡劣,常常積欠運費,民航空運隊沒錢加油只好掛帳,到後來各油公司都拒絕再替他們的飛機加油了。

此外隨著共軍的進展,民航空運隊能經營的航線愈來愈少,收入愈來愈差,到了 1950 年全面撤出大陸市場時已經是赤字連連,這也是後來陳納德不得不把民航空運隊整個賣給中央情報局的主要原因。

1948 年中,韓國臨時政府領導人金九的兒子金信來上海找我,他是中國空軍官校二十四期畢業並曾派赴美國受飛行訓練,目前回國在國府空軍的戰鬥部隊服役。我記得第一次見到他是在 1944年,當時金九親自從重慶來到成都,把剛進空軍官校的兒子托付給我請我照顧。

很有趣的是,金信說的一口帶四川腔的國語,我們就用中文溝通。他表明來意,他的父親認為以一個外國人身份留在中國打內戰實在不妥,而當時韓國即將獨立建國,他希望金信儘速回到祖國協助組建空軍,但由於金信仍是中華民國空軍戰鬥部隊的一員,不能擅自離開,所以請我向高層疏通。

這不算是件大事,我向宋美齡說明金信的狀況,由她指示空軍的領導階層,金信很快就自中國空軍退伍,回到韓國投入新空軍的建設,成為韓國空軍的創始人,後來官至空軍總長,1962 年還成為韓國駐台灣的大使。

回到戰後的民航事業,從 1946 年到 1948 年我曾多次飛行於上海與北京之間,對這條航線已經非常熟悉,到了 1948 年底,北平已經被共軍包圍,守城的國民黨將領傅作義可能不穩,蔣介石下令將留在北平城內幾所著名大學的學人搶救出來。 十二月十五日, 一架飛機從南苑機場載走了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等一群的學者。

胡適在戰時曾經擔任駐美大使,亦是蔣介石想要推出來代替他競選第一屆總統的人但被他婉拒了。1949 年後胡適流亡美國,直到 1958 年才去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圖 6-6-3) 「中國珍珠 II 號」從北平城內新闢的機場起飛。

十二月廿一日,我駕駛著「中國珍珠 II 號」來到北平, 這時南苑機場已經被佔領無法使用,只得降落在城內新闢的機場,就位在永定門地壇祈年殿旁,當時機場上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五、六個人,我讓他們立刻登機。

在升空後我刻意繞飛北平城一圈,當天大雪紛飛,全北平成為銀色世界,由空中俯瞰故宮,層層疊疊的黃色屋頂覆蓋著積雪,許多人看了都紅著眼圈啜泣著。這次一別我要到廿年之後才能回來,而他們大部份人這輩子再也看不到故都風華了。

當天下午飛機順利降落南京明故宮機場,我聽見梅校長對記者說因為北平市內新機場跑道太軟只能載重三千磅,所以無法帶更多的教授出來。我在一旁聽後很詫異,其實我們還可以裝一倍以上的人,但在北平的機場明明就那麼幾個人在候機,何來跑道太軟之說?我感覺是許多教授學人不願離開北平,梅校長覺得對蔣介石不好交待,只好用這個理由搪塞。

這是從北平飛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次年一月傅作義向中共解放軍全面投降,一代名城再次兵不血刃異主,中國又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了。

(圖 6-6-4) 上海碼頭擠滿逃難的人潮。

北平回來不久就是聖誕節,我再度來到黃浦江邊在安妮的紀念碑前獻上一束鮮花,這是我每年聖誕節都要做的事,除了戰爭爆發離開上海的那四年外。想不到這是我最後一次給安妮送花了,1949年我離開中國,到了 1969 年底再回來時,安妮的紀念碑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毀了。

1948 年的聖誕節外灘燈火輝煌依舊,但戰前的歡樂記憶離我愈來愈遠。當時國共雙方正動員一百四十餘萬人在徐州附近決戰,國民黨稱之為徐蚌會戰,共軍方面則稱之為淮海會戰。戰役從1948年十一月初開打到1949年一月十六日結束,結果裝備人數都佔上風的國民黨軍大敗,五個主力兵團被殲滅,損失五十六萬人,還有兩個兵團司令自殺,副總司令杜聿明被俘。共軍以傷亡十三萬人的代價贏得這場戰役並囊括了整個華中地區,馬上就要渡江威脅國民黨首都南京的安全了。

我一直在觀察這場中國內戰中規模最大的戰役,許多人覺得結果出乎意料,我則持不同的看法。蔣介石把八十萬美援裝備的部隊釘死在徐州一地,讓機械化部隊無法發揮機動的優勢,既是內線作戰也不爭取主動,蔣介石還要越過杜聿明親自下令給第一線,與二次大戰希特勒要求德國第六軍團死守史達林格勒不許突圍的情況一模一樣,到最後五個兵團被共軍分別圍殲,在我看來一點都不奇怪。

當然共軍間諜戰的成功亦是戰勝的原因之一,譬如我們後來才知道,負責作戰的參謀次長劉斐中將與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中將竟然都是共諜,這真令人十分驚奇,因為南京國防部的作戰命令還沒發到前線作戰指揮官手上時,同一份命令可能已經擺在毛澤東的桌上了。這使我想起佐爾格,他當年就能提供史達林這種品質的情報。

(圖 6-6-5) 招商局「江亞輪」在揚子江口爆炸沉沒,造成超過三千人溺斃,是全球承平時期死亡人數最多的海難。

蔣的老本在這場豪賭中一次輸光,只好在廿一日宣佈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經到了日薄西山的境地了。隨著國民黨戰事的失利,上海人心浮動,有辦法的人紛紛搭船離開前往香港或是台灣。亂世的時候人命特別不值錢。 十二月三日下午,招商局的「江亞輪」從上海十六舖碼頭開往寧波途中在長江口白龍港突然發生爆炸, 約九百多人被附近趕來的船隻救起,但仍有多達三千餘人溺斃,這可能是和平時期死亡人數最多的海難,有人說是國民黨空軍飛機投彈誤射,但真正原因迄今無法證實。

(圖 6-6-6) 中聯公司「太平輪」在舟山群島附近海域撞上「建元輪」,兩船沉沒造成千餘人罹難。

次年的元月 27 日,也就是中國新年除夕前一天的夜晚,中聯公司的「太平輪」在由上海駛往基隆途中在舟山群島附近海域與「建元輪」相撞,「太平輪」的船艏切入「建元輪」腰部的貨艙讓她立刻沉沒,「太平輪」多撐了 15 分鐘後也跟著沉沒。「建元輪」包括船長在內七十二名船員溺斃,兩人獲救;「太平輪」包含船長及乘客共約千餘人在隆冬的海水中溺凍而死,只有卅六人獲救。

(圖 6-6-7) 澳大利亞皇家海軍驅逐艦"HMAS Warramunga"救起「太平輪」落水人員。

「太平輪」上有許多逃往台灣的上海富商,隨身攜帶了大量的金銀財寶,雖然死亡人數沒有「江亞輪」那麼多,但就像「鐵達尼號」一樣,因為死者多是富商名流,更受注意,半個世紀過後我都還聽到媒體提起這件中國的「鐵達尼號」事件,但這種說法有點誇張,「太平輪」一點都不豪華,而且排水量很小,乾舷很低。她原來是在中南美洲運水果的貨船,幾經轉賣到上海,被中聯公司租來經營上海到基隆的航線,即使與在這條航線營運的其他船隻比,「太平輪」都顯得簡陋,但是因為逃難,一票難求,才不得不搭乘這艘小船。

這一次的事故可說完全是人為因素。首先是該輪嚴重超載,其次是為了在宵禁時偷偷出航而熄滅燈光,然後是因為春節在即,船員都在艙內飲酒聚賭,沒有人值班瞭望,才會與「建元輪」相撞。

本來中國自己的海難與我無關,但是救起「太平輪」落水人員的是一艘路過的澳大利亞皇家海軍驅逐艦「瓦拉孟加號」(HMAS Warramunga),當時澳洲海軍在中國的行動是要與我們協調的,所以報告就來到我的辦公桌上。

(圖 6-6-8 海關緝私艦「海星」在外灘碼頭裝載中央銀行的黃金運往台灣。

1948 年十二月一日夜晚,當時我還在外灘的辦公室加班,往窗外一看,發現平日車水馬龍的中山東路兩頭已被封鎖,我好奇的拿望遠鏡一看,發現中國銀行前兩列挑夫在軍警的嚴密監視下從銀行大廈內將一個個木箱搬上岸邊停泊的一艘排水量約一千噸的海關緝私艦上。由木箱體積與挑夫沉重的感覺,我合理猜測那應該是中國銀行的庫存黃金,問題是他們想把黃金運到那兒去呢?

出於職業的敏感度這個場景引起了我的高度興趣。如果是用千噸級的船艦,應該是跨海運輸,目的地是廈門? 廣州?香港?還是台灣?為什麼要用海關緝私艦?國民黨政府已經到了要移轉黃金離開上海的地步了嗎?

我最後斷定這些黃金應該是運往台灣,因為當時蔣介石已經派他的心腹陳誠擔任台灣的首長,如果中國大陸不保,撤往台灣的可能性應該很高。雖然當時有很多國民黨的高官以為還會像對日抗戰時一樣撤往重慶,但我認為吃過共軍陸上作戰虧的蔣介石一定會選擇一個地面部隊難以跨越的地方,那個地方就是隔了一條海峽的台灣!

(圖 6-6-9) 同樣被徵召運黃金的招商局「漢民輪」趁夜悄悄進入基隆港。

我的猜測果然不錯,這次行動是蔣介石派他的兒子蔣經國親自處理的,我透過內部管道將這個情報通知了總部。當時還有一位在華懋飯店電報室發新聞稿的英國記者也看到這場搬金行動正好就在窗下發生,他當即擬稿發電;第二天這個消息傳遍世界,引起美國政府的嚴重關切,等我的報告送達總部時他們還以為我是看報紙寫的,真是豈有此理!

這件事曝光後中國國內亦輿情嘩然,因為當時日日狂貶的金圓券就是國民黨利用這批黃金為擔保發行的,現在把擔保品移出境外,金圓券未來變成廢紙的命運可說就已註定。運金行動之後似乎還進行了幾次,根據後來的情報顯示,蔣介石至少運了價值五億美元的黃金、白銀、外幣、珠寶等財物到台灣,不久蔣介石宣佈下野,代總統李宗仁上台後才發現國庫已經被蔣介石搬空了。

使用海關緝私艦載運黃金是一件很離奇的事,通常應該由海軍艦隻運送,有人說是因為當時海軍內部不穩,隨時有叛艦的可能,所以不敢用軍艦運送。但第二趟又是由海軍的「崑崙」號運輸艦載運的,這又如何解釋呢? 不過「崑崙」艦後來還是發生了叛變事件,釀成艦長一家三口被國民黨槍決的慘劇。


五、 日落帝國目錄七、 大叛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