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重回上海的過程實在很奇妙，事實上打從我離開重慶開始就被日本特務監控，中途因為林樣的巧妙安排而暫時擺脫，但到福建時又被日方掌握，才有戴笠與梅樂斯在浦城被日機追擊的事情發生。但由於我的適時脫隊讓日方追丟了他們，轉而跟蹤我來到上海。
日本人並非不想抓我，而是要以我為餌誘出潛伏在上海的英國間諜，當時我有一部份「深紫」的組員仍身陷上海，我這次去想把他們找出來繼續發揮功用，這也正是日本人期待我做的。而有了日本人的跟蹤連帶也使得我有了保護傘，得以躲開戴笠派出殺手的滅口意圖。
(圖 5-4-1) 龍保羅喬扮成義大利神父，搭船在十六鋪碼頭登岸。 我上岸後找到當年我藏包裹的地方取出新的身份證明與衣物，原來戰前我就利用在領事館發護照的機會給自己簽發了一本猶太難民的身份證明，我換裝後雇了一輛黃包車來到虹口猶太人區先藏匿起來再徐圖發展。 我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行動其實是完全在日本人的監控之下，他們不動聲色，只是沿途記錄我到過什麼地方，與那些人見面等等，後來這些人全都遭了殃，許多被日本憲兵抓去拷問，但其實大部份根本與我無關，他們只是我搭便車的司機，住宿旅店的老闆或飯館的跑堂而已。
上海市況如舊，但這時已是完全由日本人掌控，街道口佈滿軍警檢查過路行人，英、美等國僑民沒有離開的全都被關入位於市郊的集中營，反而是猶太難民可以留在市區內。我發現要找到以前「深紫」的組員別無他它法，只有到西洋人聚集的地方閒逛，希望能碰碰運氣而已，因為當時留在上海的西方人已經不多，有的多半是德國人、義大利人、法國人等軸心敵對國家的僑民，但英國人混跡其中總是比較不會像在華人中那麼鶴立雞群，所以我主觀認定只要他們還在上海，一定會出現在這種場合；只是一整個月下來卻都一無所獲，反而讓我警覺到有人跟蹤而更加小心。
這齣貓捉老鼠的遊戲本來還可以一直玩下去，但後來因為一件突發事件而中止。一天清晨我還在睡夢中，一位日本海軍中佐帶著一名憲兵軍曹來敲門，嚇得發抖的房東夫婦領著他們走上閣樓來找我，我眼睛一睜開就已看到他們兩位站在床頭前心想這下完蛋了！不料那位胸前披著參謀金帶的海軍中佐見到我兩腳一靠欠身鞠躬道：「龍保羅中校早安！我是大日本帝國海軍中佐臼井，我們司令長官請您過去共進早餐！」
「司令長官？誰呀？我不認識他呀！」
我本還想虛與委蛇，那位憲兵軍曹抓起我的衣褲就幫我套上，連牙都沒刷就被強推上車往黃浦江邊開去，不久汽車開入蘇州河口的日清汽船碼頭，這是當年「出雲艦」停泊的地方，現在停靠了一艘河用砲艇，看起來很像「威克號」，也就是「北特烈號」被擊沉同時向日軍投降的那艘美國河用砲艇。在碼頭上有許多女學生揮舞著日本小國旗，看來像是日本中學生來上海見學旅行。
(圖 5-4-3) 停泊在蘇州河出口日清碼頭的河用砲艦「多多良」，碼頭上有許多日本女中學生手持日本國旗對著軍艦唱愛國歌曲。 山本看到我驚訝的表情主動解釋說，他來上海視察駐防此地的軍艦是身為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的正常行程，沒有甚麼奇怪之處，聽說「龍老師」剛好也在上海，特地邀請來共進早餐。這時碼頭上的女學生開始唱起日本的愛國歌曲想要引起軍艦上的官兵注意，山本眉頭一皺，邀我進入艙內。
山本還介紹他的參謀臼井淑郎中佐，說將來由他負責聯絡，山本說：「臼井中佐是我們的俄語專家，曾經在莫斯科大使館工作過。」 難怪剛剛聽到他與房東夫婦說俄語，房東夫婦是白俄猶太人。 這時水兵在桌上布置了豐盛的早餐，我發現只有兩套餐具，然後艦長向山本敬禮就與臼井參謀一起離開，只留下山本與我。山本指著桌上的食物說：「我視察艦隊通常是住在軍艦上，但現在那艘新的旗艦宇治太狹窄了，住的不舒服，所以我就搬到多多良來了。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艘船上有很多美國人留下來的洋酒洋菸和美國食品。」 在早餐時山本透露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原來就在不久之前美日爆發中途島海戰，日本損失了四艘大型航空母艦與大批的戰機與有經驗的飛行員，當時日方嚴密封鎖消息所以一般人並不知道，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因為我隨戴笠與梅樂斯離開重慶之後，外界的消息就中斷了，但山本不知道我不知道，老實交代，並表示這一場戰役到了雙方該坐下來談談的時候了。
(圖 5-4-4) 中途島海戰，四艘曾參與攻擊珍珠港的日本航空母艦被擊沉。 山本是戰場指揮官而非廟堂議政的大臣，要不要議和本來與他無關，但因珍珠港事變的成功使他獲得有如「軍神」般的地位，就像他景仰的前輩1905年贏得日俄對馬海峽之役勝利的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一樣，所以他的意見對天皇與內閣還是很有影響力的。 山本認為在這個節骨眼上直接向美國傳達求和的意願一定會遭致美國斷然拒絕的羞辱，這是日本人所不能忍受的，依日本習慣這得找個中間的第三者傳話，才能在進退之間保留彈性與顧及雙方顏面，本來此時尚處於中立國地位的蘇聯最為適合，但當日本以釋放間諜佐爾格為條件想與蘇聯對話時，史達林竟拒絕了。 日本人這種不直接的溝通方式最終將讓他們吃大虧，戰爭末期他們又找上史達林求其代向盟軍轉達謀和的意願，史達林瞧準機會在日本投降前三天宣戰並進兵滿州，以最少代價取得最豐厚的戰利品。 就在日本被史達林拒絕而坐困愁城之際，山本突然接到海軍情報部傳來的消息，有個英國間諜龍保羅在上海正處於日本的監控之下，這時山本想起了我這個認識多年的「小老弟」，他的眼睛一亮:「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原來他找到了適當的傳話人，那個人就是我！ 不過山本是有顧慮的，他不能讓這件事曝光，否則將危及整個計劃與我們倆的生命安全，處理不好還會使天皇蒙羞。所以他派自己最親信的參謀先來上海，等一切在握後他才親自搭專機飛來，並選擇在一艘軍艦上見面。
(圖 5-4-5) 龍保羅與山本五十六在「多多良號」砲艦上密會。 。 我覺得在這個環境下舉杯互祝和平是十分詭異的事，但山本未等我反應就一飲而盡然後說：「希望透過倫敦令尊的關係，為早日結束這場戰爭做努力。」 山本接著詳述了他的計劃，原來他想透過英國的斡旋與美國謀和，條件是各方回復到戰前形態，日本釋放盟軍俘虜，美國取消對日禁令，各國簽署防共協定。他還暗示這是獲得天皇首肯的想法，他也說以我的背景是最適當的傳話人選，因為我的父親當年在日俄戰爭時就曾擔任過明治天皇的密使。 山本認為他的計劃是有道理的，因為英國當時本土正遭受德國入侵的威脅，對太平洋戰區根本是鞭長莫及，能和平解決遠東問題把軍力調回防禦英倫三島是最好的選擇，而英美關係深厚，羅斯福對邱吉爾言聽計從，所以由英國出面斡旋應該會有成功的機會。 在日本舉國對中途島之敗都還蒙在鼓裡的時候，山本的提議可謂十分大膽，但亦十分前瞻，這是山本五十六的過人之處；不過山本可能沒有考慮到同盟國之間的微妙關係，就像1941年中納粹的副元首魯道夫 赫斯(Rudolf Hess)突然駕機飛來蘇格蘭跳傘說要談和，一時引起其他盟友的猜忌，以為英國已經要退出抗德的行列，英國政府趕緊將赫斯秘密監禁直到戰後也不放出，這是二次大戰中的一大疑案。我無法想像英國若接受山本的條件，美國或其他同盟國會怎麼想？ 在告辭時我心中暗思，既然山本有求於我，我是否可相對要求一些便利？譬如進出上海時保證我的安全？這應該是合理的要求，否則我如何替他辦事？山本很爽快地答應，讓海軍的情報系統協助我不受陸軍或南京政權特務的干擾。有了這個免死金牌，以後展開工作心中就比較有底。
我對擔任「天皇密使」的任務興致勃勃，一方面我將在歷史轉捩點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可以回到我喜歡的上海，但邱吉爾因顧忌盟國的反應而瞻前顧後，一直等到第二年春才派專使來華通知可以進行接觸，就在出發前一刻接獲美軍情報，山本五十六於四月十八日因座機在拉巴爾被美軍截擊墜落身亡，美國人因報了珍珠港一箭之仇而欣喜若狂，我則悵然若失。
(圖 5-4-6) 山本五十六的座機被美軍P-38戰鬥機擊落。 原來當初我在外交郵袋中放了兩份同樣的報告，一份是我寫給父親的，一份是寫給倫敦總部的，這麼做是為了避免上級誤會以為我在搞私人外交，但在戰爭結束後很久一段時間我才知道，MI6總部高層許多都是蘇聯KGB潛伏的間諜，這份報告肯定同步轉發到了莫斯科。史達林心想如果日本從太平洋戰場脫身，蘇聯就會陷入兩面作戰的可能，所以一定要力阻這件事的發生，於是透過局內潛伏的間諜向美方提供消息。 我相信美國人是不願與山本和談的，尤其在中途島勝利之後；但邱吉爾則不然，除了前述避免在歐亞兩個戰場同時作戰之外，更深的一層考量是：保留日本力量的存在，美國就不會在遠東地區獨霸，英國就可以維繫她在戰前老大哥的地位。 但形勢比人強，這個願望到最後還是落空了，美國成了整個二次大戰的董事長，戰後更把日本變成供她驅使的馬前卒。英美雖然表面情同兄弟，骨子裡則各為自己的國家利益打算，我想這也是很正常的。 不過日本「軍神」山本五十六向盟軍謀和這是何等震撼的消息，獲得情報的史達林本可藉機揭露讓日本大丟其臉，但他終於隱忍下來，因為在德蘇熱戰的當下，這種舉動無異挑釁日本進攻蘇聯，那麼史達林就必須同時在東西兩線作戰，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絕對不可能獲勝，如果因此讓德日兩軍會師中亞油田，二次大戰的歷史就要改寫了！ 美國本來亦可故意發佈消息對日本進行心理戰，但那將曝露盟軍已掌握軸心國密碼，這是二戰時的最高機密，到了戰後很多年也都還不能公佈。1941年不列顛空戰時期，邱吉爾寧可犧牲科芬特里(Coventry)整座城市讓德國轟炸機夷為平地也不願事先預警, 華府知道英國的態度，斟酌再三還是放棄了這個誘人的計劃。 在整個「密使」事件中邱吉爾是非常老謀深算的，當他知道日本有意謀和時就已經打算自緬甸前線抽調部隊回英國本土，為了填補防禦空缺，他根據1941年底與蔣介石簽署的「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要求中國派軍進入緬甸協防，蔣介石本來不大願意，後來不知什麼原因改變心意，在二月中派遣他的第五軍入緬。 這時我卻接到邱吉爾的密電要我注意蔣介石對中國遠征軍的調動狀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這支部隊撤入印度。當時我莫名其妙，戰後回國當面問邱吉爾後才知道原因。原來當時邱吉爾從德國方面獲得情報，稱蔣介石已經跟希特勒達成秘密協議，計劃利用中國遠征軍撤入印度的機會對英軍發動突擊，德軍亦自中亞趕來會師共同佔領印度，讓遠東與西歐戰線連成一氣，假如真的是這樣，那麼二次大戰的歷史真的就要改寫了。 邱吉爾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蔣介石一向親德反共，與德國軍方高層關係密切，國民黨部隊就是由德國顧問訓練與裝備德式武器，中國也供應鎢砂等重要戰略物資給德國發動戰爭，要不是日本人在1938年底擦槍走火搞出汪精衛政權，德國人早就把蔣拉入軸心陣營了，所以邱吉爾對蔣介石的反軸心態度一向是心存疑慮的。這一次邱吉爾原只是希望中國軍隊替他把守緬甸好讓他可以調兵回國，蔣介石夫婦卻選在這個時候訪問印度，還與反抗運動的甘地見了面，這讓邱吉爾更加起疑。 當時駐印英軍戰力薄弱，其中又多半是印度裔部隊，如果這些印度部隊被蔣介石與甘地鼓動臨陣倒戈，我們完全無能為力，不但大英帝國在亞洲的勢力可能全面崩潰，軸心國亦終將取得二次大戰的最後勝利。所以邱吉爾的顧慮是有根據的，不過這卻造成後來戰事失利時中國第五軍必須翻越野人山回國，三萬名國軍於原始森林中迷途死亡的慘劇，只有孫立人的新38師在我的幫助下強行進入印度而保存，這是我循私，如果我當時就明白邱吉爾的真正用意，恐怕孫和他的部隊也要隨第五軍一起葬身在野人山上了。 這可以說是戰時最大的秘密，邱吉爾特別強調在他與蔣死前絕對不能對外洩露。不過精明的蔣介石在1942年的下半就轉向了，因為美國取得了中途島海戰的勝利，扭轉盟軍從珍珠港事變以來的頹勢，蔣介石看出軸心國已經不可能獲勝，從此不再與希特勒眉來眼去，連帶與日本的秘密溝通管道亦中斷，這讓汪精衛穩坐「一號漢奸」的寶座到死。 那麼，這個可能改變歷史的絕密情報是誰告訴邱吉爾的？戰後我遍查MI6的檔案都無此紀錄，看來這不是我們提供的情報，那麼會是誰呢？史達林？羅斯福？還是這根本是邱吉爾的自導自演？
經過卡明的敘述，我大致瞭解「北特烈號」船員的下落，當時船上有22名船員，其中有6個人喪生，12人倖存包括艇長波金霍恩上尉逃往懸掛巴拿馬旗的挪威貨輪「馬拉札恩」(SS Marizion)上，被日本人登船擄走關入戰俘營。事發當時還有三個人在岸上，其中兩個後來也被抓獲關入戰俘營，唯一倖存的就是卡明，他躲入白俄社區，並且娶了俄裔老婆柳德米拉(Ludmila)，卡明以白俄家庭成員的身份躲過日本人的搜查。上海白俄與猶太難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原始身份很難查證，要偽造證件相對容易。
聽了卡明的敘述，我馬上有了主意，這不是現成的潛伏人選嗎？有掩護身份，懂無線電，還娶了老婆無法離開上海。於是我跟卡明達成協議，讓他成為我的下線，代號「樹先生」(Mr. Trees)。我還把製作假證件的福州佬，與小楊買無線電材料的來源告訴他。卡明成為英國海軍情報單位在戰爭期間唯一全程潛伏在上海的人，他建立了電台與重慶維持通聯，一直到戰爭結束。卡明的事蹟出現在德斯蒙德·韋特恩(Desmond Wettern)的《孤獨的戰鬥》(The lonely battle)，書中提到日本人始終都沒有發現卡明的身份，覺得不可思議，幕後真正的原因是機密無法公開。
我設定卡明的任務本來是想要做為山本五十六和談計畫的聯絡員，但山本死後這項任務就無疾而終。其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海軍主力艦艇都抽調離開上海，只剩下幾艘老舊的河用砲艇，而且中國戰場以陸空戰為主，海軍艦艇幾乎沒有角色，所以日本海軍艦隊的情報也乏善可陳。
於是我讓卡明注意被日本三菱重工接管的江南造船，發現日本人只把江南廠定位為修船廠，造船能量比戰前還不如，只造了許多25噸小型內河巡邏艇做為清鄉之用。綜合研判發現二戰時期日本很少在新佔領區建立真正的造船能量，無論是上海還是香港，甚至連殖民地的台灣基隆也是一樣，因為當地缺乏材料與技術，都要依賴從日本本土運來的組件，當時美軍潛水艇到處肆虐，這成為極高風險的航程，所以整個二戰期間，絕大部分的艦艇與商船都是在本土造船廠完成。
原來想定的任務做不出績效，於是我讓卡明改以接收重慶的新聞轉發上海的西人社群甚至集中營裡的英美戰俘，讓他們在日本人虛假的宣傳下瞭解戰爭真實的狀況，鼓舞他們的信心，卡明這一點倒是做得很好，戰後還獲得表揚。
同一時間，英國特別行動處(S.O.E,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在上海也有一組人馬，稱為「東方任務」（O.M. Oriental Mission），組員是七個原來就在上海的英國人，自稱「九點十五俱樂部」(Nine-Fifteen Club)，牽頭的可能是前上海公共租界議會議員瓦倫丁‧聖約翰‧基勒里(Valentine St. John Killery)。O.M.的成員都是沒有受過訓練的業餘者，而且年齡偏大，從55歲到65歲都有，大多是商人，其中有一個是前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副部長。O.M.自己設定的任務是監視上海納粹分子的活動，與從歐洲來到東亞的義大利軍艦「厄利垂亞號」(Eritrea)。這些任務的設定有些奇怪，而且監視敵人艦船不應該是我們海軍情報組的業務嗎？
更荒謬的是，這些人還想要混入港內炸毀「厄利垂亞號」，我聽到消息後立刻密報MI6並獲得外交部授權，阻止這項冒進的行動，理由是風險高又沒有甚麼效益，反而會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展開肅清，對我們正統的情報工作不利，顯然這些人把它當成是個人英雄主義的遊戲。O.M.在1942年底被日本憲兵隊破獲，全體成員被逮捕，起因是其中一個人的公司職員發現老闆收了英國經濟戰爭部的五千英鎊活動費而向日本人告發。這些人周邊社會關係那麼複雜，完全不符情報單線作業的要求。
其實我們海軍情報組早就掌握了這艘軍艦的動向。這是一艘義大利訓練巡洋艦(或稱殖民地砲艦，colonial sloops），1941年初從紅海進入印度洋來到日本，計畫做為軸心國潛艇的補給船。「厄利垂亞號」上載有德國納粹官員，來上海是要鼓吹日本人執行猶太人種族滅絕的任務，這才是我們關注的焦點。只有像海軍情報組在全球各港口都有據點沿路通報，還加上海上的跟監偵查能力，才可能掌握行蹤，這那是幾個窩在上海的業餘者夠能辦得到的？我甚至懷疑S.O.E,真的雇用了他們嗎？
戰後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山本五十六沒有被美國人暗殺，局勢會怎麼發展？我是否會成為歷史的創造者，讓第二次世界大戰提前在1943年以前結束？但我認為山本最好的時機是1942年初，到了中途島海戰之後，日本已經沒有談和的籌碼，連蔣介石都看出軸心國無望了，何況還有偷襲珍珠港血海深仇的美國？而且我認為山本的思維還停留在一戰甚至上個世紀，以為戰和是可以隨時切換的，但二戰是多國力量整合的總體戰，只有打到對方無條件投降或政權崩潰，和談幾乎不可能。
此處順帶評論一下山本五十六，我認識他多年可說十分瞭解。山本具有強烈的賭徒個性，珍珠港事變就是他拿整個國運押上賭桌僥倖賭贏，但賭徒不會每一把都贏，最有可能的下場是最後輸到一無所有。問題還不僅於此，中途島戰役有諸多缺失，理應記取教訓，虛心檢討，避免重複犯錯，但山本說:「一切責任由我承擔，天皇那兒由我去請罪！」問題是山本如軍神一般的地位，誰敢檢討他？既然不敢就大家都不檢討，一路錯下去到萬劫不復。不僅如此，中途島戰役失利後，山本的權威已無法壓制所有將領，折衷的結果是將艦隊投入爭奪島嶼的瓜達康納爾島戰役（日Guadalcanal campaign），雖然日軍以扎實的訓練與高超的技術贏得水面戰鬥，但大量艦艇與航空兵力的損失是日本國力無法承擔的，這是日本海軍從盛而衰的轉折點。相信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看法，那就是整個二戰來說，日本的戰術能力很強，但戰略實在是不敢恭維，情報工作也是一樣，最後只剩「萬歲衝鋒」與「玉碎」。
歷史無法假設！就算能夠假設，山本也不會成功，所以我想當「天皇密使」也只能是夢中的幻想了。
她自稱是義大利貴族之後，名叫比安卡(Bianca)，嫁給中國將軍所以冠夫姓Tam，但因為戰爭分離現在一個人在上海，還說日本人那裏關係很好，各種管道暢通。基於職業敏感，我深知這種主動送上門來的機會八成沒好事，尤其太過戲劇化的身世往往隱藏不可告人的陷阱，就託辭有事離開。
回去後我問卡明有聽過這號人物嗎？柳德米拉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果然就是她。柳德米拉說這個女人是上海有名的交際花，當過時裝店的攝影模特兒，所以照片流傳很廣，她還說比安卡可能是個間諜，跟日本人、德國人、汪政府的人都有關係。至於所謂的中國丈夫可能是Tam Gian Ciau。我因為待過廣州與香港，推測”Tam”應該是廣東話的「譚」。 留學義大利的譚姓中國軍官我還真的認識一位，叫做譚展超。我之所以認識他，是因為孫立人的關係，我從賣英國坦克給稅警團時就認識孫，而譚展超就是孫立人的重要幹部，在三十八師從緬甸撤入印度時還曾見過他，但他從未提起他有一位漂亮的義大利籍妻子。 有了準確的目標，收集情報就容易了，我發現比安卡並非忠於那一個國家的「間諜」，甚至對她的母國義大利都不是，她只是為了生存到處鑽營，周旋於上海各大領事館之間，參加各種宴會，並以美色吸引異性對象。她的確曾將陳納德的機場情報賣給日本人謀取報酬，但那就是生意，如果我願意花錢讓她賣給我日本人的情報也有可能，但我絕對不敢吸收她為下線，這種人太危險了。 比安卡雖然在上海當交際花，但他與譚展超並未離婚，法律上她仍是譚的妻子，這在戰爭結束後為她帶來大麻煩，她被中國軍事法庭起訴「叛國」，判處死刑。她的情況與金碧輝，也就是川島芳子類似，國籍的認定決定她的生死，相反的例子是李香蘭也就是山口淑子，因為是日本人所以逃過死刑，恰巧這三位都與我有過交集。 比安卡最後還是因為丈夫的營救，獲得蔣介石特赦，限時離境，結束了她在中國傳奇的前半生。比安卡回到歐洲後藉由在上海時裝店的經歷在巴黎一家裁縫店當助理，這個裁縫名叫克里斯汀．迪奧（Christian Dior），從此比安卡成為服裝界的名人，更因此周旋於歐美上流社會，終其一生都是名媛。雖然她的入幕之賓很多，但她一直都保持Tam的夫姓。
(圖 5-4-9) 比安卡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自傳體的小說《鴉片茶》(Opium Tea)，封面照片就是她本人。
比安卡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自傳體的小說《鴉片茶》(Opium Tea)，非常暢銷，裡面大膽揭露了她在上海的性愛史，幸好我與她在當時只有一面之緣，沒有被寫進書中。
不過戰後在巴黎我還與她見過面，仍是美豔時尚，一如往昔。她笑說當時在上海以為我是個義大利神父，想要搭訕帥哥認老鄉，誰知是個冒牌貨。我告訴她我當時的身份其實是英國間諜，她怪我不早說，否則就有機會賣我日本人的情報賺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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