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 1944 年底離開倫敦經地中海，中東到印度飛越駝峰回到中國，這一段旅程比起 1943 年底我回倫敦時已經安全得多，但軍運繁忙仍不能一路暢通，走走停停的結果是當我抵達成都時已經是 1945 年初了。
設於成都的國民黨空軍參謀學校希望我來校擔任助教兼翻譯的角色，因為當時已經有五位英國皇家空軍的教官在參校任教，而飛行員出身又懂中文的英國軍官現在成都一個也找不到，這是他們急需要我的原因。其實我本身並非空軍指揮參謀科班出身，不過藉機教學相長也增進不少知識。
空軍參謀學校的資歷使得我後來與國民黨空軍的高層保持良好的關係，因為這些來受訓的軍官都是政府重點栽培的空軍領導人才，師生關係在中國是僅次於父子的，助教也是「師」，既然我成了他們的老師，他們就必須尊敬我，辦事情就方便得多了。
(圖 5-9-1) 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連同「飛虎隊」的形象一併納入美國陸軍第 14 航空隊。
我是英國空軍向 MI6 暫時借調的，由於當時英國情報單位在中國也沒有什麼作為，所以大概上級覺得放人亦無所謂。雖然我許多同學都在皇家空軍服役，但這是我本身第一次參與空軍的工作，覺得他們比陳腐守舊的海軍有朝氣多了。
成立空軍參謀學校已經是英國空軍在華作為的極限，中國戰場能夠擊敗日軍，美國強大的空中力量才是關鍵。抗戰從日本的零式戰鬥機出現在中國戰場後，完全掌握了制空權，到了抗戰後期由於美國空中力量的進駐，日本將制空權拱手讓人，這讓日本陸軍與海軍的作戰處於劣勢的狀態，加上美軍重轟炸機對本土城市進行地毯式轟炸，最後無論有無投擲原子彈，日本都改變不了失敗的命運。
美國在二戰當時並沒有空軍的獨立軍種，所有空中力量分屬陸軍與海軍的航空隊，在中國戰區主要是由陳納德將軍率領的陸軍第 14 航空隊(Fourteenth Air Force)， 1943 年三月五日成立於中國昆明，轄下有第六十八混合聯隊、第六十九混合聯隊、第三一二戰鬥機聯隊、中美空軍混合團等，使用的飛機主要是 P-40 、P-38 、P-51 驅逐機與 B-25 輕轟炸機與 B-24 重轟炸機，原來的志願隊在美國宣戰後已經解散重新加入。除了第十四航空隊還有負責駝峰空運的第十航空隊，使用 C-47、C-46、C-53 等運輸機。此外第二十航空隊的 B-29 重轟炸機初期也是從中國基地起飛轟炸日本，但由華府直接指揮，與中國戰場的任務與指揮系統無關，而且不久就改由更近的馬里亞納群島起飛。
(圖 5-9-2) 徵集地方民工以人力修築供B-29大型轟炸機起降的機場。
這些投入大量勞力興建的機場沒有使用多久就因美軍攻下馬里亞納群島，所有 B-29 機群移往該島而成為無用武之地。
有一天，隨國民政府寄居重慶的韓國流亡政府領袖金九，帶著他的兒子金信前來找我。金九是我在上海就認識的韓國流亡政府首領，聽說我由歐洲回到成都並在中國空軍參謀學校任教，特地帶他現正在中國空軍軍官學校求學的兒子前來拜會。
金九感謝我在上海時的協助，那是 1932 年的事，當時發生虹口公園爆炸案，韓國人尹奉吉以炸彈刺殺了多名日本軍、政高官，為此日本人壓迫法租界大肆搜捕韓僑，金九前來拜託我，經我巧妙的利用媒體攻勢，讓法租界不得不投鼠忌器，釋放所有被拘捕的韓國人。
金九拜會我的目的是因為他看得出日本人遲早會戰敗，到時他就有機會回國成為第一任總統，所以他現在必須尋找一切可能得到的國際支持。我當時不大瞭解韓國的狀況，聽金久說才知道美國人可能支持李承晚。
金信馬上就要到印度去接受飛行訓練，不久可能還要前往美國繼續受訓。金九知道我在中國空軍的人脈，希望代為照顧。當時美國人控制一切，我內心盤算，若是我幫上這個忙，等到金九真的當上韓國總統，或許我能向他討這個人情，為大英帝國在戰後的韓國爭取一席之地。
在成都空軍參謀學校的生活是愉快的，但隨著戰爭的結束我也不得不離開，因為上級有更重要的任務派給我。
同年五月蘇聯軍隊攻入柏林結束了歐洲戰場的戰事，大家也都相信唯一還在做困獸之鬥的日本即將投降，英國政府已開始為戰後在華的利益做各種準備，在我的業務範圍中有兩大重點，一是英國將繼續取得統治香港的權力，一是與美國爭奪戰後中國海軍的主導權。當然這些都是非常高層的廟堂決策，非我們這種階級所能聞問，我要做的只是提供充份的情報給決策者，與儘力執行上級交辦的命令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我的上級突然想起我的特殊利用價值∶「這傢伙不是對上海很熟悉嗎？是否應該派他搶在美國人之前先回上海布局？」 這種任務本來不需要我親自出馬，但是放眼望去似乎也沒有人比我對上海更瞭解，加上我離開有一段時間也想「回家」看看，於是主動請纓。還好這時環境已大不同於 1942 年，整個行程其實是透過管道與日本海軍情報機關事先聯絡好的，因為日本方面也希望為戰爭結束找到體面的下台階。 行程最快的方式是搭飛機到前線機場，日軍接我換乘日機直飛上海，我們要防範的反而是美軍情報機構，絕對不能洩漏半點蛛絲馬跡，這可傷腦筋了，整個中國戰場全都是美軍的飛機，我要如何在不通知美國的條件下找到飛機從成都抵達前線？然後搭乘的日本飛機又不會被美機誤會，甚至像對山本五十六那樣故意擊落？ 絞盡腦汁想的各種方案都覺得不可行，最後的結論是由我自己駕駛一架飛機飛往前線，但是中國戰場沒有一架英國可以掌握的飛機，不過這難不倒 MI6，他們以做飛行表演鼓舞士氣的名義從印度搞來一架噴火式戰鬥機，因為它在不列顛空戰聲名顯赫，但在中國絕大部份人沒看過，所以有賣點。美國人雖然有點狐疑，但一架飛機大概也搞不出甚麼名堂，同意提供後勤支援。選擇噴火式戰鬥機的背後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我之前駕駛過噴火式的前身「超級馬林」S6 級競速機，所以不需要重新熟飛，換做其他機型這一招恐怕就行不通了。
(圖 5-9-3) 龍保羅駕駛噴火式戰鬥機抵達日軍的機場，一架日本仿製 DC-3 的運輸機( Tabby )正在等待。 日本軍官很友善的哈腰敬禮握手，還奉上餐食，我看了看那架 Tabby，又回頭看看噴火式，問他是否能幫噴火式加油，我打算繼續駕駛它到上海。日本軍官聞言連忙搖頭說∶「不成不成，讓它飛在我軍控制的天空，難保不會因誤會而遭擊落。」 他講的正好相反，其實以當時的制空權，我若搭乘 Tabby 被美軍戰機擊落的機率恐怕還比駕駛自己的噴火式被日軍擊落的機會大。由於我的堅持日本軍官只好妥協，加滿油後我跟隨 Tabby起飛，一路緊跟飛往上海龍華機場。
(圖 5-9-4) 龍保羅駕駛噴火式戰鬥機跟隨日本 Tabby 運輸機飛越上海外灘上空。 沿路的天空很寧靜，既沒日軍飛機也沒有盟軍飛機，到了黃浦江邊的龍華機場日機示意我先降落，於是我在繞場後讓噴火式以優雅的姿態輕輕飄降在跑道上，我一下機日本人就用帆布把飛機遮蔽，推到機棚內隱藏起來。 我被用一艘蒸汽艇從龍華機場接走，沿途經過熟悉的外灘，黃浦江上空蕩蕩的一艘大型軍艦都沒有。蒸汽艇來到蘇州河口海軍碼頭旁停泊的一艘軍艦，我認出那是日本駐華炮艦隊的旗艦「宇治」，這裡就是當年「出雲艦」停泊的位置，也是1942年我與山本五十六在「多多良艦」會面的地方。
(圖 5-9-5) 龍保羅被小蒸汽艇從龍華機場直接送往停泊在蘇州河口海軍碼頭的「宇治艦」。 「歡迎龍大佐光臨上海，上次一別快三年了吧？抱歉讓您搭小汽艇，因為從龍華機場走水路到本艦，完全不必經過陸地的交通，這樣比較保密而且安全。」 安全？現在的上海跟以前不一樣了嗎？ 在我到達的 6 月 22 日，當天正好沖繩戰役結束，日本已經耗盡所有抵抗力量，只有陸軍強硬派還在頑抗想要玉石俱焚，海軍著眼於戰後復興的大格局，希望避免這種狀況發生，所謂安全顧慮，防的就是陸軍的狂熱分子在途中暗殺。 會議在「宇治艦」上舉行，日方主談人為中國方面艦隊參謀長左近允尚正中將，會議當中日方仍延續當年山本五十六的概念，希望先與英國媾和，再由英國傳話同盟國，我知道這是日本人談事情要找中間人的文化，我也知道他們曾想以交還佐爾格為籌碼請蘇聯出面，但被史達林冷處理，這導致佐爾格在去年十一月被絞死。現在戰局對日本更不利，病急亂投醫的結果想起當年山本曾與我談過這個議題，才有了這場會議。 雖然會議日方的主談人是左近允尚正，但那是因為當時在上海找不到比他更高階的海軍軍官，真正瞭解全局的是臼井淑郎，臼井的現職是日本駐蘇聯大使館海軍武官，為了這場會議專程飛來上海。整個會議左近允很少發言，大部分由臼井主導。
(圖 5-9-6) 龍保羅在「宇治艦」官廳內與日本軍方代表會談。
臼井熱情洋溢地以回憶當年我與山本大將會談的美好時光作為開場，但今非昔比，英國已經不可能脫離盟國單獨與日本議和，我參加過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明確知道同盟國陣營的底線，那就是無條件投降。其實我這趟來上海的目的根本不是議和，而是想在投降過程中控制局面朝向對英國有利的方向發展，所以投降是這場會議不可改變的先決條件，雖然我知道日本人很好面子，不能講得太直白，但眼看雙方始終沒有交集，最後只好攤牌。
「各位，請不要再對議和抱持不切實際的幻想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同盟國已經定下無條件投降的底線。你們現在應該要想的是，如何在投降的前提下，給自己找到最起碼的生存空間，在這一點上面，英國可以比美國人更幫得上忙。」
左近允一聽我說投降猛然拍案而起，喝斥說：「向你們投降？你們英國人算老幾？當年在南洋被我斬殺的英國人不知有多少。」臼井趕緊打圓場，但左近允還在叫囂說「不怕你去查，去年三月那艘英國商船在爪哇斬首七十人，就是我親自下令的。」
最後會議不歡而散，臼井向我連連道歉，說晚上要請我到大光明戲院去看「夜來香幻想曲演唱會」作為賠禮。
「李香蘭呀，你認識她嗎？」臼井一邊拉著我上車，一邊回答。 「當然認識，我跟她很熟，她是日本人山口淑子!」 「你一定是搞錯了，她是支那人，大家都知道的。」
(圖 5-9-7) 舉辦「夜來香幻想曲演唱會」的上海大光明戲院。
原來連臼井都以為李香蘭是華人，這個煙霧放的可真是完美，但我在北平時代就透過川島芳子認識李香蘭，所以知道她是日本人。弔詭的是大家都以為川島芳子是日本人其實她是中國人，而所有人都以為李香蘭是中國人其實她是日本人。但不管如何，能夠在上海再看到她還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龍大佐，您既然認識李香蘭，能否幫我要個簽名？」臼井有點靦腆的說。
「您也是她的歌迷噢？沒問題，只要能見到她。」
這邊要先說明一下李香蘭在戰爭期間的狀況。她原來在滿州映畫工作，1945 年 6 月已辭職的她來到上海投身大中華影業公司，並從 23 日到 25 日在上海大光明戲院舉行「夜來香幻想曲」個人演場會，由號稱「遠東第一樂團」的前上海市交響樂團(即前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交響樂團，許多樂手是白俄)擔任伴奏，並由服部良一親自編曲配器，陳歌辛與服部良一分別擔任指揮，讓李香蘭的演唱效果更加華麗典雅，達到了流行藝術的最高境界。
李香蘭唱紅的名曲有「何日君再來」(呂錦光曲)、「夜來香」(劉雪庵曲)、「蘇州夜曲」(服部良一曲)、「夜上海」(陳歌辛曲)等，並且拍過許多部歌頌日華親善的電影。很多人對她身為中國人卻拍媚日電影表示不滿，殊不知她根本就是日本人。由於李香蘭被誤認為是中國人的形象對滿州映畫與日本軍方宣傳有利，所以故意不予澄清，李香蘭在夾縫中左右為難，最後選擇脫離滿州映畫來上海發展。滿州映畫是由日本特務甘粕正彥所控制的，甘粕就是康德皇帝溥儀背後的那個影舞者，脫離滿映，就等於脫離特務的控制，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我們去的是演唱會前一天的彩排，電影公司安排了一些需要打點的政商關係免費招待。正式演出是從第二天起的 23 日到 25 日。儘管當時已是戰爭末期，上海的上游社會人士與西方人仍然蜂擁捧場，票價分為四千、五千、六千三種，演唱會連續三天共舉辦六場，至今已成為老上海人的傳奇記憶與大光明戲院的歷史文化財。
大光明戲院是我戰前常去看電影的地方，在這個特殊的時空舉辦這樣的演唱會，卻讓人有一種筵席將散的末日景象。當時上海與南京的大小「漢奸」人人自危，有辦法的央求日本人協助飛往東瀛希望逃過戰犯的審判，更多的人選擇自我麻痺，今朝有酒今朝醉，反而讓上海各種娛樂場所高朋滿座，等待最後一天的到來。
(圖 5-9-8) 李香蘭「夜來香幻想曲演唱會」，由前公共租界工部局交響樂團伴奏。
我在後台見到李香蘭，艷麗依舊，但更加成熟，由於我與她的關係非比一般，所以特別熱絡，唯一的問題是語言，我跟李香蘭用中文，李香蘭跟臼井用日文，還要麻煩她翻譯，這太麻煩了，最後我們都用英語交談。
臼井得到李香蘭的簽名照如獲至寶，連連對我稱謝，然後我們一同驅車往龍華機場方向。我以為臼井是要送我上飛機，誰知途中他說今晚要搭機到莫斯科，因為後天早上在紅場史達林要舉行勝利大閱兵，依照外交禮節武官必須參加。此去莫斯科六千多公里，得花上一整天的時間飛行，他又捨不得李香蘭的演唱會，所以一結束就直奔機場，希望我見諒。
「等等，等等，你說勝利大閱兵，什麼勝利？打敗軸心國嗎？」
「是呀!」
「你們不就是軸心國嗎？去慶祝什麼？」
「可是蘇聯和日本到今天還有外交關係呀！所以明知很尷尬，我身為大使館海軍武官還是得參加。」臼井有點無奈的說。
此時汽車駛入龍華機場，一架 Tabby 停在廠棚前，螺旋槳已經在熱機，我的腦筋又開始打主意了，這是人生難得一遇的機會，或許我可以跟著去瞧瞧？我向臼井提出要求，他大概因為拿到李香蘭的簽名照片不好意思拒絕，只好答應。其實飛機上除了駕駛機組員只有他一個乘客，飛一整天也怪無聊的。
就像開羅會議那次一樣，在戰爭期間進行這樣的長途飛行需要經過兩國多次磋商，確定聯絡信號，並且加油補給護航都需要事先安排妥當，這個我十分有經驗。Tabby 是仿美國道格拉斯的 DC-3，這型飛機我在駝峰飛過多次，判斷飛到莫斯科大概需要 24 小時還要加兩次油，幸好莫斯科與上海之間有七個小時的時差，讓我們可以在當地凌晨抵達，換好衣服趕赴紅場。
在離開之前我還要對我駕駛來的噴火式戰鬥機作安排。我透過臼井告訴他們什麼都不要動，等我從莫斯科回來再說，於是我們就在黑夜中隆隆起飛。
「咖啡呢？有沒有咖啡？…..」 原來日本飛機上沒有加熱的設備，所以沒有熱咖啡。 我們在 23 日午夜抵達莫斯科機場降落，距離我上次來這兒已經十一年了。日本大使館派車接走臼井，我不方便跟，打電話給英國大使館，接電話的人雖然很驚訝，但抬出父親的名號還是有用的，他們派車接我到使館休息，再一起出發去紅場參加典禮。我問他能否幫我借一套海軍上校的制服，使館的人有些為難，這時M先生突然出現，說他正好有一套，而且應該合身。怎麼那麼剛好？但一看那套的軍階是少將，我連忙推辭說還是穿便服好了。後來才知道那是M先生自己的軍服，他的官階就是海軍少將，只是我從未見過他穿軍服。
(圖 5-9-9) 莫斯科紅場舉行的戰勝納粹勝利大閱兵典禮中的日本陸軍武官矢部忠太大佐與海軍武官臼井淑郎大佐。
1945年六月二十四日早晨十點，紅場教堂的大鐘敲響最後一響，由史達林親自主持的勝利大閱兵在紅場正式開始，中國因是同盟國五強之一，代表團由軍委會政治廳廳長鄧文儀中將率領高坐在主席台中央，日本武官則坐在最旁邊，哭喪的看著昔日盟友納粹德國的軍旗被紅軍在地上拖著走過觀禮台拋棄。
這位陸軍武官矢部忠太大佐也是搞情報出身的，過去曾有一面之緣，他滿臉尷尬，我只好拍拍他的肩膀，一切盡在不言中，當時還不知道蘇聯已經在準備入侵滿州，也不知道當地的日本人會遭遇那麼悲慘的命運。
臼井要留下在莫斯科，我隨中國代表團的美國飛機飛回重慶，留在上海龍華機場那架噴火式戰鬥機就只好以墜毀報廢來銷帳了。誰知戰後美軍接收上海在龍華機場的倉庫裡找出這架飛機而大驚小怪，以為是日軍在緬甸俘虜的，幸好當時我人在上海，運用一些方法把這件事給壓下去。
關於那位在會議中發飆的左近允尚正中將，我回重慶後立刻透過內部管道查詢，發現在1944年三月，的確有一艘排水量為6,100噸的英國商船"Behar"在由墨爾本前往印度途中，被日本海軍重巡洋艦「利根」擊沉，倖存的104名船員被俘虜帶回爪哇，其中69名船員包括英國人及印度人被日軍斬首殺害，當時下令的就是第十六戰隊司令左近允尚正。
英國方面只知道"Behar"被日本軍艦擊沉，並不知道船員被殺害的事。戰後我配合軍事法庭調查日軍在二戰的犯罪行為，主動檢舉該案，軍事檢察官將當時已退隱在日本的左近允尚正逮捕押往香港，1947年開庭審理，我當時人正好在香港並以證人身份出庭，左近允一看到我臉色瞬變，當場招認，最後在1948年一月被執行絞刑。
(圖 5-9-10) 日本重巡洋艦「利根」在印度洋攻擊英國商船"Behar"，之後殺害俘虜的69名船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