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慶時經常需要赴印度英軍總部洽公，當時重慶對外的海路交通已經全部被日軍封鎖，唯一的方式就是從昆明巫家壩機場搭乘美軍運輸機飛越喜瑪拉雅山到印度北邊的汀江。由於當年使用的C-46、C-47運輸機飛行高度有限，無法直接從山頂飛越，只能在一個接一個的山谷間繞行，故稱之為「駝峰」(The Hump)。
這是段非常危險的航程，由於地型的險惡，氣候的多變加上日機不時來襲，整個大戰時間在這條航線共損失了五百多架飛機，1,500多名空勤人員喪生，所以這條航線有一個外號叫「鋁谷」！因為整段航線充滿了墜機的碎鋁片，天氣晴朗時在陽光下發出陣陣亮光，飛行員甚至可沿著反光當導航標誌一路飛往終點。
(圖 5-5-1) 當遇到正駕駛請假時，龍保羅就帶著菜鳥副駕駛飛行駝峰航線。
我由於經常搭乘駝峰，所以與飛行此航線的美國陸軍航空隊與中國航空公司的人混的頗熟，他們尊奉我為中國民航界的祖師爺，這可不是浪得虛名，我在1928 年就創辦了「港龍」與「滬龍」航空，當時中國航空公司還沒成立呢！
有一次在機場等飛機起飛卻一直沒有動靜，去找飛行員，他說副駕駛臨時生病無法出勤，塔台不準他單獨駕機起飛，他還說如果我願意擔任副駕駛塔台就可放行；我因急著趕赴印度就答應了他，此後竟成了慣例，只要我搭機不用預先申請隨時可走，因為他們不把我當旅客而把我算成空勤人員了！
我已記不得在駝峰飛了多少趟，有幾次更誇張，正駕駛臨時請假，副駕駛是剛報到不久的菜鳥不大敢飛，最後實際是我當正駕駛飛完全程。
我們遇過日本飛機的攻擊，把機身與機翼射穿了幾十個洞，我還聽說有人整個尾翼都被射斷了還能勉強飛回基地。駝峰航線是無法有戰鬥機護航的，運輸機本身又沒有武裝，遇到敵機只能自求多福。日本戰機要攻擊駝峰航線對本身也是嚴苛的挑戰，畢竟單人駕駛的小型戰鬥機在這種環境，面對的風險比大型運輸機更高。他們大多是從緬甸機場起飛的一式戰鬥機 (Ki-43)「隼」，盟軍飛行員稱它為"Oscar"。
為了防止日本飛機循著電波而來，無線電被嚴格限制使用，導航電台也時常突然關閉，有一次十幾架飛機因此迷航而失蹤。至於在冰雪中機械故障大霧中迷航那更是家常便飯，因為當時有一句口號「飛駝峰航線是沒有天候限制的」。
(圖 5-5-2) 日本戰機攻擊駝峰航線的中國航空公司C-46運輸機。 以現在的航空安全標準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但從1942到1945年，中國抗戰政府所有的進口物資軍火汽油與來往受訓的人員都是用這個方法進出的，若是沒有「駝峰」，中國抗戰政府可能在1942年底就撐不下去了。
「駝峰」運輸的成本是很高的，每運一加侖汽油飛機本身就要消耗一加侖油，所以當時重慶流行一句話：「一滴汽油一滴血！」是毫不誇張的說法。而駝峰佔用了盟軍寶貴的空運資源，讓歐洲戰區因缺乏運輸機攻勢陷於停頓，這讓身為總參謀長的馬歇爾覺得不安，要求中國軍隊一定要設法打通緬甸通路，減輕對駝峰的依賴，不過這件事在充滿矛盾的中印緬戰區卻是不容易實現的。 由於是用飛機運輸，所以陳納德近水樓台先得月，他轄下的第十四航空隊本身就佔用了絕大部份的物資，這引起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不快，認為侵犯了他的分配權；兩人甚至告到羅斯福總統那兒爭辯陸軍與空軍孰應優先。眾所周知羅斯福總統是最不支持陸軍的，加上史迪威又不像陳納德那麼能言善道，最後結果可想而知。 這位約瑟夫 史迪威我1927年來華就認識的，當時他在美軍駐天津第十五步兵團當營長，旅華多年會講華語在美軍當中算是個中國通，他很勤奮敬業，就是個性有點拗難以溝通，當時他已與蔣介石有嫌隙，現又與陳納德結仇，陳見縫插針，與蔣聯合向羅斯福告狀，史迪威終於被撤換。但陳納德亦因此得罪不少陸軍將領，戰後只能依附蔣介石夫婦在中國發展。
(圖 5-5-3) 史迪威向龍保羅表達自己對駝峰空運物資分配的看法。
史、陳兩人我都認識多年，陳納德還是我介紹來華的，兩人的對立我多多少少感受的到，但基於家醜不可外揚，他們在我這個「外國人」面前都儘量避免表達。只有一次史迪威對我透露，他認為駝峰空運的物資亦應該分配給延安共黨部隊。
「把駝峰空運物資給共產黨部隊對抗戰的效益遠超過給貪污腐化的國民黨部隊！」史迪威說：「我是中國戰區參謀長，不是國民黨部隊的參謀長，更不是蔣介石個人的參謀長！我有權力亦有義務朝對中國戰區最有利的方向分配駝峰物資。」
史迪威站起來走到窗邊看著外面的天空：「那個陳納德懂什麼？他真以為光靠空軍可以打敗日本人？靠國民黨部隊可以打敗日本人？到最後還是要由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踏著同袍與敵人屍體前進的步兵才能獲得勝利呀！這種精神我只在共產黨部隊看到。」
我看著史迪威，覺得這是我看過他講話最有說服力的一次，但是我心中卻在想：「好一個尖酸喬，你在中國這麼久居然還不清楚蔣介石？要與他爭兵權還想把物資拿去裝備共產黨部隊？我看你在中國是待不下去了！」
果不其然，不久後史迪威即被撤職黯然回國。
我認為「駝峰」無論就其重要性，任務困難度，規模與延續的時間都遠超過戰後的柏林空運，只因為它發生在遠東所以不太引起西方社會的重視，這是不公平的。 至於我在1943到1945三年之間有幸參與其中，見證了中美雙方共同合作，以龐大的代價維繫了中國戰區的存在並得到最後的勝利，同是飛行員的身份，我應對這1,500名殉難於「鋁谷」的空勤人員致上最敬之意。
(圖 5-5-4 ) 一架駝峰航線的C-47型運輸機從昆明巫家霸機場起飛。 戰後許多國家的航空公司都是從購買軍用剩餘物資的C-47/DC-3開始建立的；直到目前仍有少數DC-3活躍在中南美與東南亞的叢林中，只是它們多半與走私販毒脫不了關係。
(圖 5-5-5) C-46型運輸機以其較大的裝載量成為駝峰的主力。
(圖 5-5-6) 龍保羅私人的C-47型機「中國珍珠二號」，漆上黃色帶與機頭的龍紋章。
「駝峰」飛行的經驗亦對我戰後生涯產生極大的影響，就是因為這個機緣，我在戰後買了一架C-47加入陳納德的民航空運隊成為股東，這家與美國中央情報局關係密切的航空公司在50年代後又參與中南半島戰爭的游擊隊與鴉片運輸任務，改名Air America，與今天的美國航空公司(America airline)並沒有關係。
說到我的那架C-47也是美軍以戰後剩餘物資名義廉價出售購得的，它在陳納德的民航空運隊可說是獨樹一幟，因為我希望參照安妮的「中國珍珠號」塗裝，但全身明黃色有困難，於是改為黃色帶加藍龍搶紅珠的大清皇室圖案，使得它在機隊中特別搶眼。當它完成塗裝出廠的那一霎那我真是熱淚盈眶，仿佛回到20年前與安妮站在江南造船廠擲瓶迎接「中國珍珠號」出廠的那一刻，那是多麼絢爛的年代， 令人終生難忘。後來民航公司的「翠華號」塗裝也是參考這個概念。
我駕著「中國珍珠二號」在中國大陸跑遍大江南北，我也是在大雪中最後離開北平的飛機之一，見證了西方勢力百年餘輝在中國的熄燈號。在50年代末轉入中南半島後因戰地的關係，不得不改漆成墨綠色的塗裝，但機名呼號一樣仍是「中國珍珠號」！
「中國珍珠二號」在70年代後退役，我把它恢復為當年明黃底色與藍龍搶紅珠的塗裝並送給安妮的家族，現在這架「中國珍珠II號」仍在她們家的私人航空博物館展示。
搭乘駝峰航線來印度，主要是為了與此地的情報組織開協調會，攜帶交換公文，以及帶回重要物資與裝備。除此之外，印度也是休假的好地方，離開沉悶的重慶，沒有空襲威脅，享受印度充足的糧食供應，而且當時英國人在印度還是享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付得起昂貴的休閒活動，譬如乘大象到叢林中狩獵。
有一次到印度我還特地轉飛去艾哈邁德訥格爾(Ahmednagar)拘留所，會見被關押在那兒的奧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我曾於1934年在德國柏林納粹情報頭子萊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的辦公室見過他，當時他受命於希姆來，計畫到印度攀登喜馬拉雅山，尋找神秘國度「香格里拉」，替納粹建構亞利安人起源的神話。
經過數年的準備，花了天文數字的經費，哈勒於1939年八月抵達印度，我們已經知道他的目的，但想不出用什麼理由阻止他，恰巧九月一日德國侵犯波蘭，MI6立刻通知印度當局以敵國公民的理由逮捕哈勒一行人，其實英法對德宣戰是九月三日，但戰爭既然已經全面開打，差這兩天就沒有人去追究了。哈勒一行人被關入的是拘留營而非戰俘營，按理不久就會被遣返，但MI6下了一道死命令「不准遣返」，於是他們就一直被關押至今。
1944年初，戰爭的態勢已經逐漸明朗，哈勒的問題遲早要解決，這事本來與我無關，但因我早年見過他，不僅如此，還因我與邱吉爾首相的關係，這個任務最後竟落在我的頭上。原因要從1941年二月，蔣介石夫婦訪問印度說起，當時印度總督邀蔣訪問，只是想要蔣出兵協助阻止日軍進犯印度，因為當時駐印英軍大多被抽掉回歐洲協防英倫三島免遭德軍的進犯，但是蔣介石抵達印度後卻執意要會見不合作運動的領導人甘地，甚至向美國總統羅斯福發電表示支持印度戰後獨立，這讓邱吉爾十分惱火，但因還需要蔣介石幫他在緬甸戰場阻擋日軍，也不便發作，在開羅會議時私下跟我抱怨。
「印度干蔣介石什麼事？輪得到他來說三道四？」邱吉爾氣得從口中吹出一團一團的雪茄菸：「這就像我們跑去延安支持毛澤東顛覆蔣介石的政權一樣。」
我脫口回應道：「蔣介石能鼓吹印度獨立，那您也可以鼓吹西藏獨立呀！」
我原來只是句玩笑話，但邱吉爾聽了眼睛一亮，說：「對呀！有何不可？」
英國其實很早就染指西藏，也經營了很久，但因為與中國的微妙關係，一直很低調。英國在西藏也不是沒有競爭者，譬如新興的納粹德國.....咦，對了，為什麼不利用哈勒？
我向邱吉爾說明了哈勒的背景，並建議讓哈勒成為我們的白手套，進入西藏說服高層傾向英國，這樣中國就無法責怪盟友背叛了。
「這個主意好！你回去就找那個哈勒，勸說他加入我們，我會擬一封信指派你為我的代表，全權負責此事！」邱吉爾說。
但我後來未能親自完成這項任務，因為開羅會議後我就直接回國，直到戰爭結束，不過我從倫敦總部遙控了這件事。我讓我們的人對哈勒說：「戰爭即將結束，你回國恐怕被依戰犯罪名審判，就算脫身，戰敗的德國也不再有任何機會，不如讓我們幫你去西藏完成你未竟的夢想。」
我瞭解哈勒是個心高氣傲、不甘寂寞，一心追求個人成就的人，被關四年已經悶壞了，如果回國還要繼續沒沒無聞，那比殺了他還難過，聽到英國人給他到西藏一展拳腳的機會，不免見獵心喜，但哈勒還是擔心他與納粹的關係會成為我們的把柄，辯稱自己只是一個奧地利的登山家，審訊者說：「龍保羅中校請我代為問候您，他說十年前在柏林海德里希辦公室的那一場會他也在場。」
哈勒聞後一征，立刻就同意與英國情報單位合作。1944年五月我們安排拘留營故意放鬆警備，讓哈勒一行人順利越獄，而且我們不讓他從印度直接進入西藏而是繞經緬甸，經過日軍控制區進入，如此就好像這是軸心國的陰謀，英國就可以躲在幕後遙控，而不至於與中國鬧翻。
哈勒在西藏七年，成為達賴喇嘛的英文與數學老師，並發展深厚的友誼。我曾與哈勒在印度的邊境多次會面，傳達上級指導的命令。1947年印度獨立之後，英國人的勢力逐漸收縮，當時我已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服務，於是引介CIA的資源，這是美國介入西藏反抗軍的開始。
哈勒在1951年離開西藏回國，並未參與1959年的那場戰役。哈勒回國後出版了一本《在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成為暢銷書並在1997年拍成電影。要說哈勒對西藏獨立影響力有多大恐怕言過其實，他不過是我們MI6的一枚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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