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密使」的任務告吹後，我對情報工作已經失去了興趣。1943年後戰爭形勢逐漸明朗，德義聯軍在北非已徹底崩潰向盟軍投降，隆美爾事先被調回歐洲僅以身免，接著盟軍在七月登陸西西里連帶使得墨索里尼下台被拘禁，九月義大利政府與盟軍簽署停戰投降的協定，九月十三日墨索里尼被希特勒派突擊隊救出在義北成立傀儡政權。德軍調集部隊開入義大利與盟軍接戰，造成蘇聯前線的德國軍力被大幅削弱，讓蘇聯紅軍得以發起大規模反攻。
在這樣的背景下，同盟國開始為了戰後的局勢做安排，於是有了美、英、中三國領導人會面的倡議。會議訂於十一月中在開羅召開，代號「六分儀」（Sextant）。這次會議英國是東道主，在安排中國代表團赴開羅這件事上有許多事情需要協調，大使看中了我，所以我就去與中國政府接洽。
參加開羅會議中國政府表面上是由外交部辦理，實際上是由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一手操控，在中國官場人人都知她是「地下外交部長」，初來的西方外交官往往搞不清楚狀況，事情就很難辦的順利，這一點我可是老經驗了，加上與宋美齡又有私誼，很快就讓事情在正確的軌道上進行。首先我獲得肯定的消息，蔣委員長與夫人將親自出席會議。
(圖 5-6-1)蔣介石夫婦一行人搭乘美軍C-54運輸機。從重慶起飛前往參加開羅會議。 同盟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曾經召開過多次領導人會議，開羅會議是中國唯一參加的一次，而這一次會議也是在羅斯福堅持下，邱吉爾才勉強同意讓蔣介石參加的。邱吉爾一向瞧不起中國人在二次大戰中的貢獻，更對羅斯福要把中國列入「四強」之一非常不以為然。 其實這次會議本來應該是美、英、蘇、中四巨頭的會議，但因史達林不願與蔣介石討論戰後中蘇間的地位問題，所以不得不分成兩段即先由美、英、中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開羅開會，然後羅斯福與邱吉爾再飛赴伊朗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德黑蘭與史達林開會。 由於會議分成兩段進行，在開羅答應蔣介石的事到了德黑蘭可能因為史達林的反對而翻案，譬如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優先地位，這正是史達林打的如意算盤。蔣介石對此心知肚明，但他以一弱國領導人因為這場戰爭居然可以成為世界「四強」之一，對此已經很滿意，也就沒什麼好計較的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三方領袖到齊，在會議中除了討論緬甸戰役外，最主要就是日本佔領區歸還的問題，蔣介石表達了戰後希望收回台灣的意願，邱吉爾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他說本次會議只能討論二次大戰期間佔領地的歸還，不能無限延伸至算歷史舊帳，否則將沒完沒了。 邱吉爾講的不無道理，但我知道他真正怕的是此例一開，中國政府將要求比照收回香港，這是英國絕對不能接受的！最後羅斯福出面緩頰，蔣介石允諾香港在戰後繼續由英國統治，邱吉爾這才讓步。
但當討論細節時問題來了，當中國代表團想要解釋台灣的定義是包含澎湖時，全團包含宋美齡竟沒有一個人知道「澎湖」在西方應該怎麼稱呼！蔣介石臉色開始變的很難看，大家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本來我只是一個坐在會議桌旁不出聲的小隨員，但眼看場面僵持不下只得斗膽起身對蔣介石說：「請不要怪他們，這是航海人員比較熟知的名字，中文的澎湖在西方叫做 Pescadores，這是來自葡萄牙文，請看海圖上面有標示。」
大家鬆了一口氣，澎湖終於列入戰後由中國政府收回的範圍之內，否則可能成為無主之地最後被聯合國託管；不過不知為什麼，蔣介石卻主動建議中美共管琉球群島，但這在戰後並未實現。在這次會議中亦確定了東北三省歸還中國的方案，但由於蘇軍入侵及中共軍隊的搶佔，國民黨政府從未有效治理過就撤退到台灣。
至於朝鮮各方確定戰後獨立建國，但卻未訂定具體方式，戰爭一結束，美國扶植的李承晚與蘇聯扶植的金日成爭相建國，韓戰於焉爆發。。
(圖 5-6-3) 開羅會議官方發布的合影。
觀察開羅會議中各領袖間的互動是很有意思的，邱吉爾十分討厭蔣介石不願與他來往，蔣介石的英文又不靈光無法溝通，這時宋美齡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雖然中國代表團有正式的翻譯，但在重要場合宋仍喜歡越俎代庖親自為蔣翻譯，搞的不懂中文的邱吉爾不能確定那到底是蔣還是宋的意思，這時候我的重要性就顯現了，雖然我聽蔣介石的寧波口音實在吃力，但邱吉爾每次都要拉我去他房間，親自向我求證這的確是蔣的意思才放心。我們都住在米娜宫飯店，邱吉爾與蔣介石夫婦位於一號別墅區的套房是對門，我則住在較偏遠的單間，當邱吉爾召喚我來他房間討論事情時，就有可能在門口碰到蔣介石與宋美齡。
宋美齡與她的兩位姐姐一樣，都是從小在美國喬治亞州的衛斯理學院讀書，講的一口流利的南方口音英語，思想完全西化，加上基督教牧師的家庭背景，頗得羅斯福的喜愛，甚至把她當成乾女兒一樣對待；但政客出身的邱吉爾完全不吃這一套，不過宋美齡也不是省油的燈，她對英國人雖沒好感但很懂得發揮女性的優點，之前在美國訪問時羅斯福要邀她與同時正在美國訪問的邱吉爾在白宮共進午餐，宋美齡故意拒絕而讓邱吉爾吃了閉門羹，這一回冤家路窄又在開羅相遇，宋卻常以言語挑逗邱，有些雙關語我在一旁聽了都會臉紅，所以他們見面時我都很識趣躲的遠遠的以免尷尬。
觀察開羅會議官方發佈的照片，羅斯福坐在邱吉爾與蔣介石中間，一方面因為他才是這場戰爭的董事長，另一方面也暗示著邱吉爾不願與蔣介石併肩而坐；蔣介石狀似與羅斯福聊天，事實上他完全不會說英語，那只是為拍照故意擺出來的姿勢以塑造他已晉身世界級領袖的假象；宋美齡則與邱吉爾在一旁竊竊私語有說有笑，好像把他的丈夫擺在一邊與別的男人調情。當時我就在一旁觀看，明知他們各懷鬼胎，但在公開宣傳場合仍須擺出一付和諧團結的樣子，實在有趣。
拍這張照片時我本來跟在邱吉爾身邊，臨時才閃避到一旁。我的習慣是，凡遇上這種拍照的場合都會避開，以免登上媒體影響我進出上海的安全，不過直到戰後翻閱日本情報檔案才發現，原來日本人早已掌握我的行蹤，但因山本五十六當年的安排，讓其他單位以為我是英國與日本高層之間的密使，沒有人敢動我，才一路平安到戰爭結束。
再回頭說說邱吉爾，他與家父是舊識，在最失意時我們還去拜訪過他，關係可謂密切。我在開羅抓到機會問他去年山本五十六謀和建議的事，誰知他裝傻說：「謀和？那有這回事？」
邱吉爾與家父都是英國政客的典型，外交手腕一流，看事情總是比別人看得遠，看得廣，看得高；但邱吉爾比家父更多了一層霸氣，這就是他所以能當首相而家父不能的原因。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但生不逢時，在只剩夕陽餘暉的大英帝國裡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可以揮灑了。
(圖 5-6-4) 米娜宫飯店的陽台就可以看到吉薩大金字塔。
有一天邱吉爾很慎重的召我進他的房間，把門關上低聲說：「保羅，有一件事我要問你的意見，你不管答不答應都不可以向外透露。」
「這是當然的，首相大人！」邱吉爾的表情讓我心中浮起一種不祥的感覺。
「我們受夠了花生米，我們不想再在他身上浪費時間」邱吉爾說。他說的花生米就是盟軍高層給蔣介石起的綽號，接下來他花了半個小時抱怨蔣介石。
最後他說：「告訴我，如何讓他從地球上消失？我知道你有辦法！譬如讓飛機爆炸什麼的，你在上海曾經玩過一次…」
我聽了目瞪口呆，這是誰告訴他的呀？肯定是M先生。我強做鎮定回答：「您是指蔣介石的專機嗎？他的專機防守是很嚴密的，那是由戴將軍負責，而這位戴將軍對我們英國人有非常深的誤會，我們根本不可能靠近…」
邱吉爾打斷我的話說：「我還會去找美國人幫忙的，他的空軍用的都是美國的飛機，美國人是有機會靠近的。」
「首相先生，請恕我的冒犯直陳，就算有機會暗殺蔣我認為這是不妥的，蔣先生在中國還是很有影響力的，他若死了我們未必得到好處，倒讓日本人揀了便宜。」我說。
邱吉爾揮動夾雪茄的手說：「你們MI6難道都不知道他與南京日本軍方來往的密電嗎？我們的陸軍情報單位截獲了好幾封，要不是戰事目前對盟軍還算有利，我看他早就倒戈投向日本人了！」
「報告首相，我們MI6是有截獲重慶發往南京的電報，但那是潛伏在南京汪精衛政權裡的人與重慶之間的秘密管道，這對蔣先生掌握日本人動向是很有幫助的，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任何他可能倒向日本人的情報，我覺得以當下的局勢也沒有這種可能。」
我懷疑以我們陸軍情報單位的本事，真能截獲什麼天大的機密？還是把日方供應的假情報當成寶來上報？我們的確收到過類似的材料，但以我的經驗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是用來離間敵方內部的拙劣作品，但是我沒有機會向邱吉爾解釋這件事。
邱吉爾沉思了一陣子說：「好吧，，我讓別人來辦這件事，你知道就好了，絕對不能對外說，包括大使。」
我敬禮後告辭離開，後來才知道邱吉爾早與史迪威通過氣，計劃透過美軍的機械師在蔣的專機上做手腳，並認為這樣一定能成事，但是由於我的不配合，他只好避開外交部與海軍情報系統，由陸軍副武官出面與美軍協商。陸軍那些傢伙有些什麼本事我是知道的，加上不久史迪威被解職調回國，這件事就不再被人提起。
如果我當年答應邱吉爾，二次大戰甚至包括戰後的東西冷戰歷史都將改寫。我當時沒想那麼多，只是試圖阻止陸軍情報部門那些飯桶拿敵方的假情報去欺騙長官，這有辱我們大英帝國情報軍官的專業形象。我覺得邱吉爾是受了那些傢伙的蒙蔽，否則連史達林都看得清現實，在西安事變拋棄延安與張學良，支持蔣介石，以邱吉爾的見識怎麼可能做那麼愚蠢的決定？
開羅我是舊地重遊, 1929年底差不多也是同樣的季節，我與安妮駕「中國珍珠號」回英國途中曾來此遊歷，我還記得那位在沙漠中考古的匈牙利伯爵拉茲羅阿瑪賽，這一回我又聽到他的大名，是我在開羅拜訪當地海軍情報組同僚閒聊時提起的。 「拉茲羅 阿瑪賽絕對是德國間諜！」海軍情報組同僚們異口同聲說。
原來他曾根據當年與英國考古隊合作繪製的地圖帶領德軍穿越2,000英里沙漠攻擊開羅的背面，還被隆美爾元帥授予少校軍階並頒發鐵十字勳章，電影「英倫情人」(English Patient)中將這件事與一段浪漫愛情故事結合根本是編劇的想像。
「你知道他還是個同性戀呢！」其中一個人低聲說。
「何以見得？」我反問。
「因為我們捕獲了一個他的同黨，同時也是他的情人，那個膽小的傢伙招供了他的一切！」他瞇著眼看我：「噢？你認識他？」
我聽了並不覺驚訝，因我第一次見到他時就懷疑了，我對這種事一向有敏感度，太多例子了，包括阿拉伯的勞倫斯、帝師莊士敦甚至溥儀等。但阿瑪賽伯爵這件事可不僅是情報組同僚私下閒聊的八卦，它是正式記錄在MI6報告中的。
在開羅我還遇見一位舊識，現任英軍東南亞戰區司令的蒙巴頓上將，英國皇帝的表兄弟；當年我和安妮從開羅飛馬爾它時蒙巴頓還是當地艦隊司令的少校助理通訊官，現在已經是英國在遠東駐軍的最高指揮官，這一次開羅會議上討論緬甸戰役就是以他為主角。蒙巴頓雖然貴為皇親國戚方面大員，但邱吉爾似乎不大買他的帳，對於他提出的緬甸作戰計劃絲毫不予支持，讓他覺得很氣餒。
這也難怪，在邱吉爾心目中緬甸只是印度的前門外而已，不值得花那麼大的力氣去攻取，如果這場仗還要靠美國人幫忙，那等於把美國勢力引進南亞，更不划算；與其如此，倒不如暫時由日本人佔領著再說；蒙巴頓搞不清楚狀況，與蔣介石一同起鬨吵著要進攻緬甸，邱吉爾火大了，乾脆把他的部隊全部抽調回歐洲，讓蒙巴頓成了一個光桿兒司令。
蒙巴頓戰後被任命為印度總督，主持印度獨立與印巴分治的過程，搞得焦頭爛額，卸任回國之後官至海軍最高職務的參謀長與第一海務大臣並升任海軍元帥。1979年他已近八十高齡，在遊艇上被愛爾蘭共和軍特務放置的定時炸彈炸得粉身碎骨，下場可謂悲慘。
中國代表團中有一名隨員是王賡少將，聽說是美國指定他隨團的。王賡是中國第一個西點軍校畢業生，這本應是很顯赫的資歷，不過他在中國軍方的發展一直很不順利，事實上他在軍中的知名度還遠不如他的另一個身份：陸小曼的前夫！
「王賡將軍，啊我認識，是陸小曼的前夫吧？」每一個聽到介紹王賡的人都是這麼講的。
我倒是真的認識陸小曼，因為徐志摩是我的朋友，大家還記得他是因為我送的免費機票而空難死亡的，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現在看到王賡又勾起了我的回憶。
王賡十分低調，大概太多的挫折已經讓他習於沉默，不幸的事還在後面，他在啟程前得了病，到了開羅後更加嚴重竟客死異鄉，還是我向開羅的英軍總部請求協助，把他安葬在當地的赫利奧波利斯（Heliopolis）軍人公墓，我離開埃及時墓碑還未完成，我是在戰後再度來到開羅，才去他的墓前獻花，我想除了我大概也不會有人來看他吧。
(圖 5-6-7) 開羅會議後，羅斯福與邱吉爾繼續飛往德黑蘭與史達林進行會議。
開羅會議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結束，蔣介石夫婦回國，我則應邱吉爾的要求，隨他飛往德黑蘭繼續與史達林的會議。
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從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一日在蘇聯大使館舉行，在這場會議中議定了戰後成立聯合國代替國際聯盟，其次同意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亦即之後的諾曼地登陸，再來是蘇聯同意在對德戰爭結束後參加對日作戰。英美十分希望蘇聯加入遠東戰場以分攤人員死傷過重的壓力，史達林則利用機會要索報償。
相較於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才是真正決定二戰走向與戰後秩序的會議，後來的雅爾達會議與波次坦會議都是以這次會議的決議為基調。在這場會議中，我再度看到同盟國之間的矛盾，與開羅會議不同，在開羅會議邱吉爾的箭靶是蔣介石，到了德黑蘭會議箭靶變成史達林，而羅斯福的立場則很微妙，雖然這是他第一次與史達林見面，卻對其十分推崇，甚至為了討好史達林故意與邱吉爾唱反調，這讓邱吉爾十分不快。邱吉爾很早就看出蘇聯未來絕非盟友而是對手，但羅斯福卻認為英國是沒落的資本主義，他與他的官員更傾向於社會主義。
德黑蘭會議後我飛到伊斯坦堡，這是在從重慶出發參加開羅會議之前，由倫敦總部發來電報要求的，並說到大使館後再用專用密碼領受任務。當時英國駐土耳其大使許閣森爵士(Sir Hughe Knatchbull-Hugessen)之前曾任駐中國大使，就是1937年在南京被日本飛機攻擊座車重傷的那位，當時對日本交涉是由我辦理的，許閣森很感謝我的協助，這一次看到我來很高興，特地請我到他的寓所晚餐，餐後許閣森讓他的貼身男僕埃利耶薩·巴茲納(Elyesa Bazna)表演了幾段德國歌劇，由許閣森夫人彈鋼琴伴奏。我知道許閣森爵士很喜歡古典音樂，想不到連男僕都能唱歌劇。
這位男僕其貌不揚，不太會講英語，一般用法語溝通，許閣森說他是阿爾巴尼亞裔土耳其人，看來對他很信任。第二天我到MI6辦公室領到總部發來的密電，我用自己的譯電本翻譯後發現是局長門齊斯少將(Sir Stewart Graham Menzies)發來的，要我注意伊斯坦堡大使館內似有洩密的情況，令我協助調查。
我知道局長的用意，他不相信大使館裡的人，由外部派員調查比較沒有包袱，而且門齊斯與我一樣是搞密碼出身，對我比較信任。後來我知道十一月三日，倫敦的MI5、MI6與密碼部門(ISOS)為此召開了聯席會議，門齊斯局長因此發電讓我在德黑蘭會議後順道去一趟伊斯坦堡。
第二天我到大使館找許閣森想要跟他討論使館洩密的事情，這個在昨天的晚宴不方便講。在大使辦公室的門口有一張桌子，那是許閣森特意安排給巴茲納的，類似傳達室的功能。我經過時在桌上看到一個並不特別起眼的金屬環，咦，這不是萊卡I(C)照相機拍特寫鏡頭，或翻拍文件使用的接寫環(close up ring)嗎？因為我剛好有一台所以認得。當時還很少人買這種相機，單一個接寫環更看不出那是什麼。我心中立刻起疑，一個僕役買這種東西幹什麼？這時巴茲納走來若無其事地把金屬環收到口袋中。
進入大使辦公室，我對許閣森開門見山的說：「大使閣下，我奉總部之令，來協助調查大使館洩密的事。」
許閣森說：「噢，原來上級說的調查員是你。是的，我上個月就接到外交部的密電，還派專家來在保管箱裝設警鈴，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已經解決了。」
我說：「警鈴？能否讓我看一看？」
許閣森說：「是裝在我家，若您想看，我可請巴茲納帶你去，警鈴開關是由他管理的。」
我原來想告訴他我對巴茲納的懷疑，一聽就明白大半，忙說：「謝謝不用了，既然如此就沒問題，我就可以交差了。」
怎麼會沒問題？洩密的文件等級之高只有大使本人可以接觸，若放在大使館保管箱，夜間要偷的可能性較低，但若將機密文件攜帶回家，由於巴茲納是許閣森的貼身男僕，這個可能性就大增。其次上級已經發現漏洞，派員來裝警鈴，許閣森竟然將這麼重要的事交給巴茲納處理？很難不引起連想。
既然鎖定目標，我就暗中展開調查，發現巴茲納的背景十分複雜，他有多重血統與許多化名，具有鎖匠技術，並有好幾個情婦。表面上他的任用有經過背景調查，但經翻閱資料發現只有許閣森的擔保，並未經過真正的調查，如此更加深了嫌疑。巴茲納很早就知道總部會派情報官員來調查，剛好我就飛來伊斯坦堡，又看到這幾天我面色凝重，頻繁進出大使辦公室，心知不妙，第二天就向大使請辭，不久離開大使館。
根據戰後調查，許閣森的確有帶機密文件回家的習慣，有一次保管箱鑰匙從口袋掉出來被巴茲納發現，自行複製了一把，從此利用許閣森睡覺或入浴的時候打開保管箱翻拍文件，並拿到德國大使館兜售。
巴茲納非常貪心，開口就要兩萬英鎊，如此鉅款大使館不敢做主，將相片送到柏林給外交部長里賓特洛普(Joachim von Ribbentrop)審閱，里賓特洛普給希特勒看過後同意，撥交兩萬英鎊現鈔用專機送到伊斯坦堡交付。從此巴茲納成為德國代號「西塞羅」（Cicero）的間諜，在工作的五個月內總共收到超過一百五十萬英鎊的天價酬勞，這使得「西塞羅事件」成為史上最大的間諜案。
巴茲納提供的情報價值非常高，包括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的全部內容，因此德國早已知道盟軍將開闢第二戰場，不過弔詭的是，由於情報太過詳盡質優，德國高層擔心是反情報，不敢盡信，這使得登陸諾曼地未受太大的影響。但是關於說服土耳其加入同盟國陣營並開放機場給盟軍使用的情報，引起德方高度重視，需知德國從一戰開始就大力投資土耳其，雙方關係深厚不是那麼容易撬動，經過德國大使的威脅利誘，土耳其延遲到1944年八月才加入同盟國，讓德軍可以全力應付諾曼地登陸，不受東歐與東地中海戰場的牽制。
由於我無法長期停留伊斯坦堡，所以在提交對巴茲納的報告後就離開，上級派了一位女性臥底來調查，發現我的判斷基本都正確，可惜沒有展開更廣泛的調查，我雖然指證巴茲納，不表示其他人沒有問題。此外，戰後我們檢視巴茲納拍攝文件的品質非常高，放大仍清晰可見，這只有萊卡才辦得到，巴茲納是如何獲得的？難道是德國大使館給他的？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答案。
巴茲納離開後隱居在拉丁美洲，當他想要花用那筆鉅款時，卻因使用偽鈔被捕，原來里賓特洛普付給巴茲納的英鎊大部分是德國情報機構精心印製的偽鈔，讓本事件呈現一種黑色幽默。至於許閣森大使因為「西塞羅間諜事件」受到嚴厲批評，成為其外交職業生涯的最大汙點，我的證詞成為關鍵，不過我並沒有提出對許閣森本身忠誠度的懷疑，否則他的下場可能更慘。
1944年一月中，我從伊斯坦堡搭機飛往馬爾他，轉乘皇家海軍的軍艦回到英國，這在戰時可是不容易的機會。在開羅會議時我還受同行的中國空軍司令周至柔之託，替他們新成立的空軍參謀學校繼續在英國尋求教官。在1943年春我就已透過各種關係替他們聘請了幾位英國皇家空軍的軍官包括柏鼎森少將(Air Vice Marshal L. A. Pettingson) 等人來華任教，我自歐返華後也參與了教務的工作。當時在參謀學校受訓的軍官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國民黨空軍的高級將領，由於他們算是我的學生，這讓我在戰後的中國空軍中擁有不少人脈，辦起事來方便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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