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5-10-1) 美軍B-29轟炸機在廣島投下原子彈。 戰後香港的統治權本來在 1942 年英國宣佈放棄一切在華不平等條約時就應包含在內，但邱吉爾首相堅決反對，這件事在開羅會議時引起蔣介石的不快，但為了換得台灣主權的歸還不得不同意。問題是這件事蔣介石回國後卻沒有對國內說明，致中國軍方以為北緯 16 度線以北包含香港都是中國的接收範圍。 我連忙尋找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進駐香港的英國軍隊，發現有一支皇家海軍艦隊配合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作戰，現正停泊於菲律賓的蘇比克灣，是唯一有可能在一、兩天內趕到的機動部隊，我立刻協調請他們在最短時間內開赴香港外海待命。 他們的反應很快，不過幾天一支由夏殼海軍少將(Admiral Cecil Harcourt)率領的英國特遣艦隊就已抵達待命地點。接下來是如何避免與由陸路進入的中國軍隊爆發軍事衝突，這是我要處理的另一個棘手問題。 這件事名義上是由英國駐華大使協調兩國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卻是由我在其間穿梭折衝。因為相較於其他英國人我對蔣介石還是比較瞭解的，我早已知道蔣介石選擇性公佈開羅會議的決議是因為怕激起國內政敵的反對聲浪。其實會議當時我就在現場，若真要把證據攤開蔣介石在法理上絕對站不住腳，但為了鞏固他的政權，他必須選擇表裡不一。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這樣做。 還有一個問題是美國的態度，美國當然想藉機把英國勢力驅逐出亞洲讓自己獨大，幸好戰後蘇聯的興起讓美國感到威脅，警覺到必須拉攏英國為盟友，如此就不好在香港問題上與英國為難。於是杜魯門總統改變了羅斯福總統的策略，支持英國戰後繼續統治香港。
(圖 5-10-2) 香港中環碼頭的接收儀式，現場同時飄揚中英兩面國旗，象徵中華民國在法理上擁有香港，但委託英國治理的雙重意義。
夏殼的艦隊抵達後我已握有籌碼，於是提出建議由蔣介石以中國戰區最高長官身份「任命」一位盟軍軍官，也就是當時已在香港外海等候的英國海軍少將夏殼為蔣的全權代表，並委託英國海軍接收香港，如此名義上卻是由中國政府授權，這麼一來就讓蔣介石對國內有了交待，面子問題得到解決，事情也就圓滿落幕了。中國的政治就是這麼有趣，倫敦方面還以為要開戰了呢，那有那麼嚴重呀！
八月卅日清晨，我跟隨夏殼少將的旗艦進入香港，不料三艘日軍的自殺小艇從淺水灣殺出，幸好英軍飛機早已在空警戒，當即擊沉一艘擊傷一艘，另一艘逃逸。
英國艦隊威風凜凜地開進維多利亞灣，陸戰隊隨即登陸警戒，一位剛從集中營被釋放的前香港政府官員組織了臨時政府自命為代理總督，當夏殼少將登岸時，他把政權象徵性的交給了夏殼，然後夏殼少將代表中國戰區最高長官蔣介石於九月十六日在港督府接受日軍投降，日本人對香港三年八個月的統治正式告終，夏殼少將並成立軍政府代行港督職務，直到第二年夏天戰時被俘的原總督楊慕琦才回港繼續他戰前未完的任期。
我在香港迎接了一些剛從集中營被釋放的同事，包含鮑克塞少校，他一見面就急問項美麗的下落，幸好我還能回答他的這個問題。這些戰時被關入集中營的人都因營養不良瘦成皮包骨，彼此相見恍如隔世，每個人都激動的大哭，他們還算幸運的，有些人早因日本佔領軍的虐待而魂歸異鄉。
「接運戰俘？為什麼是我？」 「因為只有你到過台灣呀！」 真是豈有此理！這種理由也說得出口，不過我的確在 1930 年與安妮駕駛「中國珍珠號」飛機環球之旅，與 1932 年搭乘東北海軍的「鎮海」號軍艦來過台灣，當時曾經拜訪過台北、淡水、基隆等地。 時間緊迫，我只好立刻從香港英軍的「不屈」號航空母艦(HMS Indomitable)上搭乘一架雙座偵察機起飛到停泊在台灣北部外海的美軍護航母艦「布洛克島」(USS Block Island)上，然後換乘美國海軍的 TBM 魚雷轟炸機與美軍接俘代表一同飛往台北飛行場(今松山機場)。
(圖 5-10-3) 龍保羅搭乘美國海軍的TBM魚雷轟炸機在護航母艦「布洛克島號」上起飛，前往台灣台北飛行場。
(圖 5-10-4) 龍保羅的TBM魚雷轟炸機由外海進入淡水河口，將沿著河尋找台北飛行場。
「龍上校，聽說你到過台灣？」同行的美國陸戰隊軍官彼德·佛格少校(Maj. Peter Folger)問道。
「何只到過台灣，我還在戰時到過日本佔領的上海和山本五十六大將見面呢！」
「您真愛說笑，龍上校！」
這些天真的美國佬那曉得戰爭並非像他們想像的那麼簡單，以為掄起大槌敲幾下敵人就投降了。
不過說實在出發前我們還真有點七上八下，雖然日軍已經投降，但不知道日本人看到盟軍的飛機要降落在他們的機場會有什麼反應，所以我們事先投擲了傳單，規定聯絡的方式，出發前還將機上的機槍全部裝滿子彈，當然F6F地獄貓戰鬥機群會在沿途與機場上空掩護我們。
九月六日清晨從美軍航空母艦上起飛，很快的就看到台灣北部由岩石構成的海岸線，我們選擇由淡水河口進入不久就來到台北盆地的上空。從空中看許多建築都被盟軍空襲炸毀，但還是很容易辨認出位於一條河流邊台北飛行場的位置。
整個天空除了我們沒有一架日本飛機起飛，松山機場的地面停放著幾架戰鬥機與運輸機，旁邊還有一些被炸毀的飛機殘骸，機場的維修廠棚有些只剩骨架，這讓我們放心不少。我們繞場飛行並由無線電取得聯絡後降落在跑道上，滑行時飛機突然晃了一下，原來是為了閃躲路旁的一些廢棄物。
飛機停妥，幾名配刀的日本軍官已在一輛轎車旁等候，軍官們鞠躬表達歉意：「實在抱歉，這是我們能找到最好的轎車，是台灣總督的座車！」
(圖 5-10-5) 龍保羅的TBM魚雷轟炸機在F6F機群的掩護下降落在台北飛行場，日本軍官已經在等候。
為了維持戰勝者的形象，我對日本人的諂媚不予理會，轉頭質問跑道頭那一堆殘骸為什麼不清理乾淨？大概我的日語詞不達意，日本軍官只聽懂我在問那是什麼，兩腳跟一碰哈腰回答說：「那是印度總統的座機，半個月前起飛時墜毀的。」
「印度總統？」我猜他講的應該是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我們遠東情報組的人當然知道這號人物，他與甘地都是我們的敵人，差別在於甘地堅持「非暴力不合作」，而鮑斯則主張「激進武裝鬥爭」，為了對抗英國，他選擇與軸心國合作，在日本人的羽翼下成立政權，性質與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類似。我們只知道他在日本投降後離開緬甸，可能飛往日本，但卻沒有抵達的消息，原來飛機在台北機場墜毀。
既然知道鮑斯在台灣發生空難，我當然要順便帶回證據給總部，這可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的大功勞。於是我轉頭告訴日本軍官說：「你派人去把這件事相關的全部資料準備好，明天送到基隆港給我，現在我們先去戰俘營。」
日本軍官跟旁邊的人交代幾句後招呼我們上車，令司機以最快速度開往九份戰俘營。在車行的過程中，我有機會看到經歷戰爭後的台灣，到處都是被盟軍飛機轟炸的遺跡。這時日本軍官以拍馬屁的表情問我：「龍大佐的日語講的那麼好，不知是在那學的。」
我當然不能說是為了看懂「深紫」吐出的日本機密情報而學的，靈機一動說：「是跟李香蘭學的。」
日本軍官聽了睜大眼睛說：「李香蘭？龍大佐您認識李香蘭？」
看他驚訝的表情，我故意逗他說：「當然！李香蘭是我的女朋友呢！」
日本軍官愣住了，然後豎起大拇指說：「哈哈！龍大佐您真行。」
(圖 5-10-6) 戰俘離開戰俘營前往搭乘火車。
他肯定認為我是在吹牛，但我管他相不相信，戰敗者沒有質疑的資格，不過我說的也不算太誇張，李香蘭真的是我的「女性朋友」呢。這時我突然想起閔希豪森男爵（Baron Munchausen，即「吹牛男爵」)，我若用這個當綽號應該不錯。
沿途道路狀況不是很理想，道路坑坑凹凹，接近九份山區更是驚險，經過約兩小時的顛簸我們終於來到目的地。眼前的狀況令人震撼，所有的戰俘都骨瘦如柴，有些根本無法站立，居住環境十分惡劣，聽戰俘講他們在礦場的工作環境更糟，但我們沒有時間檢查礦場，我們必須立刻點名清查身份，並要求日本人安排交通將所有戰俘送往基隆港集中。
還好在九份的山腳下就有一條鐵路支線聯結基隆港，只需不到半小時就可以將戰俘們運到碼頭，日本人很有效率地調來一具蒸汽機關車頭及數節客車箱，我們同時通知已在港外待命的美軍護航驅逐艦「克瑞契莫爾」號( USS Kretchme)與「湯瑪斯 加里」號(USS Thomas J. Gary)進港，當第一批戰俘專列緩緩駛進基隆港碼頭時，美國軍艦已經靠岸並且派出水兵與擔架隊在碼頭迎接。戰俘們將被送往停泊於基隆外海的護航母艦上，並轉運往菲律賓蘇比克灣美國海軍基地，除了由軍醫進行身體檢查，軍法單位還要調查俘虜營中的狀況做為檢控戰犯的依據。
(圖 5-10-7) 到基隆港接運戰俘的美軍護航驅逐艦，載運戰俘的火車開到碼頭前。
根據後來的統計，在二戰期間盟軍被俘官兵在日本戰俘營的死亡率十倍於德國戰俘營，這也難怪許多日本戰俘營的司令官與管理員在戰後被判處絞刑。盟軍戰俘在日本戰俘營不僅要受到饑餓與不人道待遇，在轉運途中還要冒著被自己人飛機轟炸與潛艇襲擊的危險。我們很早就聽說台灣有一艘被盟軍飛機炸沉的船上死了很多戰俘，這次來獲得日方證實，1945 年一月九日「江ノ浦丸」(Enoura Maru)在高雄港被美軍空襲擊沉，四百八十名戰俘溺斃，骨灰就葬在高雄港南方的沙灘上。美國政府知道這件事，戰時為了怕影響士氣，一直秘而不宣。
我上艦與美軍負責接運的代表點交之後就下船，因為我還要迎接明天抵達的英國艦隊。當晚由日本軍方招待在一個很大的榻榻米房間用餐，還有女侍陪同，日方代表頻頻暗示我們可以與這些女侍共浴溫泉，這讓我想起 1932 年在旅順由滿州國皇帝溥儀招待的宴會，場地與氣氛十分類似，但這些俗豔的女侍與金璧輝的表妹鍾若蘭相比可就差的遠了。人就怕比較，想起當年對眼前也就興味索然了，早早拉上紙門進入夢鄉。
第二天台北的信差送來一個公文袋，打開裡面有許多文件與照片，我大致看了一下，瞭解鮑斯在日本投降後，帶領部份黨羽搭乘日軍飛機離開緬甸前往越南，想要從西貢轉台北與東京接著飛大連，因為他試圖與蘇聯接觸以獲得支援，但飛機在台北飛行場起飛時墜毀發生大火，鮑斯被燒重傷送醫後死亡，遺體在台北火化後送往東京。日本人很有效率連夜完成了資料的收集整理隔天交到我手中，讓鮑斯的死得到證實，我相信這對英國政府一定是很重要的情報。
(圖 5-10-8) 1945年8月18日搭載日本人扶植印度總統鮑斯的飛機在台北飛行場起飛時墜毀。
(圖 5-10-9) 英國皇家海軍輕巡洋艦「阿格諾特」(HMS Argonaut)進入基隆港。
「阿格諾特」號好不容易靠上碼頭，我立刻登艦與艦長會面，當我瞭解到這一次英國艦隊的陣容時不禁吃了一驚，它比美軍艦隊還要浩大，由皇家海軍中將佘維斯(Rear- Admiral R. M. Servaes)率領的太平洋艦隊特遣隊(TG 111.3 包括旗艦輕巡洋艦「百慕達」號(HMS Bermuda)、輕巡洋艦「阿格諾特」號、「貝爾法斯特」號(HMS Belfast)，航空母艦「百眼巨人」號(HMS Colossus)，驅逐艦「拖默特」號(HMS Tumult)、「托斯坎」號(HMS Tuscan)、「泰朗」號(HMS Tyran)、護航艦「巴勒」號(HMS Barle)、「赫爾福特」號(HMS Helford)及油輪「聖阿瑪度」號(SS San Amado)組成。除此之外，澳洲皇家海軍驅逐艦「魁伯龍」號(HMAS Quiberon)及紐西蘭醫院船「茂加紐伊」號(Maunganui)還將在第二天加入。英軍艦隊將撤離嚴重體弱的戰俘共九十人，由醫院船「茂加紐伊」號送至馬尼拉，艦隊預定十一日離開前往上海參加日本軍隊的投降典禮。
為了接運九十名戰俘居然動用如此浩蕩陣容其實是有原因的。與夏殼艦隊接收香港一樣道理，英國政府認為對昔日遠東殖民地必須藉由刻意宣示軍力來壓倒美軍的氣燄，否則英國在亞洲的勢力在戰後將迅速被美國取代。雖然當時歐洲戰事已經在五月結束，將艦隊主力東調到太平洋對皇家海軍是行有餘力的，但戰後的大英帝國此時已是外強中乾，根本養不起戰時建立的龐大艦隊，1946年起紛紛除役，讓這幾場受降大秀成為絕響。
(圖 5-10-10) 龐大的英國接俘艦隊停泊在基隆港外海，前方的是輕巡洋艦「貝爾法斯特」(HMS Belfast)。
我在九月十二日搭乘「貝爾法斯特」號巡洋艦離開基隆前往上海。這艘巡洋艦目前在泰晤士河上成為博物館展示艦，許多台灣觀光客曾經登艦參觀，卻很少人知道她與台灣的關係。
(圖 5-10-11) 「貝爾法斯特」號巡洋艦開進黃浦江全員站𦨭。
當「貝爾法斯特」號巡洋艦開進黃浦江時，艦長下令掛滿旗全員站𦨭，從望遠鏡中遠遠見到百老匯大廈、沙遜大廈、江海關鐘樓、匯豐銀行大樓等熟悉的建築一一浮現，目睹這個景況真令人激動，雖然不到三個月之前我也在這兒，但黃浦江少了英國軍艦就覺得少了什麼重要元素。
這時美軍艦隊也駛進黃浦江，我發現序列中還夾有一艘看起來像是老式的日本軍艦，最後停靠在日本郵船碼頭。這讓我十分好奇，仔細一看竟是當年日本駐華淺水砲艦隊的旗艦「安宅」，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上岸後直奔碼頭了解狀況。
原來「安宅」艦在昨天晚上偷偷溜出上海想要開回日本，上面藏匿了許多戰犯與滿載的物資，被從沖繩趕來接收上海的美軍艦隊包括一艘驅逐艦與十二艘掃雷艦攔個正著。美軍驅逐艦的艦長指派艦上一名上尉軍官率兩名軍官、十五名水兵登上「安宅」艦臨檢並代理艦長，押解回上海。
我在碼頭與這位上尉見面聽他敘述押解的過程，本來調派十二艘掃雷艦來是要清掃長江水雷完畢後才進港，但那將曠日廢時，恰巧俘虜了「安宅」，就讓她打頭陣代替掃雷，他身為代理艦長不但要監視整船的日本俘虜不能譁變，還要擔心觸雷，過程十分驚險。當他知道我才從基隆過來時，很好奇的想知道像巡洋艦這麼大的船是如何順利進入充滿沈船與水雷的基隆港的？我說這還不簡單，事先命令日本人派出最好的領港，並要求當地海軍最高指揮官登艦同行不就解決了。
這時傳來口笛聲，上尉轉頭向「安宅」艦的後桅敬禮，見到一面星條旗升到桅頂。
(圖 5-10-12) 美軍接收「安宅艦」升上美國國旗，在碼頭上點交的是朱瓦特上尉。 從九月十一日之後陸續還有許多美國軍艦駛進黃浦江，大至巡洋艦小至登陸艇恐怕有好幾百艘充滿江面。雖然 1942 年與 1945 年我都回來過上海，不過那是在戰時日本人的監視底下來去匆匆，這一回我可是想要好好回復到戰前的生活，但我發現已經不可能了，因為英國人再也不是上海灘的老大哥，中國也再也不是從前的中國，當我看到黃浦江上塞滿各式美國軍艦時就已經感覺到時不我予，更直接的感受是我走在街上常被叫「美國人」，真是豈有此理。
(圖 5-10-13) 「宇治艦」移交中國海軍改名為「長治」。
「長治」艦接收後不久，蔣介石命令本艦開赴渤海灣參加對共軍的戰鬥，但是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不願意參加內戰，反而聲稱將率領「長治艦」前往台灣修理。陳紹寬是有理由的，因為「長治艦」使用蒸氣渦輪主機，上海的江南造船廠沒有維修能力，離上海最近具有維修汽輪機的只有澎湖馬公前日本海軍的工廠，基於軍艦定期維修的技術需求，所以必須前往。
(圖 5-10-14) 「長治艦」進入高雄港。
當時我在上海登艦拜訪鄧兆祥，正好陳紹寬來宣達航行台灣的命令，我聞訊要求隨行，陳紹寬同意了，因為我代表英國海軍評估對華戰後援贈軍艦的政策，他不敢得罪我。「長治艦」先到馬公工廠維修主機，接著以試航的名義開往高雄港。由於艦上有許多原來的日本官兵操作，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當「長治艦」駛入高雄港時，發現港內到處都是被盟軍飛機炸毀的沈船，我還陪同陳紹寬視察了日本人尚未完全完工的左營軍港，在日本人的規劃中左營的地位高於高雄與馬公，當時已經把原來設在馬公的司令部遷來左營。陳紹寬非常滿意左營港的條件，計畫未來在此成立海軍最大的軍區。
在隨同陳視察的途中，他告訴我說抗戰為了縮減預算，把海軍部降格成為海軍總司令部，戰後一定要恢復，因為他對戰後的中國海軍有「二十艘航空母艦」的宏大建軍理想，只有他恢復海軍部長的身分才能達成。我覺得這似乎有點不切實際，因為當時中國連一艘航空母艦都養不起，更何況二十艘航母要達成的戰略目的是什麼？
就在陳紹寬在台灣描繪他未來的大海軍夢想時，蔣介石已經對他忍無可忍了，不僅拒不恢復海軍部，更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將海軍總司令部撤銷，陳紹寬被免職。蔣介石在軍政部下成立海軍署，之後再升格成立新的海軍總司令部，由參謀總長陳誠代理總司令，實際工作由陸軍背景的副總司令桂永清全權負責，從此陳紹寬時代結束，這也暗示著全面整肅「閩系」的開始。面對如此大的變革，我想掌握戰後中國海軍重建的計畫可能要另起爐灶了。。
第二類是日本賠償艦艇，戰後許多日本軍艦被解除武裝，作為「特設輸送船」來往海外載運復員的日軍與日僑回國。在1947年任務告終後東京盟總將其中一百多艘分成四份，抽籤分配給中美英蘇四個戰勝國。這批艦艇最大只有驅逐艦，而且全部都已解除武裝，所以英美接收後大多直接報廢沉海，中國則是一直擱置在黃浦江邊，直到1949年拖到台灣因戰爭需要，才設法修復加配武裝。 第三類是美國根據《512號法案》又稱《援華海軍案》，授權美國在戰後協助中華民國重建海軍，以「售賣、交換、租借、贈送、移讓」方式，將超過270艘小型剩餘艦艇交付給中國，第一批是所謂的「八艦」，包括兩艘護航驅逐艦(DE)，六艘掃雷艦(AM，其中兩艘為巡邏炮艦型PCE)，其中一艘的艦長就是當年陳策的副官徐亨。中國派海軍官兵赴美國受訓是在戰時，接收回國已經是戰後，「八艦」的領隊是駐美大使館武官林遵中校，他也是我在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的同學，不過當時他的名字是林準。
(圖 5-10-15) 「八艦」從邁阿密出發，通過巴拿馬運河回國。 因此當桂永清以英國為例向美國索要更大型的艦艇時，美國海軍的回答是：「我可以給你羊，但你連牽羊的繩子都買不起呀！」後來英國援贈中國的艦艇果然是從牽羊繩開始出問題，最後一敗塗地，中英百年海軍關係從此告終，被美國人全盤接收。這是高層的問題，我只是執行者無力回天，但覺得十分可惜，如果高層能事先諮詢我，可能不會落入如此悲慘的下場。
當時戰爭結束不久，上海市面還是一片蕭條，昔日耀武揚威的日本人現在如喪家之犬，有的被派往工地做義務勞動，有的在街頭販賣自家物品謀生，有的甚至還拿著武器協助維持治安。當時國民黨軍隊還在很後方，除非靠美國飛機運輸，根本來不及佈署到沿海各大城市，所以形成了一個真空時期。許多當年投靠日本人的中國官員現在搖身一變都成了重慶的秘密特派員，真假難辨，實在可笑亦復可悲。 這些投靠日本人的中國官員，在重慶政府接收的過程確實發揮一些安定的作用，但是當局面逐漸被控制後，就是整肅「漢奸」的開始，這一部份後面還會陸續提到，這邊想提出一個心態的問題，那就是抗戰期間隨蔣介石進入四川的人過了八年的苦日子，反觀生活在日本人統治區域的人反而相對比較安定，這就引起眼紅，當戰爭結束復員時，這些從重慶來的人對於佔領區的人因為心裡不平衡，覺得你們憑什麼過得比我好，所以是高高在上的態度，如果是政府的「接收大員」，那更是以「敵產」的名義肆意強佔物資與房地產，像我在戰前曾借住安妮父親英國富商朋友擁有的那幢別墅就被一個國民黨將軍強佔，後來花了很多錢才贖回。 佔領區人民過得比較安定，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仕紳與日本人的合作，但當重慶的國民政府回來時，這些人都成了「漢奸」，根據當時的標準，凡是擔任主官者，無論大小組織都一律槍決。反觀接收大員的貪污腐化、強取豪奪，與戰時敵人統治下的生活相比較，人民並感受不到抗戰勝利的喜悅，失望之餘轉而對共產黨產生期待，難怪不過四年，國民黨政權就完全潰敗，敗走台灣。我身為一個外國人，戰爭期間重慶與佔領區都停留過，視角可能更中立客觀些。 當然不是所有的漢奸都遭到制裁，只要能躲過戰後幾年的高峰期，等到冷戰開始，獵巫目標轉移到共產黨，就沒有人再有興趣追究了，譬如前面提到拋棄張愛玲，攜佘愛珍逃往日本的胡蘭成就是一例，還有不少人是攜帶財產逃到台灣，隱名埋姓當寓公。
(圖 5-10-16) 靠右走的美軍吉普車遇上靠左走的上海大老闆，到底誰要讓誰？結果中國在1947年將原來靠左走的交通規則，改為與美國一樣的靠右行駛。
(圖 5-10-17) 國民黨第六十二軍搭乘美軍運輸艦「奧姆斯比號」抵達高雄港外換乘登陸艇上岸。
對於戰後復員，大陸與台灣的狀況極度不同，大陸日軍占領區的老百姓仍然是中國人，但台灣根據國籍法則是日本人，如果沒有其他解釋，那就是敵對國家戰敗投降的身份，有些人還可能因他的行為受到戰犯的審判。但因蔣介石將台灣視同回歸祖國，所以在1946年一月以一紙命令將所有台灣人「恢復」中華民國國籍，由於當時中國是戰勝國，台灣人與日本人的角色互換，從此揚眉吐氣，大部分人都樂於接受，這是我當時在台灣考察所感受到的氛圍。
十一月底，國民黨第六十二軍從桂林經越南海防登上美國海軍人員運輸艦「奧姆斯比」(USS Ormsby) 抵達高雄，我在碼頭迎接，軍長黃濤告訴我，這些部隊在出發前都更換了新的軍服並做了講習。黃濤軍長是德國陸軍大學畢業，我與他聊到我曾與希特勒見面，他說他是1930到1932年在德國留學，當時希特勒還沒上台呢。
根據我的觀察，六十二軍的軍容不差，岸上歡迎的群眾與學生也很興奮，互動良好，看來我們擔心的問題並不存在。聽說十月中由寧波搭乘美軍登陸艦在基隆上岸的第七十軍也差不多，我們情報組都有照片，但實際行為尚不清楚。看來1947年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問題可能不像有些人講的，因對「乞丐兵」的失望所造成，而是另有原因，這是我們身為專業情報工作者需要去深入調查的，因為輿情也是重要的情報之一，它會影響英國對華的政策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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