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三月初，台灣淡水的領事館來電，稱島內各地民眾武裝暴亂，情況似失控，由於我們在台灣沒有專業的情報單位，難以應付，所以上級希望我去走一趟以瞭解狀況，因為所有人當中我對台灣最熟悉。
去台灣當然是搭飛機最快，但目前情況不明，一個人搭機出機場可能有危險，最好是派軍艦專送保護，但當時皇家海軍實在抽調不出。我推測中國海軍應該會出動艦艇去台灣鎮壓，於是打電話給中國海軍上海軍區司令方瑩少將，他是閩系的一員，也是我的舊識。方瀅說上級的命令剛剛到，當晚就要出發，如果要去就抓緊時間。
我立刻叫同事駕車送我到吳淞軍港，登上任務艦隊的旗艦「太康」，這是一艘護航驅逐艦(DE)，是剛自美國接收回來的「八艦」之一，艦長是高舉。任務艦隊還包括「中海」與「伏波」，「中海」是在青島中央海訓團接收的坦克登陸艦(LST)，「伏波」則是英國援贈的「花級」巡邏艦，與我1944年在加萊外海被德國魚雷艇擊沉的是同一船型。
由於高舉艦長是中校，而我是海軍上校，所以在艦上備受禮遇，他們把最好的艙間讓給我，用餐時我坐上位。在航行途中高舉艦長向我簡報海軍佈署的大致情況，他說之前已經有一艘「中權」坦克登陸艦搭載海軍官校學生訪問基隆，目前還停留在港內，加上「太康」、「中海」與「伏波」，就會有四艘軍艦在基隆港，同時招商局「海平輪」會搭載憲兵第四團從福州開來增援。另外還有兩艘中型登陸艦(LSM) 「美頌」與「美樂」被派往高雄港，這就是目前海軍對於本事件的佈署。
(圖 6-2-1) 「太康」、「中海」與「中權」三艘軍艦1947年三月七日夜晚在基隆港。
(圖 6-2-2) 憲兵第四團護衛調查特使團於三月九日凌晨從基隆港前往台北。
幸好三月八日上午搭乘「海平號」砲艇從福州來的國民政府監察院調查特使楊亮功，在當晚由招商局「海平輪」從福州載來的憲兵第四團抵達基隆後，決定上岸前往台北，我趕緊拜託他們讓我隨行。幾輛軍用卡車組成的車隊在清晨二點鐘從十四號倉庫出發，沿途曾遭到冷槍攻擊，但被憲兵擊退，特使團的人也受了傷。
清晨三點車隊抵達台北市，略事休息後前往圓山的海軍辦事處，發現倉庫前的地上躺了許多具屍體，聽說前一天晚上遭到武裝攻擊，被守軍擊退後留下的。有一個人在現場向特使簡報情況，他自我介紹說：「我是保密局台灣站的站長林頂立！」
什麼？他就是「林樣」？策叔介紹給戴笠的那個人？我猜林頂立應該不認識我，但他可能覺得一個外國人怎麼會跟著特使，以狐疑的眼光打量我，我連忙把頭轉向另一側，看到附近有一個火車站，發現竟是當年我與安妮來台灣神社下車的「宮ノ下」站，這時有一列汽油快車正要開往淡水，於是我連忙離開調查團跳上火車，不久到達淡水車站後步行前往英國領事館，也就是當年與安妮駕駛「中國珍珠號」停泊在淡水河，與領事喝下午茶的那幢荷蘭古堡。
領事很驚奇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我是如何來到淡水的。當時領事館內有不少西方人聚集，他們多半是在台灣的英國商人與傳教士，透過交談我才大致瞭解事件的狀況，簡單來說是「期待落差」，台灣在經歷日本人較現代化，有系統、有效率半個世紀的統治之後，突然面對來自傳統中國官僚與軍隊的貪污腐化與壓榨，就會產生比較，進而排斥，雙方裂痕愈來愈大，加上統治者沒有妥善處理，就可能因為一個小火花，造成燎原之災不可收拾的後果。
(圖 6-2-3) 龍保羅從宮ノ下站搭乘汽油快車前往淡水。 擔任台灣行政公署長官的陳儀也是問題的核心。這個職位集軍政司法大權於一身，類似當年的日本總督。而在國民黨高官中最有資格出任這個職位的，非陳儀莫屬。陳儀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娶日本妻子，應該很瞭解日本。他曾當過福建省主席，有行政經驗而且是閩台相連的關係。根據過去的政績，陳儀也的確是有相當理想性的好官員，但他仍然無力扭轉整個官僚結構的腐敗，讓台灣人由滿心期待到失望，最後讓陳儀成為眾矢之的。
(圖 6-2-4) 龍保羅來到淡水英國領事館，聽到當地英國僑民對事件的討論。
在軍事佈署上陳儀的作法也讓人不解，1945年十月中國軍隊接收時在台灣南北各進駐了一個軍，但陳儀主政之後認為台灣沒有這個需要，讓這些軍隊離開回到大陸，只留下不到一個師。有人說這是陳儀對台灣同胞的信任，但現實的結果是，當暴亂事起，各地民眾攻擊軍事基地時，軍隊竟無力抵抗，反而被收繳武器讓事件更擴大。
我的解讀是，陳儀仍是軍閥割據地盤的心態。台灣是個獨立的島嶼，日本人遺留的公共建設這麼多，人民又聽話有秩序，是關門自治最理想的地方。但中央的軍隊進駐愈多，他的自主權就愈少，所以用大陸內戰需要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讓這些部隊離開，就成為他必要的手段。但是當事變發生情況失控時，又不斷要求蔣介石增兵，在倉促下派來的整編二十一師素質很差，就造成後來的許多問題。後人往往把1945年接收與1947年事變的國民黨軍混為一談，所謂「乞丐兵」的說法因此而起。
至於有人說這是老百姓表達意見，不是叛變。從我們英國人的角度，幾百人拿著機關槍、推著山砲攻擊軍用機場與要塞基地，不是叛變是什麼？同樣的事情在東北也發生過，共軍發動地方武裝力量攻打國民黨軍隊的陣地，遭遇的自然是戰爭等級的打擊回應。相較之下，台灣這次還遠沒有到那種程度。
「二二八事變」後來在軍隊的鎮壓下迅速弭平，但從此也成為國民黨的禁忌，沒有人敢提，遑論研究，在真相不明的情況下，只剩下各自解讀，仇恨沒有隨著時間而化解，反而在國民黨統治威權式微後，更加撕裂。
領事說：「英國統治印度的矛盾更大，我們什麼場面沒見過，台灣這場事件要是換英國人來處理，絕不會變成今天這樣的局面。」 我回應道：「領事閣下，台灣與印度是不一樣的，印度是殖民地，台灣在蔣介石心中是自己的國民，處理的方式自然不同。」 在家父多年的教誨之下，我那會不知道英國人是如何統治印度的。殖民統治最重要的手段是「代理政治」，先找少數既得利益者，給他們特權，讓他們去控制多數的底層庶民，而不是自己去管理。為了維持特權，他們一定拼命壓榨底層，貢獻利益給殖民者，並且幫殖民者防止底層叛變，由於特權階層與底層庶民有極大的矛盾，兩者永遠不會聯合起來驅逐殖民者，這才是長治久安，與讓利益最大化的殖民政策。 但蔣介石因為把台灣人當成自己的國民，所以不會用階級分化的控制手段，反而為了意識形態去整肅那些親日的群體，譬如土地改革，這就觸動既得利益者敏感的神經，起而反抗。如果用英國人對印度的辦法，蔣介石應該去討好幾大家族，給他們特權，讓他們控制底層，事件說不定就不會發生，就算發生了也找得到替罪羔羊。 不過用英國人統治印度來比喻可能並不洽當，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例子比較接近，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並非當成殖民地，而是視為法國的一省，這就比較像蔣介石對台灣的概念，但問題正出在這裡，當戰後民族自決風潮起來的時候，英國可以拋棄印度讓他獨立，但法國卻不行，因為任何放棄國土的事對國家領導人來說都無異政治自殺，只能選擇派兵鎮壓，這讓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搞得焦頭爛額，最後仍然不得不退出，還終結了第四共和。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戰敗放棄認賠退出，國內不會產生政治風暴，但台灣對蔣介石來說是國土，尤其才打贏二戰就失去台灣，蔣介石的政治生命大概也將終結，所以事件中的某些訴求根本不可能實現，這一點我們外人看得十分清楚。 在整個事件中被殺害的除了台灣人，也有外省人，外省人大多是被暴民殺害，方法為所謂的「語言檢查」，只要不會說閩南語或日本話的就當場處決。本省人除了被軍隊鎮壓喪生，更有許多是來自台籍人士的彼此構陷，原因不外乎公報私仇，甚至是謀財害命，像前面提到保密局台灣站站長的林頂立就是台灣籍，他在事件中組織「特別行動隊」協助清鄉、逮捕政治犯，其中就有不少可疑之處。 台灣人的心態也十分值得玩味。我曾目睹六十二軍在高雄上岸，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負面的形象，百姓歡迎的場面應該也是發自內心。由於中國是戰勝國，台灣人產生想要沾光的心態可以理解，甚至反過來對尚未遣返的日本兵毆打辱罵。但同樣是台灣人，在戰爭期間擔任戰俘營管理員，對盟軍戰俘兇殘的程度甚至超過日本人，這是戰後許多台灣人被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原因。台灣人在日本人面前低聲下氣，反過來在戰俘面前耀武揚威，這是補償心理與自卑感的反射作用。這麼說或許會被批評是個人憶測，以下正好有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宵月艦地獄船事件」。
(圖 6-2-5) 已拆除武裝充當復員用特別輸送艦的「宵月」裝滿遣返人員離開澳洲雪梨港。 在盟軍當中，澳洲人是最痛恨日本人的，在他們眼中，台灣人與日本人沒有兩樣，不會因為自稱是戰勝國國民而有所改變，由「宵月艦地獄船事件」也可以看出台灣人現實的一面。
我搭乘「太康艦」從上海來基隆時，高舉艦長曾說任務艦隊中有一艘「伏波艦」，但她始終沒有出現在基隆港，究竟是什麼原因？原來她在趕來的途中發生海難沉沒了。倫敦對此十分關切，香港MI6總部的電報打到淡水領事館，要我速回上海處理，可是以目前的客觀條件談何容易，我不想再回基隆港，那太麻煩了，於是請香港總部詢問皇家海軍最近有沒有軍艦經過台灣海峽，回電說剛好有一架桑德蘭式水上飛機（Short S.25 Sunderland）將從香港飛往上海，但不便降落淡水港，要我自己想辦法到海上接駁。於是我又請領事館跟山腳下的海軍淡水巡防處接洽，看看能否調派一艘小砲艇送我到外海登機。幸好一切順利，我在最短時間又回到上海。 提到「伏波艦」，這是1946年一月十二日在英國的樸資茅斯軍港接收的一艘 Flower級巡邏艦"HMS Petunia"號，這是中國海軍接收的第一艘英國援助艦，於當年八月八日由艦長柳鶴圖率領經地中海返回中國，於十二月十四日抵達南京開放參觀，我還代表英國政府在記者會上講話。 1947年三月十九日夜晚，「伏波艦」在福州附近的牛山島( Turnabout Island)海域與招商局的「海閩輪」發生碰撞而沉沒，除輪機官焦德孝上尉一人獲救外，其餘包含艦長姜瑜少校以下一百卅餘人全部喪生，其中還有十八名海軍官校的見習學生。
(圖 6-2-6) 「伏波艦」與招商局「海閩輪」相撞沉沒。 「伏波艦」的事故引發國民黨海軍內部尖銳的派系鬥爭，上海軍區司令方瑩少將在記者會宣稱這起事故完全是由於桂永清為了整肅閩系，將原來接艦的柳艦長撤換，直接升任電雷系的副長姜瑜當艦長，由於姜的學養不專、經驗不足而釀成這樁本來不應該發生的悲劇，方瑩少將隨即宣佈退役與桂永清劃清界線。
(圖 6-2-7) 海軍上海軍區司令方瑩少將為「伏波艦」的沉沒召開記者會痛批桂永清，引發後來的「海軍白速恐怖」。
方瑩批評姜瑜不能直接升任艦長，與英國海軍傳統有關，副長必須到下一級艦當完艦長之後，才可以回任本艦艦長，絕對不能原艦升任。因為如果副長能夠直接升任，艦長對他就不會信任。其次海軍的副長並不等於副艦長，副長更像是執行官，是艦上大小瑣事的管家婆。桂永清因為是陸軍出身，弄不清副長的意義，還以為陸軍的團長陣亡副團長頂上理所當然，為何海軍的副長不能原艦直接升任艦長？桂永清是個心胸狹隘，剛愎自用的人，來到陌生的海軍不虛心學習，還硬要把陸軍那一套軍閥作風帶到海軍，外行領導內行，結果就是更被人瞧不起。
由於英國海軍傳統上還是比較相信閩系軍官，對方瑩的發言持比較認同的態度，因此開始對桂永清的能力產生不信賴感，這對中英海軍未來的合作投下巨大變數，因為倫敦原以為可以拉攏桂永清做為英國海軍的代理人，所以才會在援助上不斷加碼，不料發現桂的表現與原來想像不符，投資就開始收手，許多原定援贈的軍艦拒不移交，或甚至直接取消。
方瑩是陳紹寬下台後，閩系少數還在位的實權人物，方瑩對記者的發言直接挑戰了桂永清的威信，方瑩雖然說完就退伍，但桂永清因此記恨整個閩系，展開血腥整肅，這就是「海軍白色恐怖」的開始，受害者絕大多數是閩系軍官與馬尾海校的學生，也因為如此，大部分閩系將領在1949年後選擇留在大陸，成為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海軍的重要基礎。想不到「二二八事變」還衍生出這麼多事情。
海軍白色恐怖是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的開始，白色恐怖與「二二八事件」雖然有部分因果關係，但兩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二二八事件」時中國的首都在南京，所有處置是中央政府對某個偏遠地區一場暴亂的鎮壓，目的相對單純。到了50年代白色恐怖，此時蔣介石已經只剩下台灣，所有處置是為了保命，基調是反共防諜，由於加上了思想檢查，株連更廣，也更恐怖。
那麼「二二八事件」對英國的影響為何？戰前英國是所有列強在中國勢力的老大哥，追求穩定最符合英國的利益，所以如果依照戰前的策略，英國應該會支持蔣介石迅速平亂，但戰後美國取代了英國的地位，所以國民黨政府更在意美國的態度，反而英國變得無足輕重。這就要談到我的同行葛超智（George Henry Kerr），他曾是美國駐重慶大使館的海軍武官，實際上是戰略情報局（OSS）的人，他在1945年十月跟隨陳儀到台灣接收後就一直待在台北領事館，更親身目睹事件的發生，當然比我這個打醬油的深入得多。不過葛超智熱衷於台灣「托管」與「獨立」，在事件中積極介入，甚至謠傳他提供槍械與資金給起事者，這一點我沒有證據無法確定，但我覺得換作英國應該不會這麼做，畢竟整個中國才是英國的利益所在，沒有理由在邊陲島嶼惹事，反而因小失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