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5-7-1) 德芮肯父子在納粹轟炸過後的倫敦。
自從1936年離開我已經七年沒回家了，這時的倫敦空襲的高峰期剛過，但偶而仍有納粹飛機來襲，雖然我們牛津郡的家在鄉間比較不受影響；不過由於我必須每天到倫敦總部報到，所以大部份時間是住在我們家在倫敦的房子，父親若到倫敦開會也是住在這兒。
倫敦市區的房子許多毀於空襲，除了直接命中的炸彈外，燒夷彈所引起的火災更為可怕，往往一整個街廓就焚為灰燼。幸好我們家除了震破一些玻璃外沒有受到什麼損害。
我們在倫敦時經常要到對街轉角的地下室躲警報，父親外出時一向衣著整齊數十年如一日，即使在躲避空襲警報時亦不改其紳士風範，他看我頭戴鋼盔斜揹防毒面具全身灰頭土臉無頭蒼蠅亂跑的模樣頗不以為然，總是用拐杖敲敲我的鋼盔邊緣說：「英國紳士是不會戴著這個玩意兒在家裡走動的！」
他也耽心我不慣於倫敦躲空襲警報的生活，我告訴他在重慶也是一樣經常跑警報，但我不敢告訴他重慶防空洞大慘案的事，那一次聽說悶死好幾萬人。
當週末我從倫敦回牛津的家時，看到沿途軍車坦克大砲在鄉間道路首尾排列長達數哩，港灣河道裡塞滿了各式艦艇，新建立的機場上飛機起降絡繹不絕，兵員在田野間操練，其中大部份都是美軍，據說整個英倫三島都是這樣的景況，任何稍有常識的人都猜得出盟軍將於近期內在法國登陸開闢第二戰場，問題只是那一天與在那裡登陸而已。
(圖 5-7-2) 英國鄉間充滿美軍的部隊與裝備。
1944年1月25日，我們在牛津的家中舉辦了一場小型的中國新年派對，邀請一些曾駐點中國的外交部同僚參加，這是父親從中國回來一直維持的習慣。物資還是很缺乏，不過比去年改善多了，父親這麼告訴我。當時全英國人民都處在戰時生活的體制下，糧食用品都要配給，我們家雖然是小貴族，家父亦算是位居要津亦不能例外，這一點與同樣是抗戰首都的重慶就很不一樣了， 在中國即使是所有物資都要經駝峰空運，大官與上游社會生活依然奢侈豪華，而一般老百姓則都生活在飢餓邊緣，加上政府高層的貪污腐化，我感覺蔣介石即使贏了這場戰爭，可能也會輸了民心。
會議的賓客當中有人代表外交部參加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發現我也在場，於是大家就以蔣介石夫婦與史達林為談資，可能受到邱吉爾的影響，大多為貶語。
「那個蔣介石！」父親提起1923年在廣州的往事：「假如孫逸仙是列寧，蔣介石就是史達林！」
父親講話一向言簡意賅，一語中的。 史達林口口聲聲馬列主義，實際上是架空列寧當招牌行個人獨裁之實；蔣介石言必稱三民主義孫總理信徒，實際上與軍閥無異，難怪孫逸仙夫人宋慶齡會忿忿不平的指控他剽竊革命成果是總理的叛徒。 在中國，國民黨與貪污腐化畫上等號的形象已深植人心，這一點蔣介石要負最大責任。
賓客都散去後，我走到壁爐旁看到上面放了一個相框，那是1929年我與安妮駕「中國珍珠號」回英國時在家門口與父親合照的照片，我手中大部份安妮的照片都因1941年底在香港的迫降被燒燬，我對照片凝視良久，父親對我說：「你就拿去吧！」
我搖搖頭，把照片放回原位，我知道我不能永遠活在安妮的陰影中，但每當看到她的照片又十分不捨。
(圖 5-7-3) MI6總部前的高射炮。
回到倫敦循例須向總部報到述職，這時的總部前堆滿了砂包，還有一門防空砲就擺在大門口。局裡充滿戰時的忙碌氣氛與務實態度，一改戰前的官僚虛矯作風。有人說戰爭是最真實的考驗，敵人是最嚴格的監考官，此話我在戰時的英國政府機構得到印證，但這句話並不一定適用於戰時的重慶政府。
局長史都華·門齊斯少將親自召見了我，他因與波蘭專家研究破解德國密碼機獲得成就而於1939年被任命為戰時的MI6局長，因為工作領域的類似所以他對我在遠東的密碼工作非常關切，他承認我在「深紫」上的成就對他與波蘭專家啟發很大，我很禮貌的回答說若是有任何成就都是局裡同仁共同努力的結果。
戰後我才知道「深紫」對他們何止是啟發很大，根本就是原版直接套用，否則那有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破解全部的德軍密碼，但他是局長，所以註定我要當個無名英雄了。
門齊斯局長邀我共進午餐，並安排我就中國的情況向局內幹部做一簡報，地點設在地下防空洞會議室，在昏黃的燈光與煙霧迷漫中，我發現我的同學伊恩·佛萊明也在座。
資料性的報告完畢後，一個看起來很精明但卻有點口吃的年輕人率先提出問題：「英國在戰後的中國將是什麼樣的地位？」
局長在我回答前先介紹說：「這位是金·菲爾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Kim) Philby)先生，非常優秀的人才，我最近剛把他從特別行動處(SOE)挖來的。」
「金·菲爾比？」
我聽父親與勞倫斯上校提過這個人，原來金 菲爾比的父親聖約翰·菲爾比與家父都是研究東方歷史的學者同時身兼情報官員，家父熱愛中國，他則鐘情於印度與阿拉伯世界，金就是在印度旁遮普省出生的，後來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畢業，現在來到MI6任職。我很好奇一個剛進MI6的人如何有資格坐在這個房間裡聽如此高度機密的簡報？
我回答道：「我國既然在1942年取消了對中國的一切特權，戰後中國將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顯而易見的，不過英國過去在華的地位是否可以延續呢？」
我發現在座所有的人都伸長了耳朵會神地看著我。
「呃...我的看法是不大可能！首先在這場大戰中我們與中國的關係鬧的很僵，現在要挽救已經來不及了；其次美國趁虛而入，以他們豐富的物資吸引國民黨政府，現在蔣介石看羅斯福好像看聖誕老人一樣...」
在場許多人都會心大笑，在眼下的英國還不是一樣？
「美國一定會在戰後全面取代我們在中國的地位，不過我覺得那個地位應該不會持續很久，因為我們必須注意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崛起。」我說：「我很耽心蔣介石的政權在戰後會瓦解，到時美國可能必須面對一個本質上對資本主義國家充滿敵意的共產黨政權。」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些人聽了不以為然說：「美國給了蔣那麼多的軍事援助。」
(圖 5-7-4) MI6總部地下室防空洞會議室召開的中國情況簡報。
「讓我來講個故事， 1925年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北伐軍從廣州出發，那是一支由蘇聯顧問訓練的紅軍，他們以政治與精神的力量壓倒了軍閥居於優勢的軍事力量在四年中獲勝。」
我說：「現在這種精神已經轉移到共產黨軍隊的身上，當年革軍閥命的蔣介石今天反而變成被革命的對象，如果1925年的歷史可以重演，戰後的四年之內蔣介石政權就會被延安的毛澤東取代！」
現場一陣嘩然。
「美國人既然取代我們在中國的地位，那麼自然也就成了中國人反帝國主義仇恨的新焦點，在共產黨當政後反而沒有機會。」我說：「如果沒有選擇必須面對中國新政權，學習與共產黨打交道愈早開始愈好！」
「其次我認為我們應該把握香港，在失去上海後把香港發展起來代替之，做為對中國的重要通道。」我繼續說：「香港的重要性在這一次戰爭中顯現無疑，你看日本佔領上海後中國的輸出入完全依賴香港，讓香港繁榮了好幾年，這個情況在共產黨統治中國後將會再現。」
「你為什麼那麼有把握共產黨不會把香港強行收回？這對他們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呀！」這一回是伊恩·佛萊明發問。
「這個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感覺不會。」我說：「共產黨在關閉所有門戶的同時也需要開一扇通往西方世界的窗以免把自己悶死，假如那唯一的一扇窗是香港，我們就能創造比在上海更大的利益。」
果然1945年戰爭結束，1949年蔣政權就土崩瓦解了，而英國在所有西方國家之前率先與共黨新政權建交，香港成為中國大陸對西方唯一的窗口，享受了半個世紀的高度繁榮，我自己都沒想到預言會那麼準，其實這不是我而是那位丘道機真人的預言，1928年我在北京時他就是這麼對我說的。
「龍保羅中校對共產黨的研究真是十分透徹，真令人佩服！ 以後我還要向您多請教！」金·菲爾比站起來向我握手：「史沫特萊小姐曾經提過您。」
「你認識史沫特萊小姐？」史沫特萊就是佐爾格在中國時的女友，也是安妮的膩友，著名的左傾女作家，我們在上海時多有來往。
「是史沫特萊小姐介紹我進情報局的。」菲爾比說。
「噢？」說坦白話，不知道怎麼的，我就是不喜歡這個傢伙。
(圖 5-7-5) 會後金·菲爾比向龍保羅示好，龍只是禮貌性回應。
這邊我必須先談談這位金·菲爾比在戰後的事情，金在加入MI6竄升的非常快，立刻被任命為蘇聯部門的主管，1950年當門齊斯局長下台時他甚至成為接任局長最可能的人選。就在這個時候M先生出現了，他指證金·菲爾比是潛伏的蘇聯KGB間諜，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菲爾比更是要M先生拿出證據。
不過情報界是很敏感的， M先生的指控立刻在大西洋彼岸投下巨型震撼彈，因為菲爾比曾在華府擔任MI6駐美的聯絡人，接觸非常多的CIA與FBI的機密資料，美國對英國施展了強大壓力，菲爾比的任命案終於取消，後來更因此離開MI6。
菲爾比離開MI6後仍擔任兼職的情報工作，儘管他仍堅決否認自己是KGB間諜，但M先生死咬住他不放。須知M先生從一次大戰開始就在俄國擔任情報員，後還成為MI6駐莫斯科的特派員，對於倫敦總部的異常狀況早就瞭然在心，手中黑資料有的是，當愈來愈多對菲爾比不利的證據出現後，1963年終於由KGB在將他偷渡到蘇聯。
金·菲爾比是所謂的「劍橋五人組」(Cambridge Ring)的成員，這五個在30年代被共產黨吸收的劍橋大學畢業生在二次大戰期間刻意打進MI6並迅速竄升至盤據所有高層重要職務，所有英國首相能看到的情報在第一時間副本都會放在史達林的辦公桌上。由於連反情報都是由他們掌握，任何對他們不利的檢舉到了這一關都會被擋下，甚至還回頭追溯檢舉情報的來源，造成幾十名臥底KGB的英國間諜曝光被處決，像M先生就險些喪命莫斯科，所以他與金 菲爾比勢不兩立，非揪出他不可。
當金·菲爾比的叛國真相一一曝光後MI6人人自危，士氣跌到谷底，從此一蹶不振，不過那時我早已離開了。對於金·菲爾比我的結論是：「誰教你惹毛了M先生？」
金·菲爾比的KGB間諜身份勿庸置疑，他在1988年去世後蘇聯政府還為他發行了一套紀念郵票呢！至於「劍橋五人組」，讓我想起山本五十六謀和的最高機密極有可能是他們洩漏給史達林，才讓美國痛下殺手，阻止任何和談的可能。
談到金·菲爾比我還應提到另一個人喬治·布萊克(George Blake)，當時他以海軍上尉情報官的身份在密碼處工作，主要負責荷蘭方面的密電破譯，因為他本身是土耳其與荷蘭的混血，戰爭爆發後從荷蘭的納粹集中營逃出加入皇家海軍，因語言的天份而被調到情報單位工作。
由於我們是同行，又剛好都是東西方混血的背景，所以一見如故。我還以過來人的身份鼓勵他爭取調派艦上職務，戰爭結束後外交部送他到劍橋大學進修，以便培養成為一名具備外交人員身份的情報官員，1949年喬治畢業後即被派往韓國漢城英國公使館擔任助理領事。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28日漢城被北韓人民軍攻陷，整個英國公使館人員包括喬治都被俘虜，一 直要到1953年3月韓戰停火協定簽字後才被釋放返英，喬治回到MI6工作，當時沒有人知道他已叛變成為蘇聯的間諜。
喬治·布萊克變節的影響不下於金·菲爾比，至少有42名潛伏在蘇聯、東德、波蘭高層為西方工作的間諜因為他的洩密曝光遭到殺害，其中包括東德的國家安全局局長，因此喬治在1961年事發後被判處了42年徒刑。布萊克在1966年神奇地越獄逃往蘇聯。蘇聯政府特地頒發列寧與紅旗勳章給他以表彰他的貢獻。
金·菲爾比、喬治·布萊克與我都是英國情報單位中參與機密的重要人員，而且都有異國出生甚至東方血統的背景，很容易被聯想在一塊兒。因此當菲爾比與布萊克在60年代分別叛逃後，很多人就戴上有色眼鏡懷疑我的忠誠度，幸好那時我已離開MI6轉往CIA任職，這還得感謝M先生的先見之明。
二次大戰盟軍能夠獲勝這是重要因素，但德國人固執地認為密碼機不可能被破譯也是關鍵，所以布萊切利公園的事必須被當做最高機密，否則德國人發現漏洞而更換密碼機的編碼方式，盟軍就喪失了寶貴的情報來源。英國政府一直到戰後幾十年也不承認有布萊切利公園密碼破譯機構的存在，就是希望繼續保有這個優勢。 布萊切利公園是一座建造於十八世紀的莊園，位於距離倫敦約80公里米爾頓凱恩斯（Milton Keynes）的布萊切利鎮（Bletchley），有鐵路連接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方便兩所學校的專家來此工作，這可能是它被選種作為密碼破譯機構所在地的原因。
(圖 5-7-6) 龍保羅拜訪布萊切利公園遇到艾倫·圖靈。
圖靈比我小五歲，在科學領域已經有很高的成就，我必須承認，他講的理論我一點也聽不懂，但我們卻在做同樣的事情。他說他們的研究最初來自一台波蘭人仿製德國恩尼格瑪，綽號「炸彈」 (Bombe)的機器，就是門齊斯與波蘭1939年合作的成果，我們則是從一台普通的商業密碼機開始。其實關鍵不在密碼機的硬體而在密碼破譯，機械結構的密碼機拆開就能搞清楚原理，但編碼的方式千變萬化，排列組合可能超過一億種，即使能夠破譯也要花費大量時間，偏偏情報都有時效性，時機過了就失去價值，這才是最大的挑戰。我們在遠東是從當年與日本合作交換情報來逆向比對其規律，圖靈則是用複雜的數學邏輯來破解。
(圖 5-7-7)圖靈巨大的密碼破譯機器「炸彈」，門齊斯局長展示其中一台負責上海情報的終端。
在硬體方面，圖靈設計了一台尺寸很大的機器，我們則是一開始就嘗試用電子取代機械，我把這個觀念告訴圖靈，他十分贊同，後來新的機器也朝向電子化發展，因此創造了現代電腦的雛型，並被譽為人工智慧的先行者，但實際上我們比他還略早，只不過我們在東方是單打獨鬥，沒有像布萊切利公園這樣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很快就無以為繼了。
圖靈的「炸彈」概念為許多台恩尼格瑪的串聯，高與寬都達二公尺，非常巨大，也非常耗電，不僅如此，如果想要滿足軍方在各戰區的所有需求，至少得有幾十台「炸彈」同時運作。在參觀時門齊斯局長特地帶我到一台標示「上海」的端口，我很好奇德國人在上海能幹些什麼，但礙於機密等級不夠，只能遠觀而不能靠近。
布萊切利公園是當時英國的最高機密，我就算是遠東負責密碼破譯的主管，要不是門齊斯局長親自帶領也不得其門而入。附帶一提，我第一次看到圖靈就知道他是個同性戀者，沒辦法，我就是有這種敏感度，圖靈後來也因此不被當時的社會與法律接受而受到迫害，在1954年神秘死亡。圖靈的悲劇使得他成為現代電腦科技的圖騰，沒有人知道當年上海有一個小楊，不過那位交通大學助教王安後來在美國成立電腦公司非常成功，也算在現代資訊科技的歷史留名。
(圖 5-7-8) 努爾加入特別行動處前，曾經學習成為皇家空軍轟炸機報務員。
當時倫敦女多於男，因為男性多半出征，長年在海外，其中還有陣亡或失蹤的，留下許多適婚女性，對象並不難找，加上戰爭期間生死無常，許多人抱著及時行樂沒有明天的想法，男女關係比戰前開放許多。我也不是不想，但或許因為我全球到處跑，很難固定下來，無法產生持續的戀情，加上邱真人「皇后與公主詛咒」的預言，更是不敢動心。但對於父親的好意總不好沒有回應，這時突然想起，父親從離開樓蘭公主之後不是也一直單身嗎？當他再次向我暗示時，我直接挑明說：「還是您先找個老伴吧，這樣我也好放心在外地闖蕩。」後來他果然與一個陣亡軍官的遺孀結婚，我就有了一個年紀比我還小的後母。
其實我最近的女朋友是在巴黎認識的努爾，但已經失去聯絡很久，最後一次消息知道她們全家已經搬來倫敦，記得她說想要加入特別行動處，剛好我有人脈，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去打聽，誰知一問就有了答案，因為她實在太出名了，透過私下管道得知，她在去年六月被派往巴黎擔任發報員，目前已經失聯，我心頭瞬間浮上一層陰影。
努爾漂亮出眾的外貌，應該不適合擔任敵後任務，因為太容易辨識了。與我接頭的人說，因為努爾在巴黎成長，法語流利，有利於潛伏，但他也說努爾在受訓時成績很不好，粗心健忘，容易衝動，這與我對她的認知一致。本來她不在潛伏名單上，但因SOE的敵後組織大量被破獲，十分缺人，不得不派她上場。
努爾被派出還有一個原因，她原來是加入輔助皇家空軍，學習成為轟炸機通訊員，當她轉入SOE時已經擁有報務員的專業。當時女性當特工只能擔任交通，努爾是第一個女性報務員。在潛伏特工中，報務員是最危險的，其他人可以迅速疏散，但報務員因為要發報，就留下被追蹤的線索，而且電報機很難隱藏，所以報務員的損失率是最高的，據說平均壽命只有六週。在這種情況下，敵後的報務員一直很稀缺，因此努爾就被派上陣了。
與我接頭的SOE人說：「龍中校，我們都是行內人，您也知道打探敵後潛伏人員是大忌，這已經是我能告訴你的極限。我們以後還是不要聯絡的好。」我道謝後默默離開，心中祈禱我的「公主」能平安歸來。
「這些人許多都是你的舊識，給我一點評論吧？」 我看了名單，全部都是馬尾海校的畢業生，這也難怪，陳紹寬把持中國海軍十幾年，門戶森嚴，所謂中央海軍全部都是閩系天下，戰後有機會接收如此龐大的軍艦，怎麼可能讓外人介入？我因受沈鴻烈與歐陽格的影響，對陳紹寬亦沒有好感，因此對這份名單相當排斥。 若是英國建議的人選是青島或電雷的畢業生，陳紹寬一定不接受，雙方爭執不下還可能引起外交問題，我思索再三，想到我在皇家海院的那一批中國同學，腦海中突然浮現一個適當的人選：「鄧兆祥！」 為什麼是鄧兆祥呢？因為他是廣東黃埔海校畢業的，相對於青島或電雷比較不受閩系排斥，其次他曾在英國皇家海院受訓達五年時間成績優異，符合英方要求的專業標準，於是我建議我的同學直接向中國方面點名要鄧兆祥。
(圖 5-7-9) 「重慶艦」與「靈甫艦」在樸資矛斯軍港接收。 不料一年之後「重慶」艦竟在艦長鄧兆祥率領下叛變由上海開赴北方投共，被國民黨空軍轟炸機炸沉於葫蘆島港內。消息傳來震撼了倫敦，對中英雙方海軍合作投下了巨大的變數。 除了「重慶」艦，我在援華軍艦上還扮演了更多的角色，詳情容後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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