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眼看登陸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行動已箭在弦上，我向門齊斯局長要求隨軍觀戰，局長一口回絕：「你知道那麼多秘密，萬一被德軍俘虜了怎麼辦？」
「那麼至少讓我在軍艦上觀戰總可以吧？」我不死心地說。
門齊斯局長不置可否，五月底的某一天他主動找我去：「你不是想隨艦觀戰嗎？海軍派出了一支任務艦隊，需要一位懂密碼通訊的情報官隨行，最好是海軍出身的，看來是你去最適合了。」
接著他領我進入地圖室指著圖上的英法海峽位置低聲說：「這是欺敵艦隊，你必須大張旗鼓讓德軍注意你們，以為這是主攻部隊；並監聽德軍通訊看看欺敵目的是否成功。這件任務很簡單，事情辦好就趕快回來，不要節外生枝。」
(圖 5-8-1) 龍保羅到多佛港欺敵艦隊的旗艦報到。 威利見到我十分熱情，立刻邀我到他的艦上喝下午茶。這是一艘破舊斑駁的巡邏砲艦，剛從慘烈的大西洋反潛護航戰鬥中退役下來擔任威利這支小艦隊的旗艦。我們在狹窄的官廳中一面喝茶一面討論任務的準備事項。
(圖 5-8-2) 龍保羅與威利在巡邏艦上的官廳喝茶。
原來的計劃是船上各處吊掛許多角型反射器，船尾拖曳木筏並升起內藏發報機的氣球，發出模擬大艦隊通訊的內容，所有這些作為都是為讓這些小船在敵人的雷達螢幕上看起來比實際大上幾十倍以達到欺敵的目的。
我主要的任務是攜帶一部「深紫」密碼機截聽德軍電訊，以確定敵人上鉤，這是絕對機密難怪不能委由他人。與在「北特烈」號時一樣，密碼機與自毀裝置一起由我親自提上船，並在房間周圍再加強佈置炸藥，一旦本艦有被俘虜的可能立刻炸船，絕不能讓任何與密碼機有關的情報落入敵手。
為了保密原因，我在報到之後就不能離開港區，每天吃睡都在艦上，所以有很多時間和威利聊天。
威利告訴我 1933 年他因「北特烈」號砲艦擱淺事件被撤職回國後，先後曾在亞歐非洲等地許多艦艇上任職，但都與長官處不好，最後是志願到這支沒有人想要來的小艦隊。
「總算也混上個艦隊司令啦！」
威利仍舊不改他玩世不恭的樂天個性，他很惋惜「北特烈」號的沉沒：「那真是艘好船，沉在那麼好的地方！」
我當然無法告訴他「北特烈」號沉沒真正的原因，於是捏造了個日本接收軍官主動發信號要求日艦砲火把「北特烈」號連同他自己擊沉的神風特攻隊式故事，想不到這個捏造的故事後來竟變成歷史正式的記載。
(圖 5-8-3) 欺敵艦隊在六月五日夜間自多佛出航。
加萊就在多佛的正對面，我們出港沒多久就看到法國海岸，我進入電信室注意密碼機吐出的電文，德軍已經發現我們並進入備戰狀態，大批魚雷艇準備出港，我尤其注意德軍裝甲部隊的調動，因為這象徵他們真正相信這是盟軍的主攻方向。這時連續多聲低沉的悶響從法國海岸傳來，德軍的岸防巨砲已開始向這支小艦隊轟擊。
我趕緊來到艦橋上，一發近著彈激起的水花撲向露天的艦橋淋濕了每個人，往後方看去除了焚燒中的幾艘小船，其餘船隻已不見蹤影，接著一陣劇烈的搖晃讓所有人都站不穩腳跟，這時輪機房通報艦橋本艦已被敵砲火命中船尾損壞了舵，船只能在原地打轉，威利立刻下令以燈號通知鄰近艦隻過來拖救。
不久右舷前方有引擎聲傳來，前甲板的水手準備帶纜，但我聽聲音覺得有點不大對勁拿起望遠鏡一看，黑暗中發現竟是幾艘德國的魚雷艇迎面衝來，它們的型狀我是認識的，因為這種魚雷艇的第一代原型就是賣給歐陽格的電雷學校，我在中國時還曾試乘過，難怪對它的引擎聲覺得似曾相識。
探照燈的燈光由魚雷艇掃向本艦，隨之一排 20 毫米機關砲掃來，問題嚴重了！我相信魚雷艇的艇長亦看出本艦已喪失機動力，我不能確知他們下一步會採取什麼行動，最好是發射魚雷把本艦擊沉就不會有機密外洩之虞，但偏偏他們的指揮官不這麼想！
「英國人注意，你們已經被俘虜了，關閉主機，把火砲往上搖到指向天頂，所有的人站在左舷邊，等我們的人上船接收。我們所有的魚雷正指向你們，不要做傻事！」從魚雷艇的廣播器中傳來帶德國腔的英語。
想不到我再次遭逢與 1941 年底「北特烈」號在上海一樣的命運，我當機立斷跳入艙中趕往電信室把自毀裝置的定時器按下，當衝出艙室正打算跳海逃生時，看到艦橋上威利與德國魚雷艇來接收的軍官正在僵持不下，他的腦海中該不會是在想我告訴他的「北特烈」號神話吧？
「威利快跑呀！船要爆炸了！」
我大聲示警，威利剛一轉身，德軍軍官的手槍就開火射中了他，這時炸藥爆炸整艘船陷入火海，大家紛紛跳海，德軍魚雷艇見狀不妙調轉船頭往法國方向開去。
(圖 5-8-4) 當德軍魚雷艇想要俘虜英軍欺敵艦隊的旗艦時，艦上的自毀裝置爆炸。 我在滿是油污的海上載浮載沉了約十餘分鐘，這時天空傳來隆隆機聲，可能是我方的護航機群，一艘快艇冒著砲火趕來把我們救起開回多佛港，但威利從此沒有回來。威利是我在情報組少數的朋友，一輩子庸庸碌碌但樂天知命，最後陣亡於艦隊指揮官任上，以海軍軍官來說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威利的小艦隊是盟軍在 1944 年諾曼地登陸誘敵計劃的一部份，其他還有在多佛地區設立由巴頓中將率領虛擬的美軍第三軍團部，以及透過雙重間諜散佈各種假情報，其目的不外乎是要讓德國人相信加萊才是盟軍登陸的主要目標，諾曼地只是牽制性的佯攻，這樣德軍就不會把主力部隊集結在諾曼地。由於魚雷艇的出現，我相信德軍對這支艦隊是起了疑心的，但當天盟軍在諾曼地登陸成功讓德國人再沒有機會來這裡打撈求證了；戰後英國海軍派潛水伕悄悄撈起了密碼機並嚴守秘密至今。我們是這場大戰役中的小人物，只參與了局部，許多事情是戰後看報導或名人的回憶錄才知道的。
(圖 5-8-5 一枚V-1飛彈即將擊中倫敦近衛軍教堂。
六月十八日當天是週日，父親回牛津鄉間的家去了，我因須要留守沒有時間回去，信步來到離白金漢宮不遠處的近衛軍教堂(Guard Chapel)做禮拜。其實我平常並無此習慣，但從戰場回來後不知怎的卻很想去一趟教堂。父親在倫敦的時候近衛軍教堂是他常來的地方，有時我也會陪他來，所以就選擇了這兒。
十一點鐘時教堂中已擠滿了人，許多是參與諾曼地登陸官兵的親友們來為他們祈禱，我因為不是當地的教友所以選擇坐在最後一排。當唱詩班開始唱聖歌時，遠方傳來一陣廝廝怪聲，就在這時一聲轟然巨響屋頂坍塌在會眾頭上，然後堂中發生大爆炸，一陣夾雜著燃油味的強光，我被強烈的震波彈出門外到街上。
民防隊與消防隊迅速趕到衝入廢墟中把傷者一個個拉出來，哀號呻吟的人躺滿一地。一個民防隊員扶我站起來，我拍拍身上的灰塵覺得並無大礙就讓他去救別人。我一拐一拐的走回辦公室，全身酸痛了一個月。
後來才知道希特勒為了挽救法國前線的失利下令向倫敦發射他的秘密武器 V-1 飛彈，其中一枚不偏不倚正好擊中近衛軍教堂造成一百二十一人死亡、一百四十一人受傷的慘劇，教堂亦全毀，這是V-1 空襲倫敦所造成的最大人員傷亡事件。
當時的巴黎街頭天天都可看到年輕女子被剃光頭遊街示眾的場面，原因都是有德國男朋友的關係，但可可·香奈爾可不是一般人，她的香奈爾香水公司股東許多都是歐洲上游社會地位顯赫的名流，他們的女眷都是香奈爾五號的愛用者，如果這件事被公開炒作，香奈爾的品牌就完蛋了，不但投資泡湯，太太小姐們就再也買不到香奈爾五號了，所以這些人私下商議請邱吉爾向戴高樂將軍說項，請他網開一面放香奈爾女士一馬，我就是來協助這件事的。 各位不要以為 MI6 竟然派他的幹員去處理這種私人之事，我奉派到巴黎主要的任務，是配合SOE接收德國情報部門在巴黎的單位，我代表MI6負責密碼通訊與檔案部份的接收，香奈爾的事只是受邱吉爾之託順便帶信給戴高樂，因為這種事不能經由公務途徑只能委由私人管道，由於我們兩家是世交，在我心目中舉手之勞替長輩跑腿也是應該的，也許是我在中國住久了認為這是理所當然，想不到在敏感的政治圈就惹來了麻煩。 邱吉爾以香奈爾曾代表反希特勒的德國軍官與英國接觸為理由來說服戴高樂，但我並無把握這位看來高傲的法國將軍接不接受這個聽起來頗牽強的理由。當時我也納悶，這是法國人的事，他們不去找戴高樂，反而來求邱吉爾這是什麼原因？ 當時歐洲戰事仍在進行中，充滿歡樂的巴黎街頭還不時有德國奸細在放冷槍，正忙於籌組新政府的戴高樂看來是無暇處理這件瑣碎小事，但我可是帶著邱吉爾的密信來的，總不至於吃閉門羹吧？ 然而我一再求見卻都得不到回音。直到一天晚上一名自由法國政府主管情報業務的上校來住的地方找我：「龍保羅中校，您就不要再到處嚷嚷了！我們不會管這檔子事，你愛怎麼弄就隨你吧，我們裝做沒看到就是了！」 原來那些股東本來就是去找戴高樂的，這些地位顯赫的人都是戴高樂想要順利組織新政府所得罪不起的，但頭頂著復國英雄光環的戴高樂又怎能在這件事上被人覺得反納粹的立場動搖了呢？他很聰明的把問題推給邱吉爾。 「我們將軍是不會見你的，這件事也絕不能牽連到他身上，否則社會輿論的壓力將迫使將軍立刻宣佈把他們倆絞死。你現在馬上隨我來，同時打電話到機場安排飛機！」 我們跳上吉普車開往監獄，一路如入無人之境，我們在監獄中只停留了不到五分鐘，一臉迷惑的香奈爾與丁克列被我們從不同的監禁處拉出推上吉普車後座往機場揚長而去。一架英國空軍的C-47 運輸機已經準備好，我看著他們登機飛往瑞士，直到戰後好多年他們都定居那兒遙控全球香奈爾的市場。
(圖 5-8-6) 龍保羅將香奈爾與丁克列救出，親自駕吉普車將彼等送往機場，搭乘英國運輸機逃往瑞士。 事實上邱吉爾沒有猜錯，這正是戴高樂的想法，他一心想在戰後恢復法蘭西的榮光，這就註定他要與戰後的德國結盟而非英國，這與他親不親納粹無關，這是他身為法國未來的領導人必須走的道路。但當戰爭還沒結束，邱吉爾仍主導在英倫三島歐洲各國流亡政府的抗德同盟時，戴高樂人在屋簷下也不得不低頭，邱吉爾甚至下令只要戴高樂膽敢離開英國就要逮捕他。 現在巴黎光復，戴高樂即將成為法國新共和的領導人，於是逐漸不理會邱吉爾，當然戴高樂也知道邱吉爾懷疑他的立場，以為這是邱故意設下的陷阱而不願意自投羅網，這就是我找他一再碰壁的原因之一。我們從後來法國在歐洲事務上一再的與英美兩國唱反調就可以知道，戴高樂想成為戰後西歐的新霸主，就一定要排斥英國在歐陸的勢力，儘管在二戰中是英軍幫助戴高樂打敗納粹復國的，這就是國際的現實。 很不幸的，我私下替邱吉爾帶信的事被局裡的共黨奸細獲知轉給工黨，這件事成了邱吉爾 1945年競選連任時的痛腳，大選結果領導英國渡過二次大戰難關的邱吉爾竟然敗給了工黨的愛德禮(Clement Attlee)。邱吉爾因此對共產黨更加痛恨，他於 1946 年的一次演說中首次提及「鐵幕」一辭即導因於此。
(圖 5-8-7) 龍保羅與SOE幹員率兵接收巴黎德國反情報部門安全局總部。 我突然想起努爾，1943年六月被SOE派往巴黎，後來失聯，於是問道：「你們知道有一個印度女性叫努爾什麼的？」 我說完就後悔了，因為不久前才被SOE的人警告不要打聽敵後潛伏的人，怎料他揚起手中的卷宗夾說：「這就是努爾的資料，她是去年10月13日被捕的，現在已經被送到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原來SOE的人也是來找她的，畢竟努爾是他們的漂亮寶貝，很多人都想營救她，但達豪集中營位於德國境內，當時盟軍還來不及解放那兒，後來得知當我們在巴黎時她還活著，三個星期後的9月12日，她與其他三名SOE女性特工一起被槍決，屍體在集中營的火葬場被火化。達豪集中營在1945年4月29日被美軍解放，經美軍審訊逐漸拼湊出事件的經過，但SOE從未證實，檔案至今也一直未公開。 當時女性不被被允許上前線作戰，只能擔任後勤支援的工作，因此努爾最初加入皇家輔助空軍，但她不甘於此，設法轉入特別行動處，由於SOE的人不算軍人，因此不受女性不得上戰場的限制，但也因此無法受到戰俘優待條例的保護，抓獲可以直接槍決，這也是努爾為什麼被送入達豪集中營而非戰俘營的原因。
根據曾潛伏在巴黎的特工事後回憶稱，代號為「瑪德琳」(Madeleine)的努爾迷糊的個性，讓她在巴黎經常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有一次忘了接頭暗號，竟把負責傳遞的機密地圖向路人展示試探詢問。又有一次將密碼本與記有全體巴黎抵抗組織成員名單的手冊遺落在旅社房間內，幸好每次都遇上同情反抗軍的法國人掩護過關。還有一次她將隱藏發報機的安全屋設在蓋世太保總部的隔壁，深夜發報的噪音讓所有鄰居都清晰可聞。她還誤解總部關於「慎重處理密碼本」的指令，反向解讀為「保管所有用過的密碼本」，這導致她在被捕時全部為德軍抄獲，德國人利用這些密碼本代替她發電SOE總部，誘騙更多特工自投羅網。所以戰後調查時曾被懷疑是否變節，幸好在審訊庭上德國人證實她一直在抵抗不屈服，才維持了努爾的清白。
努爾的失事跟密告有關，由於一名法國女人蕾妮·加里(Renée Garry)對其同為SOE特工的男友向努爾示好引起妒恨，向蓋世太保舉發而被捕，想不到努爾的美貌竟成為致死的原因。聽說她被槍決前最後說的一句話是「自由！」(Liberte!)這是在一旁觀看的一名荷蘭籍奴工事後說的。
努爾的殉難讓我想起鄭蘋如，兩人都有優異的家世背景，而且都是絕世美女，如果是太平盛世必然是錦衣玉食的名媛，卻因戰亂在花樣年華死於槍下。鄭蘋如與我並不相識，但努爾卻是因為我的原因加入特工組織。努爾的家族是蘇菲教派的穆斯林，崇信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不過消極反抗不主動攻擊的信念並不適合當特務，但努爾相信在英國有難時做出貢獻，能提高印度人的地位，成為未來獨立時的籌碼。努爾很堅持此信念，甚至當組織被破獲，SOE要將她撤出時還遭其拒絕，因為整個巴黎只剩下她一個報務員。努爾的信念純粹且執著，但她一心想幫助的大英帝國卻在印度獨立時故意搧動宗教仇恨，讓國家分裂對立，更造成主張統一的甘地被分離主義分子刺殺。
比起安妮、川島芳子、婉容皇后、李雲鶴，努爾公主更讓人尊敬，也更讓人疼惜。努爾的死，難道是再一次證明邱道機說的「皇后與公主的詛咒」是真的嗎？
原來他們竟然與SD有關，是SD情報部門首腦瓦爾特·舒崙堡（Walter Friedrich Schellenberg)少將的人，這位舒崙堡活動力非常強，1939年在邊境綁架MI6荷蘭站長就是他的手筆。接下來提到的「莫德爾哈特行動」（Operation Modellhut）更讓我瞪大了眼睛，這個計畫是舒崙堡利用香奈爾與邱吉爾的關係(兩人早在20年代就已認識)，想說服英國脫離同盟國與德國單獨媾和。這與山本五十六的想法異曲同工，但邱吉爾反納粹的形象那麼鮮明，這件事有可能實現嗎？
在檔案當中還看到溫莎公爵的名字，而且他似乎在辛普森夫人之前和香奈爾有過一段情，所以溫莎公爵與納粹的關係可能並非始自華麗絲·辛普森，而是從可可·香奈爾就開始了。我們原即耳聞香奈爾在戰爭期間藉由德國人的特權壟斷物資，還侵占五號香水原始猶太投資者的資產，現在更發現她還是一名間諜。
難道邱吉爾要我營救香奈爾，表面上是為了保住五號香水的品牌價值，真正的原因是香奈爾若繼續在法國人手裡，遲早會抖出這個滔天秘密，這樣邱吉爾堅決反納粹的形象就要徹底崩塌了，所以務必及早轉移，這麼說來我豈不是被邱吉爾當槍使了？其次是戴高樂為什麼要默許我帶走香奈爾？他們是真不知道，還是也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二戰之後，「納粹」變成純然負面的名詞，但其實在戰前納粹思想在各國都有相當大的市場，包括英、美各國都有合法的納粹黨組織公開活動，許多政治人物心儀納粹思想，無論是英國的威爾斯親王(後來的愛德華八世)，或中國的蔣介石。所以當邱吉爾逆風標榜反納粹的立場時，就成為票房毒藥。一直到1939年戰爭爆發，因為德國成為敵對國家，英國納粹黨才遭到取締。那麼邱吉爾反納粹是基於理念信仰嗎？恐怕也未必，更多的可能是個人政治利益。如果是理念，為何反了納粹之後又反共？這兩者在政治光譜上不是左右極端嗎？我以前沒有想那麼多，但從香奈爾事件中總覺得那裡不對勁，對於邱吉爾也有了新的看法。
在SD總部的時候我常去頂樓(五樓)的審訊室沉思，努爾曾經在這裡被刑求，雖然現場都已經清理過，但似乎仍能感受到她那種無助絕望的心情。同時這兒也是香奈爾陪同丁克列與舒崙堡發號司令的地方，想像當時飛揚跋扈、趾高氣昂的神態。結果我縱放了香奈爾，卻無法營救努爾，這種糾結的心情身處在SD總部特別有感觸。
我無法在法國停留太久，如果有時間根據SD的檔案追查下去，引起的後果恐怕難以想像，但我也很可能因此被「處理」，戰爭末期有不少這類案例，譬如1945年因神祕車禍死亡的喬治·巴頓（George Smith Patton)上將，所以只能保持緘默，將這個秘密埋藏在心底，至今半個世紀未曾對外公開。
結束法國的事情回到英國，稍作歇息即準備再度遠行，歐洲的戰事顯然很快就會結束，我必須儘快趕回東方，看看還能趕上些什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