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後，盟軍在東京成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GHQ），由麥克阿瑟將軍擔任最高司令官。本來在日本投降後四國都要遣派佔領軍進駐，但因當時盟軍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元帥非常討厭共產黨，堅持不許任何蘇聯紅軍部隊踏上日本領土，蘇聯提出抗議，麥克阿瑟乾脆把英國與中國的佔領軍都取消，最後只有美軍成為獨家的佔領軍(還有一個澳洲旅)。因此英國政府只能透過盟國委員會進行對日本的佔領工作。
在盟軍佔領期間麥克阿瑟元帥是日本的實際統治者，等於是地下天皇，連戰後日本的憲法都是由他制定的；所以盟國委員會事實上成了橡皮圖章。英國駐日的情報官員只是利用盟國委員會具有外交人員的身份方便工作，委員會本身是沒有太大作用的。
(圖 6-3-1) 龍保羅上校在東京盟總拜會麥克阿瑟將軍。
說到這位麥克阿瑟元帥，家父在擔任英國駐橫濱領事時適逢他們父子來日參觀日俄戰爭，雙方因而認識長達四十年，我藉著這一層關係得以拜訪這位地下天皇，其目的無非是想為自己的工作討一些方便；當時美軍控制了一切，不這麼做根本寸步難行。
麥帥那一天聊興很好，他問候了家父，並滔滔不絕講述他對共產黨的看法; 我在言談中發現這位大元帥其實是有點自大，而自大往往就會看不清現實，他使我想起去年大選下台的邱吉爾。民意如流水，戰爭都已經停止了，人民還會需要一個大元帥嗎？後來的發展證明我不是杞人憂天。不過我總算讓他同意美軍的情報單位全力支援我，所以以後我在日本到那都可以一路暢通，這使得駐日的同僚非常羨慕。
我在戰前就對日本海軍研究甚深，現在日本投降，昔日軍容壯盛的聯合艦隊早已灰飛淹滅，藉著美軍情報單位的協助許多原屬機密的日方資料都對我開放，使得我有機會分析比對把戰爭紀錄還原，這引起了我對研究歷史的興趣，雖然我沒有這方面的學術基礎，眼前卻有一個寶庫供我任意發掘，真可說是幸運。一些當時跟隨我的日本助手後來都成為這方面的專家，著書出版，使得對戰前日本海軍的研究成為一門顯學。譬如福井靜夫，他原來是日本海軍的造船少佐，有許多個人收藏與親身經歷，對我的幫助很大。
我還有機會假借調查名義到各港口參觀戰後留存的日本軍艦，這些只聞其名但始終無緣識其盧山面目的軍艦初見時還真是令人心頭一震。不過當時所有的日軍艦艇都已解除武裝，許多派往海外接運日僑回國，部份正進行日本周邊掃除水雷的工作。聽說接僑任務告終後這批軍艦將進行分配由四國均分做為戰爭補償。
我在1923年十六歲時就到過東京，正好遇上關東大地震；之後在三十年代亦曾多次來日，所以對於這兒並不陌生。當時的東京除了皇宮及其周邊之外幾乎被美軍轟炸機夷為平地，戰後的日本人生活十分辛苦，可是對於盟軍人員來說這兒真是天堂，物價低、地位高、女人溫柔、工作輕鬆、讓人樂而忘返。可惜我的工作重心還是在中國，只能每隔一兩個月從上海搭美軍便機來一趟。
說到「天堂」讓我想起了佐爾格博士，我那時已經知道他在戰爭結束前被日本政府以間諜罪名絞死，我想尋找他的墓而不可得，只能為他祈禱請他安息，假如他相信上帝的話。
1946 年八月十六日我到東京軍事法庭旁聽，因為今天傳喚一個很特別的證人溥儀，他當時被蘇聯羈押在西伯利亞，這次特別飛來東京出庭作證。從 1934 年溥儀登基滿州國皇帝到今天這還是第一次看到他，中間隔了十二年。由於我可能是盟軍軍官中少數跟溥儀打過交道，更可能是唯一從小就認識他的人，所以盟總的檢察官如獲至寶，很早就請我提供資料，好讓他們提問時能夠藉溥儀之口講出對日本軍方不利的證詞。
(圖 6-3-2) 溥儀在東京盟總的軍事法庭所作的證詞，導致川島芳子與土肥原賢二分別被南京與東京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在庭上對方的辯護律師一直想要把他塑造成為了自保而說謊或誇大的人，以減損他證詞的公信力，溥儀都很巧妙的化解。當然我知道他一定是為了自保，滿洲國皇帝每天戰戰競競的雙面人生活老早就培養出他表裡不一的演技，法庭作證對他而言小菜一碟而已，但我不會去戳破，因為我們需要藉他的口去定日本軍閥的罪，這一點他幹的很好。
要獲得旁聽的機會可不容易，因為大家都想一睹皇帝的真面目。溥儀出庭作證連續八天，每一天都爆滿，旁聽席的黃牛票居然炒到八百日圓一張，約等於一般人兩個月的工資。我因為是控方的顧問，所以得以進場，很遺憾溥儀做完證當場就被帶走，沒有機會與他單獨交談，就算有要談什麼呢？婉容嗎？我可是讓他戴綠帽子的人呢！
不僅東京，當時的中國也在大規模進行戰爭罪行的審判，對象除了日軍，也包括所謂的「漢奸」，也就是戰時與日本人合作的中國人，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汪精衛已經在戰爭結束前病逝於日本，逃過了審判，但他手下所有的大小官員一律被捕，並且所有正級官員都要處死，這其中就包括造成鄭蘋如被殺的丁默邨。丁原來還以為能夠脫身，因為他與重慶的高層有密切關係，所以在保外就醫時甚至還有閒情逸致去遊玄武湖，蔣介石聞訊大怒，下令務必判他死刑。其實鄭蘋如的死並非丁默邨授意，但中統局要為他們的漂亮寶貝復仇，所以丁默邨非死不可，據說他被押赴刑場時雙腿發軟，槍彈從他腦後射入從眼窩射出，擊碎了眼鏡。
中國與日本的戰爭絕非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壁壘分明，在南京汪精衛政權中許多人都跟重慶有秘密關係，重慶的人也未必都堅守立場，常會變節投靠日本人，這造成戰爭結束時許多「漢奸」都在觀望，幻想可以重拾以前的榮華富貴，只有極少數先知先覺的人提前開溜，譬如胡蘭成。戴笠在北平宴請所有「漢奸」，當場宣布逮捕名單一網打盡，是情報界的經典之作，但川島芳子沒有參加成了漏網之魚，要不是戴笠發現質問馬漢三，命他重新拘捕，川島可能就逃過一劫了。川島芳子認為自己是滿州國人而非中國人，既非漢人何來「漢奸」的罪名？這時溥儀在東京盟總法庭的作證就很重要，如果他為了脫身把責任推給日本人，強調是在日本人的脅迫下成立滿州國，那麼滿州國就是偽政權，滿州國人仍然是中國國民，如此川島芳子可能就逃不掉「漢奸」的罪名了。
溥儀的證詞同時導致川島芳子與土肥原賢二分別被南京與東京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土肥原賢二是個非常謹慎的人，一直擔任幕後操縱者，很難找到他直接參與犯罪的證據，最後是以「戰爭陰謀罪」相對抽象的罪名，實際原因就是策動1931年的滿州事變與建立滿州國，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於1948年處以絞刑。
1944年底盟軍解放法國不久我就趕往巴黎搜查德國海軍密碼總部，從這兒杜尼茲上將(Grand-Admiral Karl Donitz)透過密碼機指揮在全球各地海域潛伏的上千艘納粹潛艇。在搜查的過程中我發現一些很特別的電文內容，那是幾艘當時還滯留在遠東日本佔領港口的納粹潛艇所發回來的，他們提到在新加坡與馬來亞檳榔嶼停泊時曾看到日本人將數量驚人的黃金以及其它財寶裝船，這是因為當時南洋已經不保, 日本人想運往菲律賓集中保管，伺機運回日土，艇長附註說這是招待他們的日本司令在喝醉酒之後說的，他還說要送幾噸給他們回德本本國時當壓艙呢!
(圖 6-3-3) 龍保羅在舊日本海軍的檔案室尋找黃金資料。
我起先以為這是那個德國潛艇艇長在酒後的胡言亂語，用寶貴的密碼機從萬里之外發這種亂七八糟的消息到歐洲總部，一定會被杜尼茲上將大加申斥；誰知在我有機會進到日本海軍的情報資料庫後，我發現居然找到了可以彼此印證的資料。
那是日本駐馬尼拉港口司令官發回東京的密電，說明該船已於某日將一批重要物資自某處運到，電文中以一個很奇怪的代號形容這批物資，沒有人知道那指的是什麼，它是以噸計算的, 所以有人說可能是錫礦或橡膠吧？但我在巴黎看過德國潛艇艇長的情報。以時間地點尤其是船名來比對，我相信這個代號指的就是黃金。
我再用這個代號去查其他電報，發現那段時間類似的行動還很多，光是找到的電報加起來就有好幾百噸，這是指已安全運到菲律賓的，還不包括那些途中被擊沉的。
數以百噸計的黃金？這不是沒有可能的：我早已知道整個東亞從印度、中國到東南亞千百年來都流行收藏黃金，其數量之多恐難以想像。日本人從1937年起光在中國大陸就不知搜括了多少，1941年之後的佔領地包括香港、越南、緬甸, 新加坡, 馬來亞, 印尼等各個也都是黃金大戶，日本人甚至派了專門的財政官員坐鎮各地，有計劃性的收刮，使得這些國家千年來累積的財富一夕之間被日本人掠奪一空。
根據資料這些黃金部份運到菲律賓後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機會再運出而被就地掩埋，我還發現有一批約有40頓的黃金與12噸的白金加上數量驚人的鑽石是由新加坡直接裝船運出，但它們既沒有到達菲律賓也沒有抵達日本，最可能的是途中被美軍潛艇擊沉，我記住了那艘船名「阿波丸」，細節後面還會再提到。
當時許多國家已開始向日本要求索還戰時被劫掠的財物，東京方面一律以查無實據回應，事實上戰後的日本政府可能自己也搞不清楚這批黃金的下落，因為在終戰前後那一段混亂的時間裡，許多負責的軍官不是戰死就是切腹自殺，很少人知道還有這些資料的存在，即使知道也不明白那上的面代號指的是什麼。
我偷偷把資料拍照帶出，當時美國駐日情報官員只知道白天抓日本戰犯上絞刑台，晚上找日本女人上床，沒有人願意像我一樣花功夫在這些廢紙堆中耗，所以他們從來也不會管我在裡面做些什麼，有時還來嘲笑我是不是有毛病。
戰後各地曾興起一股挖掘日本寶藏或打撈黃金沉船的熱潮，不過真正成功的很少，多半是騙徒誘人投資的行騙手法。我手中雖然有夠權威的資料，卻不代表我能立刻跑到菲律賓去挖寶, 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目前我只能把資料收藏好，耐心地等待與觀望。
(圖 6-3-4) "U-181"與"U-862"號潛艇在德國投降後在新加坡被日本海軍接收，分別改名"I-501"與"I-"502"停泊於重巡洋艦「妙高」旁。
在比對德國與日本的檔案資料時，我對"U-181"潛艇特別注意，她在1944年萬里迢迢從歐洲開來遠東，以其龐大的艇身裝載不明物資往來於東南亞各港口，並與日本船隻接駁交換貨物。能用潛艇裝運的一定不是普通貨物，要麼是重要戰略物資譬如製造原子彈的鈾，或是科技裝備譬如雷達以及相關圖紙，要麼是高價值財物譬如黃金。"U-181"於1945年五月因為德國投降而被日本在新加坡扣押，艇員都被關入戰俘營，"U-181"則改名"I-501"加入日本海軍，日本戰敗後被英國接收沉海處理。
這艘艇上的一位軍官奧托·吉澤(Otto Giese)經歷很傳奇，他從前服務於德國郵輪「哥倫布號」，該輪於戰爭爆發時在加勒比海被英國海軍包圍自沉，乘客與船員被美國軍艦帶走，吉澤與一些船員脫逃，穿越美國大陸搭乘日本郵輪想要回國參戰，在日本外海被英國軍艦攔截，就是前面提到的「淺間丸事件」。
吉澤留下很多"U-181"在遠東戰鬥巡航與跟日本人接觸的目擊資料甚至照片，對我的調查很有幫助。戰後我曾在德國與他見面，除了瞭解日本戰爭末期在東南亞的黃金傳聞，他本身在潛艇上是操作密碼機的人，與我有共同話題，當時我還鼓勵他寫作，將他的傳奇經歷出版。
我還幫中國找回另一樣與海軍有關的東西，不是艦船而是「鎮遠艦」的錨。「鎮遠」與「定遠」是德國製造的鐵甲艦，當年是北洋水師戰力最強大的兩艘軍艦。1895年清日戰爭末期，北洋水師被日軍包為困守威海衛，「定遠艦」被日軍魚雷艇偷襲命中，擱淺在海灣內，後來被清軍自行炸毀，「鎮遠艦」則隨同其他時一艘北洋水師的軍艦向日本投降。 
(圖 6-3-5) 北洋水師時代的「鎮遠艦」在旅順港。 這件事由中國軍事代表團的海軍武官鍾漢波少校承辦，但是被盟總第二組的美國海軍主管一口回絕，理由與開羅會議中，邱吉爾回應蔣介石要求戰後歸還台灣的說法如出一轍，即索要歸還只限與本次戰爭有關的物品，不能回溯以前，算歷史舊帳。我與中國代表團多有來往，鍾少校也認得我，有一次他提到這個問題，問我有什麼看法。 我心裡想，如果清日戰爭的戰利品不能索回，那麼按理台灣也不應該歸還中國，因為這是同一場戰爭造成的結果。既然台灣現在已經歸還中國，那麼把鐵錨交還也不是無例可循。開羅會議的折衝過程對此早就論述清楚，除非盟總的老美軍官不認可他們自己總統的裁決，那麼中國是否也可以推翻香港交由英國繼續管理的承諾？這個責任豈是區區上校組長能承擔的？
(圖 6-3-6) 「鎮遠」與「靖遠」的兩支鐵錨由日本交還的商船「隆順輪」自東京運回中國上海。
但是我不能讓鍾少校用這個理由去申訴，那會造成洩漏開羅會議內容的嫌疑，雖然台灣歸還中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但中間的折衝過程仍然是機密，我可不想冒這個風險。我決定去找麥克阿瑟，如果先從內部搞定，鍾少校只要持一個還說得過去的理由，應該就不會被刁難。鍾少校說，他想以「為了防止軍國主義復辟，必須從源頭剷除，而不受限於本次戰爭」為理由去說服。
我真的去找了麥克阿瑟，把上述的道理說給他聽，他沒有想到事情牽涉如此之廣，既然如此再堅持那些所謂的原則就沒有意義了，於是當即下令放行。次日鍾少校再到盟總第二組本來還想申訴，值日官卻告訴他已經在走行政流程，想不到這麼快就辦妥了。「鎮遠」與「靖遠」兩艦的鐵錨、錨鏈，砲彈十枚於1947年五月一日在東京芝浦碼頭點交，錨鏈與砲彈由海關緝私艦「飛星」，兩支鐵錨由商船「隆順」運回中國上海，我與鍾少校在碼頭目送兩船離開，這兩艘船也是戰時被日本人俘虜，戰後交還。「鎮遠艦」的鐵錨先放置在青島基地，後遷入北京軍事博物館展示。
我後來才知道，其實「鎮遠艦」還有另一枚鐵錨仍然在日本，此外「定遠艦」的遺物許多也在日本，包括舵輪、欄杆、門板等，但由於「定遠艦」是戰後清廷自行發包打撈，由日本公司得標，屬於民間商業行為，所有撈獲之物歸私人所有，政府無權要求。
(圖 6-3-7) 無武裝的「雪風號」驅逐艦由日本船員開來上海江南造船廠移交，正通過外灘前。 我的天真想法被上級潑了一盆冷水：「就憑桂永清？他連一條小船都照顧不了，那有本事管理這麼多軍艦？」
(圖 6-3-8) 英國援贈中國的HDML港防艇。
原來當時正值「伏波」艦事件發生後，方瑩少將對外放砲時，倫敦已開始對桂永清喪失信賴感；我想如果英方連這個順水人情都不想做，對於後續英國艦艇的援贈恐就更不樂觀了，事後證明果然如此。
英國原計劃援贈的還包含有5,500噸級的輕巡洋艦"HMS Aurora"，1,400噸級的護航驅逐艦"HMS Mendip", 兩艘"T"級潛水艇與八艘HDML港防艇，其中HDML港防艇已於1946年底移交由貨輪運往上海，其餘各艦的中國接艦官兵也已在英國訓練了兩年，所以當倫敦方面傳出將取消後續艦艇的移交時引起中方極大的震撼，雙方展開外交折衝，我立刻被推向火線。
由於"HMS Aurora"是皇家海軍二戰時期的功勳艦，倫敦方面自是非常慎重不願輕易鬆口，中方則提出二戰爆發前有六艘中國海關的巡邏船泊於香港被英軍徵用，若英國食言就要索還這六艘巡邏船。
這件事我是知道的，六艘中國海關巡邏船是於1937年八月上海事變時逃來香港，1941年底香港保衛戰時被港府徵用，戰爭中有些被擊沉有些被日軍俘虜後不知下落，現要求物歸原主是不可能的。倫敦方面聽了我的說明只好同意"HMS Aurora"號輕巡洋艦如原議無償援贈，換取中國方面不索賠六艘海關巡邏船的損失，這就是後來的「重慶」號巡洋艦。
對於"HMS Mendip"號英方則不願再無償援贈而改為租借，亦即英方隨時可中止租約收回，這就是後來的「靈甫」號護航驅逐艦。 至於兩艘"T"級潛水艇則根本取消援贈，所有學員遣散回國。
至於中國接收的三十四艘日本賠償軍艦，由於缺乏修復技術與足夠的操作人員，許多棄置港口或河道，直到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為避免資敵大部分拖往台灣，由於國共雙方隔海峽對峙，需要大量艦艇，才設法修復使用，但因材料與工藝的缺乏，狀況並不好，加上冷戰開始美國恢復援助，有了美國裝備，這批日本艦艇被國民黨海軍視若敝履，很早就除役了。
鮑克塞遠東委員會的職務是喬治·桑森(George Sansom)引薦的，桑森本人也是遠東委員會的英國代表，所以我在東京也會見面，交談之後才發現他與父親於1904年同時到日本，父親是橫濱領事館的館員，他則在東京公使館學習日文，之後成為英國最早的日文專家，鮑克塞則是跟隨他的腳步。 鮑克塞說他從小就對日本文化著迷，軍校畢業後就參加與日本交換服役為期三年的計畫，在日本奈良的第38步兵聯隊與豐橋的陸軍士官學校服役，1933年取得日語官方口譯員資格，他同時也著迷於日本的柔道與劍道。 他在日本的時候聽到早年與葡萄牙人及荷蘭人接觸的歷史，引起他的興趣，開始研究並學習葡萄牙文。他經常發表關於葡萄牙在十六世紀東亞貿易的學術論文，並在這個領域逐漸聞名，他還收集了許多歷史手稿與書籍存放在香港，這正是鮑克塞願意到東京遠東委員會工作的原因，因為他的收藏在1941年底日軍佔領香港時都被日本人掠奪，轉移到日本目前放置在東京帝國博物館中。鮑克塞來東京任職，就是想要索回這些收藏，最後大部分如願以償追回。我這時才知道，當年他不願跟我們搭乘魚雷艇突圍，不僅是因為受傷或項美麗剛剛生產，捨不得這些收藏也是原因之一。 鮑克塞曾經跟我說過，他為什麼會在日本開始研究葡萄牙航海歷史的原因，因為他在日本的時候首次聽說了一個歷史事件讓他永生難忘。1640年澳門派出一艘船於七月六日來到長崎，船上搭載六十一名葡萄牙人與十三名南亞黑人，主角是四名澳門市議會的高級代表，他們攜帶官方文書要呈交幕府，想表達葡萄牙人保證只貿易，不傳教的態度。對西方來說這是外交使節攜帶國書官式訪問的位階，不料才一抵達所有人被幕府監禁隨即下令處死，六十一名葡萄牙人一個接一個被斬首，首級每隔六尺用一根鐵矛穿刺豎立在高台上，遺體則埋入洞穴當中。所有貨物、衣物、銀幣，連同船隻拖往最初入境的地點燒毀沉入海底。 
(圖 6-3-9) 1640年日本幕府斬首六十一名來自澳門的葡萄牙人，其中有四人是澳門市議會高級代表。這些葡萄牙人的頭顱被鐵矛刺穿，每隔六尺豎立在檯子上。 這讓我想起英國商船"Behar"船員被集體斬首的那位左近允尚正中將，我發現他現在居然隱藏在日本當寓公。於是向總部報告獲得授權，代表英國政府向盟總的檢察官舉發，要求將他押解到香港受審，後來果然在1947年十月的軍事法庭宣判死刑，1948年一月被送上絞刑台。
(圖 6-3-10) 鮑克塞辭去軍職離開東京盟總遠東委員會，龍保羅來幫忙搬家。
我在東京的時候，都是鮑克塞帶我去好吃好玩的地方，因為他日語流利，所以方便不少。鮑克塞比我大三歲，所以我私下視他為大哥，但在正式場合他卻必須對我十分尊敬，因為他只是陸軍少校，而我已是海軍上校，依體制必須如此，這讓我很不好意思。當年在香港的時候我們兩個都是少校，他還比我略為資深，但因為二戰期間他都在戰俘營，無法升遷，所以至今還是少校，而且已經四十三歲，未來大概也沒有機會，所以萌生退意。
恰巧此時倫敦國王學院葡萄牙研究的卡蒙斯教授(The Camões Professorship )職位出缺，邀請鮑克塞擔任該職，這對他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鮑克塞連大學文憑都沒有，完全靠自學，為了抓住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他決定離開軍職，但如此就無法繼續在遠東委員會工作。鮑克塞推薦我繼任，但遭到倫敦總部的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我在中國更有用，我猜這八成又是M先生在幕後搞的鬼。
鮑克塞私下跟我說，他其實並不想回到英國，但這個機會實在難得，所以勉為其難。我問他最喜歡那裡，他說香港。沒錯，鮑克塞的黃金歲月都在香港度過，那也是他與項美麗邂逅的地方，而且他的研究又與澳門脫不了關係。每個中年男人都有他魂牽夢縈的地方，鮑克塞視香港，我想我應該是上海吧。
鮑克塞在1947年中離開日本，我當時正好在東京，還去機場送行，並承諾下次回英去他家拜訪他與項美麗。鮑克塞於當年十月正式成為卡蒙斯教授，展開他的第二段人生。在鮑克塞的引領下，我後來也走入大航海時代東方歷史的研究。有別於鮑克塞的日本與葡萄牙，我比較著重在西班牙、荷蘭與英國在台灣，那是因為50年代以後我與台灣發生比較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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