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日落帝國

(圖 6-5-1) 龍保羅搭乘的DC-6軍用運輸機從東京飛抵舊金山。

我在三月底從上海搭乘美國海軍飛機到東京,然後轉搭盟總飛越太平洋的DC-6運輸機,經威克島與夏威夷檀香山停留後抵達舊金山,飛行時間約30小時。二次大戰大型長程轟炸機的發展,對戰後的民航業影響很大,更多的人選擇搭乘飛機而不是輪船旅行,不僅時間更快,由於減少餐宿的成本,加上大型飛機載客量大,使得航空票價愈來愈有競爭力。

我從1928年就在中國從事民航業務,對這個產業有一定的敏感度。1938年初我與泛美航空公司的總裁特里普同機,談民航業未來的發展趨勢時,我就是持這種看法,當時他還不以為然,現在1948年的當下,看來我的預言勢將成真。

抵達舊金山的軍用機場時,恰巧有飛機直飛華府,於是我得以趕在四月三日,與國務卿馬歇爾在國務院見面。當天是杜魯門總統簽署「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的日子,這個偉大的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正式開始,馬歇爾很高興,請我一起用餐。餐後在國務院的草地散步談話。

經過馬帥的解釋,我終於弄清楚「馬歇爾計劃」的內涵。基本概念是用美國的錢支助歐洲各國的戰後復興,金額大致是按照人口數量分配。基於二戰盟國的關係,「馬歇爾計劃」的對象本來包含蘇聯與東歐,但當邱吉爾提出「鐵幕」的說法後,雙方的不信任感已經上升。美國不想讓自己的錢變成蘇聯對抗自己的資本,於是設下許多讓對方無法答應的條件,最後蘇聯退出,並威脅東歐國家不得參加,還自行組織了類似的計畫,這就成為東西集團冷戰的開始。

「馬歇爾計劃」的資金大部分用來購買糧食、能源,與交通及生產設備,這些當時絕大部分都向美國採購,所以資金又迅速流回美國。「馬歇爾計劃」填補了美國龐大的製造業產能在戰爭結束後的空缺,這對美國是非常有利的。

(圖 6-5-2) 龍保羅與馬歇爾在國務院散步談話。

不僅如此,透過「馬歇爾計劃」,美國還將原來各自獨立的歐洲國家金融體系與自己連結在一起,這表示各國將喪失部份主權,引起不少疑慮。美國在與歐洲各國談判時還保留一手,稱最後拍板還要等國會決議,雖然這是民主體制可以理解,但就讓美國人留了後手,因為談好的條件還有可能變卦。其實美國國會中反對「馬歇爾計劃」的大有人在,因為花自己納稅人的錢去援助外國,讓議員對選民難以交代,更不用說持孤立主義的共和黨議員。

雖然英國在「馬歇爾計劃」中獲最多援助,但事實上美國早已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在戰後取代英國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美國在戰後鼓吹民族自決,許多殖民地紛紛獨立,而殖民地的廉價資源與廣大市場,是大英帝國的命脈,海外殖民地一旦喪失,英國將淪為歐洲邊陲的三流國家。

其次美國在1944年就已經利用二次大戰的優勢,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為戰後美元取代英鎊成為國際貨幣做準備。當其他國家的交易不再以英鎊結算時,大英帝國的金融操作空間與影響力就會完全喪失。

儘管有「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但親兄弟明算帳,英國戰時向美國借的戰爭貸款不能不還,根據計算大概要到下一世紀才能還得清。對於大英帝國的沒落,我早在1928年在北京就聽邱真人預言過,對此一點都不感意外,但沒有料到是被美國落井下石。

馬歇爾還談到對德國的態度,他說英法兩國希望嚴懲德國,但大家都知道二戰的起因,就是來自一戰後對德國的賠償要求過於嚴苛,造成經濟崩潰,才創造希特勒崛起的機會。現在二戰結束,透過「馬歇爾計畫」美國享有絕對的發言權,沒有理由被英法牽著鼻子走,重蹈一次大戰的覆輒,因此馬歇爾不排除對德國提供援助。

其實在二次大戰中,美國與德國之間並沒有太大的矛盾,美國是因為珍珠港事變對日宣戰,由於三國軸心同盟才連帶對徳義兩國宣戰。美國內部對德國人並不仇視,甚至許多高階將領是徳裔,譬如聯軍統帥艾森豪威爾 (Dwight D. Eisenhower)。

在一次與二次大戰中,英國都是想盡辦法拉美國下水,幫英國打贏德國。美國則是利用二戰的機會,奪取英國在全球老大哥的地位,這些都是馬歇爾說的,他明知我是個英國間諜,卻仍然說的這麼直白,大概因為當時美國的國力如日中天,根本不在乎讓英國人知道。

由於馬歇爾要到歐洲與各國協商,因此邀我搭乘他的專機到英國,於是我又省了船票的錢。這一趟從上海出發,一路都是搭乘飛機,讓我對國際民航業未來的發展產生新的想像。

專機在倫敦降落,我告別馬帥回到牛津郡的家中拜見父親與繼母,休息幾天後到倫敦MI6總部報到述職。之後去拜訪邱吉爾,他當時已經卸任首相,正在埋頭撰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我拜訪當時恰巧第一冊《風暴聚集》(The Gathering Storm) 剛要出版,邱吉爾見到我大喜,立即要拉我進他的寫作團隊,因為他對發生在東方的戰役比較沒有親身經歷,希望我能協助這一部分。但我有任務在身當然不可能答應,不過同意未來透過書信提供資料與意見。

在與邱吉爾會面時,我曾與他討論對二次大戰的看法,我們談的很廣泛,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究竟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

歷史學家都認為二戰是一戰的遺緒,也就是歷史的必然,只是以什麼方式、從那裡開始的問題。從學理的角度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從一個參與其中情報人員的觀察,有一些疑惑始終未獲解答。這樣講好像有點拗口,我就直白的說好了,如果不是邱吉爾倡導反納粹的論點,二次大戰真的會發生嗎?我當然不能這樣去質問邱吉爾,所以才會用那麼迂迴的方式。

(圖 6-5-3) 龍保羅與邱吉爾在他的書房會面。

英國傳統的外交政策是所謂的「光榮孤立」與「大陸均勢」,在歐洲大陸扶弱制強,防止單一強權獨大,從而確保英國自身的安全與利益。這種政策導致歐洲戰亂頻繁、英國則坐收漁翁之利,因此被戲稱為「歐洲攪屎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誇大「徳法世仇論」。英、法兩國是千年世仇,遠從聖女貞德之前就開始,當時德意志這個國家根本還不存在,但是英國利用普法戰爭法國的失敗,慫恿法國人復仇的心理,挑起死傷慘重的一次大戰,又在戰後對德國實行毀滅性的報復,這是造成二次大戰的遠因,英國的挑撥離間,讓徳、法兩個歐洲強權彼此互毆半個世紀,國力耗損到幾近亡國,再無力量威脅英國。

依此邏輯,邱吉爾高唱反納粹的論調就令人不解,因為他將英國置入歐洲大陸的紛爭之中,而不是煽火者,這是他的前任張伯倫首相一直避免的,卻被邱吉爾批評為綏靖主義的軟弱者。邱吉爾因為二戰的勝利被吹捧為英雄,但在當年卻被同黨視為票房毒藥,這表示張伯倫的看法才是當時英國政壇的主流。

觀察邱吉爾過去的經歷,在一戰擔任第一海務大臣,死傷慘重卻無功而返的加里波利之役就是他的大作,戰後擔任財政大臣,又把英國的經濟搞的一塌糊塗,但是邱吉爾很善於言辭,總能抓住對手的弱點猛力批評,往往就能扭轉乾坤,但是贏得辯論的政策是否真的對國家有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由於我與溫莎公爵有較深入的接觸,又與里賓特洛普打過交道,了解希特勒原來並沒有與英國為敵的打算,如果當年英國與德國劃分勢力範圍互不侵犯,讓反共的德國去進攻共產主義的蘇聯,一定兩敗俱傷,英國就可免於戰火。當然有人會說徳、蘇也曾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最後還不是發生戰爭,但那是意識型態凌駕國家利益的結果,純就徳蘇條約本身來說並沒有錯。所謂「意識型態」,邱吉爾的「反納粹」不也是一種意識型態?就像他後來倡導的「反共」一樣。

但畢竟英國在二次大戰最終是戰勝國,因此邱吉爾的反納粹論被視為先知,但二戰獲勝的關鍵是因為美國參戰,這讓邱吉爾有了底氣,對納粹德國採取正面對抗的姿態,但也因此引狼入室,讓美國在戰後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的霸權。因此邱吉爾的是非對錯很難一概而論,只能留待歷史去判斷。身為職業情報人員,我只能依上級的指示辦事,那怕心中疑惑,也只能私下發發牢騷。

撇開歷史功過的評價不論,邱吉爾這六巨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在195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算是他一生當中的重要成就。

五月初進駐樸資茅斯軍港,準備移交輕巡洋艦”HMS Aurora”與護航驅逐艦”HMS Mendip”給中國海軍,並將作為押送代表隨艦回中國。

(圖 6-5-4) 龍保羅租了一台摩托車從樸資茅斯騎到多塞特郡鮑克賽家族莊園。

在樸資茅斯時我應鮑克賽的邀請,到他位於多塞特郡布里奇波特郊區,柯尼佳(Conygar)的老家作客。從樸資茅斯到他家大約50公里,為了方便我租了一輛摩托車自己騎了去。

鮑克賽老家的莊園面積很大,我在那兒見到了項美麗與他們的女兒卡洛拉·鮑克賽(Carola Militia Boxer),卡洛拉是戰爭爆發前夕在香港出生,我見到她時已是七歲,而此時項美麗也再度懷孕,預產期是十月。

我與鮑克賽暢談了二次大戰與戰後的局勢,許多英國人聽說馬歇爾計劃即將展開,以為戰後復興回到當年榮景將指日可待,但我們這些曾在遠東從事情報工作的人,更看到殖民地的喪失與美國的興起,心知日不落帝國終將落日,而且看不到任何挽回的機會,讓人唏噓不已。

由於鮑克賽是英國陸軍中的日本專家,所以我就跟他討論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表現。我發現日本人是個很奇怪的民族,在戰場上並不追求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效率,反而把進入靖國神社當成業績。以硫磺島戰役為例,指揮官栗林忠道手中兵員已經不足了,官兵還卯足了勁要求自殺,讓他苦惱不已。在沖繩戰役中整個旅團四千多名日本兵在隧道中自殺,花大錢訓練裝備的部隊對美軍一槍未放就自行建制消滅,在西方人眼中實在很難理解。

鮑克賽對此難以評論,因為他整個戰爭期間都在戰俘營度過,錯過了每一場戰役,但他對日軍的殘暴十分有印象,包括1941年香港戰役期間日軍衝入醫院刺殺所有受傷的加拿大士兵。我回應說,日本人連對自己的官兵都那樣了,怎麼可能對敵人的戰俘友善?我甚至聽說被俘虜釋放回去的日軍只有死路一條,全部被迫自殺。這實在是一個人性扭曲極端變態的民族。

我也問了鮑克賽大學教職的狀況,他出示一本剛剛花47英鎊標售到的小書,我看了大吃一驚,這不是我1930年在肯辛頓的「荷蘭屋」(Holland House)圖書館看到的那本有許多彩色圖片的小冊子嗎?當時我還曾想把它偷走的呢。

以47英鎊買到一本古董手抄本,今天看來好像很划算,但在剛剛戰後的英國許多人都還在飢餓邊緣,47英鎊約等於工人超過一個半月的收入,而且這本小書當時連鮑克賽都還不知道它的價值,算是一項奢侈的投資,不過項美麗能夠靠寫作賺美金,這些錢應該還是負擔得起的。

(圖 6-5-5) "Boxer Codex"中的左頁是「淡水 Tamchuy」,又頁是「雞籠 Cheylam」。

鮑克賽剛收到這本小書時並沒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而暫時將之擱到一旁,看到我有興趣,就順口問我那些圖上標示的漢字與羅馬拼音是什麼關係,因為他怎麼也讀不懂。我發現他是用日文來讀那些漢字,但那些羅馬拼音顯然不是日文,我翻閱發現其中有兩頁分別標示著「雞籠 Cheylam」與「淡水 Tamchuy」,這兩個地方應該就是我曾多次拜訪的台灣基隆與淡水,因此猜測應該是閩南語,這是當時台灣民間通用的語言,因為我曾多次造訪這兩個地方,常聽當地人提到地名時的發音,所以留下印象。

果然這本小冊子是十七世紀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為了向國王呈報當地的風土人情,委託華人畫師所繪製,由於當時在菲律賓的華人都是閩南人,所以就根據閩南話來翻譯漢字,就成了小冊中的拼音。經過我的解讀,鮑克賽意識到他買到了一件稀世珍寶。

鮑克賽拿出一塊藏書印蓋在末頁上,這方刻著漢字「謨區查」的印章後來在學術界非常有名,很多人弄不清楚它的來歷,其實「謨區查」是Boxer的日文拼音,這是鮑克賽告訴我的。鮑克賽透過日文學習漢字,並非真正了解中文,所以還得依靠我的幫助,這使得後來我們在學術研究領域成為亦師亦友的夥伴。

(圖 6-5-6) 鮑克賽的「謨區查」藏書印。

這本小書後來被稱作《鮑克賽手稿》(Boxer Codex),是研究十六到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遠東殖民地最重要的文獻。一本古抄本能以收藏者命名,可見鮑克賽在這個領域的地位,但這份手稿的價值被發現,我也有部分功勞。

鮑克賽在1945年八月戰爭結束被從廣州的戰俘營釋放,回到香港尋找項美麗的下落,我適時提供資訊,鮑克賽隨即在十月底奔赴美國與當時在紐約的項美麗會面,兩人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結婚的消息成為各大媒體的頭版新聞。之後鮑克賽赴東京盟總的遠東委員會任職,一年後應倫敦國王學院邀請擔任「卡蒙斯葡萄牙語講座」的教職,十月底從遠東委員會辭職,攜妻女返回英國多塞特郡布里奇波特郊區柯尼佳(Conygar)的老家,當年底正式退伍離開軍職。

我原以為已成人母的項美麗應該已經放下年輕時追求刺激的悸動走入家庭,但在見面後發現並非如此,當年她與鮑克賽在香港高調的戀情很難持續旺火燃燒,終有冷卻的一天,而陰鬱的英國鄉間生活讓她悶悶不樂,果然兩年後她就獨自前往紐約租屋居住,為紐約客雜誌寫作,拋下鮑克賽與女兒在英國。即使如此鮑克賽與她始終維持婚姻關係,在1967年也離開英國前往美國定居。

(圖 6-5-7) 鮑克賽、項美麗與他們的女兒卡洛拉邀請龍保羅下午茶。

我一直覺得鮑克賽與項美麗的故事是極佳的電影題材,包括在上海與邵洵美的那段戀情,這絕對比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的《情人》(L'Amant)精彩,我在1992年看了《情人》的電影,覺得故事背景的大時代格局與項美麗完全不在同一個層級,可惜直到今天都還沒看到被拍成電影。

從鮑克賽老家到勞倫斯上校車禍喪命的博文頓營地(Bovington Camp)只有約20公里,所以我在回程時騎去弔念老朋友。我模擬他當年騎車往車站接我的路徑,一路觀察到底為什麼發生車禍,因為勞倫斯的死產生許多陰謀論,但我並沒有發現任何蛛絲馬跡,只好一路騎回樸資茅斯。

1948 年五月廿九日,我在樸資茅斯軍港參加了贈送中國海軍輕巡洋艦”HMS Aurora”與護航驅逐艦”HMS Mendip”的移交典禮,到場的貴賓有中國駐英大使鄭天錫、英國海軍大臣、"HMS AURORA"原艦長、中國駐英海軍武官、朴資茅斯市長與軍港司令等。移交之後”HMS Aurora”改名「重慶」,由鄧兆祥上校擔任艦長,”HMS Mendip”改名「靈甫」,由鄭天杰中校擔任艦長,典禮之後隨即開回中國。

(圖 6-5-8) 「重慶」與「靈甫」兩艦返國途中進入馬爾他。

”HMS Aurora”是由英國 Portsmouth Dockyard 建造,1936 年八月廿日下水,1937 年十一月完工成軍,二次大戰中在地中海服役,戰功卓著。戰後由英國贈予中國海軍,1948 年五月廿九日在樸資茅斯軍港接收,經過馬爾他與新加坡,於同年八月八日抵達中國,是當時中國噸位最大、火力最強、性能最好的一艘軍艦。

「重慶艦」的艦身長 500 呎、寬 51 呎、吃水 13.9 呎、標準排水量 5,270 噸,主砲為三座雙聯裝主砲塔共六門 50 倍徑的 6 吋砲、四座雙聯裝副砲塔裝有八門 Mk16 型 45 倍徑 4 吋砲、兩座 4 聯裝共八門 40mm(Pom Pom)與六門奧勒岡 20mm 防空機關砲,火砲射控系統齊全,此外還有兩座Mk4 型 21 吋三聯裝共六門魚雷發射管與深水炸彈投射系統,原來裝有水上飛機但移交時拆除。動力系統共有四座燃重油的鍋爐、搭配 Parsons 渦輪主機四軸推進、功率為 64,000 匹軸馬力,最高速率 32 節、航程 4,000 浬,艦員的編制為 574 人。

「重慶艦」將近六百名的員額在當時弱小的中國海軍根本湊不出這麼多人,還得招募大學生充數,而當時中國的大學生是很稀罕的人才,雖說為了抗戰熱血參軍,但戰爭一結束就會大批離開去謀取更好的職業,這就成為「重慶艦」的隱患。如果區區一艘輕巡洋艦就如此捉襟見肘,那裡還有能力接收更大的軍艦,難怪美國海軍對桂永清說:「你連牽羊的繩子都買不起!」又如日本賠償艦開來中國後大部分無法運作,擱在河道港口生銹,這讓我去要求把英國分配的賠償艦轉讓給中國時碰了一鼻子的灰。

(圖 6-5-9) 「重慶艦」在新加坡外海遇上風暴。

兩艦接收後我隨「重慶艦」返回中國,等於是代表皇家海軍把出嫁的女兒帶到新婆家。在由英國來華途中我在艦上與鄧兆祥艦長共處了兩個多月,扮演英國隨船人員與中國海軍官兵之間的橋樑。由於戰爭剛結束,中國官兵有一股終於出頭的傲氣,對於「重慶艦」覺得這是自家的地盤,不必外人來指東道西,但隨艦的英國軍官並沒有這樣的感覺,他們認為中國的海軍無論官員或士兵都沒有遠洋航行經驗,雖然在英國受訓兩年仍是新手,必須嚴加管教否則會為本艦帶來危險;加上她本來就是一艘英國軍艦,很自然的用主人的態度對待中國海軍官兵。

東西方人際關係溝通的障礙我是很清楚的,眼看雙方衝突在航行中愈演愈烈,鄧兆祥艦長請我出面協調,最後協議讓英國軍官在香港下船回國,但是一群在英國招募的香港籍輪機工亦隨之離艦,這批輪機工是因為中國接艦隊員中並沒有合格的蒸氣渦輪輪機兵,不得不在英國招募華僑海員充當的,否則根本不敢讓「重慶」艦橫越大洋。這群人的離職讓我十分傷腦筋,還好已經到達中國海岸,最後是勉強湊合著開回南京交差的。

英國對於援助他國的艦艇表面上說是贈予,實際是附帶有許多條款但書的,當地的駐在情報單位就要負責監控該艦的行蹤及運用,以防止受贈國做出與贈予目的不符甚至違反大英帝國利益的行動,這就是我的責任。相較於其他援贈艦艇「重慶」艦更受矚目,因為她不但是英國戰後援贈中國最大的一艘軍艦,而且她是皇家海軍在二次大戰中的功勳艦,如果有個三長兩短,我的麻煩可就大了!

我曾在南京下關看到「重慶艦」錨泊在江面上,那真是我所見過最漂亮的軍艦,修長的艦身,典型的英國長艏樓艦型設計,莊重典雅,淺灰白的塗裝襯托在墨綠的水岸景前,好像一幅水彩畫一樣,水兵吹口笛的哨音在江面上迴盪,我至今仍印象深刻。

(圖 6-5-10) 「重慶艦」錨泊在南京江面。

「重慶艦」艦齡不大,是二戰時的一線戰艦,裝備在當時算是很先進的。雖然輕巡洋艦在巨艦如林的英美日各強國海軍中算不得什麼,但在中國打內戰已經是威力十足了。蔣介石急著要調「重慶艦」回國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她的六門六吋巨砲去轟擊共軍,當時共軍以陸軍步兵為主,火砲很少,口徑也很小,「重慶艦」的火砲加在一起幾乎等於一個重砲兵營的力量,而且在海上機動,威力驚人。「重慶艦」果然在十月北上參戰,但未能扭轉乾坤,反而因為這次任務的影響造成她在次年叛逃。


四、 公主的末日目錄六、 北平最後班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