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2年春抵達重慶，之前從未曾到過這兒的我在還來不及體驗這個戰時首都的風土人情前就先躲了一次空襲警報，警報解除後我立刻趕往大使館報到。大使垂詢了香港突圍過程，並恭賀我自1942年元月一日起晉升為中校；我則向他建議應該由英皇頒發勳章與封號給陳策將軍以感謝他對拯救英國軍人的貢獻。我心中其實只是想用一些秀才人情來改善中英之間愈來愈惡化的關係。
後來這些建議果然都一一實現，陳策獲得KBE(Knight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封號，徐亨獲得OBE(Honorary Offic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封號，英國政府還特地由印度派技師來華為陳策裝了新的義肢。
說來奇妙，我晉升中校的同時倫敦總部竟然寄來了我的新制服，裡面署名這是M先生送的，咦？他怎麼知道我的尺碼？無論如何，這終於解決了我的窘境，因為我從上海，香港到重慶歷經多次逃難，連最後穿在身上的一套制服也送給策叔了，現在形同乞丐；而在內陸的重慶我根本找不到訂作的地方，不是沒有師傅而是缺少材料，光是袖子上那三根金條在這兒就難以取得。
穿上海軍中校軍服的第一次亮相，就是擔任蔣介石夫婦訪問印度的隨從。由於時間緊迫加上戰爭造成的不便，高層認為沒有必要再從海外派武官來中國，直接讓我兼任即可，海軍中校官階不大不小，當隨從武官尚夠，何況我還是蔣介石、宋美齡夫婦的舊識，安排接待肯定比其他人更順手。
蔣介石訪問印度的背景，與中國於1941年12月9日跟隨英、美等國對日本宣戰有關，既然已成為同盟國的一員，雙方領導人進行官式訪問以示友好也合情合理，這是印度總督維克托·亞歷山大·約翰·霍普（Victor Alexander John Hope)的想法，但事情並非如此單純。在與中國官員第一次開協調會時，我雖然只是個小小的武官，卻不得不提醒大家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那就是蔣介石到底是不是以國家元首的身分訪問印度？
「當然是呀！這還會有疑問嗎？」在座的官員都說。
「不，貴國的國家主席是林森，蔣介石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所以若以委員長身份訪印，他的位階就比總督低，因為總督雖然受制於英國皇帝，但另一方面他等於印度的國君。」我解釋說：「當然，貴國與我國的制度與官銜不同，無法完全比照，只要貴國認定蔣介石委員長是國家元首，我們也可以照辦，接待儀式的規格就與總督相當，這樣才不會造成位階不同的問題。」
與會的官員連忙點頭稱是，能爭取到與大英帝國平起平坐他們已經很滿意了，還對我的提醒連連致謝。其實我玩了一手陰招，蔣介石還有另一個身份「中國戰區最高司令」，轄下包括緬甸與泰國，若是用此身份訪問印度，位階就會比總督高，迎賓儀式上雙方就不對等了。為了避免對方主動提起，我只能先發制人並以退為進，化解這個僵局。
這是蔣介石一生中屈指可數的出國訪問，而且是像英國這種的超級大國。讓蔣有些飄飄然，以為自己真的有這種影響力，有一天竟然提出要去拜訪甘地，我一聽就知道事態嚴重，趕緊報告總督，總督立刻反對，但這顯然是一個外交僵局，蔣介石是國賓，很難拒絕他提出的要求，但甘地是不合作運動的領導人，當時正因反對印度人參戰而被總督府監禁，蔣介石怎能去監獄拜訪一個罪犯呢？
最後的協議是總督府將甘地送來加爾各答與蔣介石會面，蔣介石基於聯合抗日的理由勸甘地不要反對印度兵參戰，同時表達贊成印度在戰後獨立，甘地基於反戰理念不置可否。在攝影時為了避免被暗示為蔣背書，所有英國官員都閃躲到一旁。蔣甚至在回國後又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表達了同樣的看法，邱吉爾知道後大怒，從此中英兩國在整個二戰的關係都很糟，我的工作自然大受影響。
蔣介石的「中國戰區最高司令」身份，是二戰同盟國對抗軸心國地緣戰略下的特殊產物，並不是根據本身實力獲得，只能作為典禮上的擺設使用，沒有任何實質影響力，蔣介石錯估了這一點，就會自取其辱，兩年後的開羅會議還會再一次證明這一點。
(圖 5-3-3) 1942年三月在重慶江面舉行的英、美贈艦典禮。 法國在重慶也有一艘「柏年號」炮艦（Balny），國民政府希望一起接收，但因為當時法國是屬於軸心國家的維琪政府，情況有點複雜，直到1944年九月，戴高樂解放巴黎接掌政權，才將「柏年」移交國民政府，改名「法庫」。 這次的英美贈艦儀式對中國海軍來說是件大事，因為在中國的對日抗戰中，海軍基本上沒有角色，必須利用這次的儀式來刷存在感。當時中國海軍艦艇已喪失殆盡，海軍部被裁撤只剩下遷往重慶山洞的海軍總司令部，由部長被降編為總司令的陳紹寬只剩下儀式性的價值。為了節省經費，各海軍學校也進行整併，譬如電雷學校停辦併入青島海校，這成為戰後電雷系聯合青島系鬥爭閩系的基礎。當時的海校畢業生都無艦職可派，部分加入布雷隊，部分轉入陸軍砲兵，其他散失自謀出路，甚至投奔日本人扶植的偽政權。
談完了海軍接下來談航運。戰前中國最大的航運公司是招商局，當戰爭爆發日軍佔領揚子江下游後，招商局的江輪都往重慶集中，但由於上游的水深不足，大型江輪無法營運，都擱置在河灘上等待局勢變化，許多在戰後又修復繼續營運。戰時營運的主力變成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因為民生的船本來就是為川江的特殊環境而建造的，抗戰的機遇讓民生公司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
招商局的海輪與公司總部則遷往香港，由於海岸線被封鎖，這些海輪已經沒有用途，紛紛在香港變賣。1941年底日軍進攻香港，總經理蔡增基宣稱帳冊與資產在戰火中付之一炬，並逃往美國拒絕赴重慶述職，明顯是侵吞了招商局的所有資產，於是這家清末成立的中國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就此消滅。之後國民政府於1943年將交通部長江業務管理處改名為「國營招商局輪船公司」，這就是戰後招商局的起源，與清代成立的招商局並無直接繼承關係。由於盧作孚同時擔任主管航運的交通部次長，新的招商局也成為他的管理範圍。
談完了海軍與航運再來談空軍。日軍對重慶最大的威脅是空襲。由於當時中國空軍損失慘重，已經退到成都甚至昆明休整，防空火炮也很不足，重慶上空可說是處於不設防的狀態。我因在大使館兼任空軍武官，有機會瞭解重慶的防空布署。
當時轟炸重慶的日本飛機都是從武漢機場起飛，由於距離遠而轟炸機的飛行速度又很慢，所以給國府有預警的機會。當時防空警報系統的設計是武漢機場的日本轟炸機一起飛，潛伏在機場旁的間諜就用有線電話發報至重慶的防空司令部，由於從武漢到重慶沿途都有監視哨一路通報，所以重慶防空司令部能掌握日機的航向、速率與機隊的規模，提前發布空襲警報。如此能爭取到至少一個小時的預警時間，對缺少高科技設備的國民政府來說，這是非常實用的方式。
重慶市區的防空警報除了音響系統的手搖警報器外還有視覺系統的「伯翰球」，這是根據氣象局懸掛黑色風球表示風力等級的概念，重慶防空司令部發明了懸掛紅燈籠球的警報方式，一顆球表示日機從武漢機場起飛，二顆球表示飛入四川省境內，三顆球表示已飛臨重慶上空。「伯翰球」的命名來自當時重慶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
當空襲警報發布後，市民就要躲到指定的防空洞，重慶多山，具有開鑿大型防空洞的條件，但容納多人的大型防空洞若設施不善、管理不當，也會引發重大的公共安全問題。我到重慶前一年的1941年六月五日，就發生因為空襲時間太長，管理員不讓民眾出來透氣，造成數千人悶死的大慘案。
(圖 5-3-6) 重慶朝天門碼頭。
重慶多霧，每年只有五月到十月比較晴朗，因此空襲也多集中在這段時間。據說每當日機空襲，就會看到地面有日本間諜用反光鏡或其他標示方式引導日機轟炸目標，國民政府聘請的美籍密碼破譯顧問赫伯特 雅德禮(Herbert O. Yardley)在他的「中國密室」(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書中就曾提過，但我本人沒有看過，或許因為我在重慶的時候，日本重心已經轉向南洋，航空兵力逐漸調離中國戰場，而且日軍評估轟炸重慶效益不大，所以大幅減少空襲的頻率。
重慶是所謂的「陪都」，是南京失守後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重慶位於四川省，地勢封閉險要，日軍無論從陸路或是水路進攻都非常困難，只能空襲，但空襲無法產生決定性勝利，而且重慶多霧，晴朗天很少，大大影響空襲的效果。此外四川物產豐富，有足夠的資源支持長期抗戰，很適合擔任戰時首都的角色。
重慶是個山城，高低落差很大，譬如從朝天門碼頭要到市區，得爬一條有許多階的天梯，我每次都爬得氣喘吁吁。那兒其實有「滑竿」(簡易的轎子)，花錢就可以把你抬上去，但我不好意思坐，尤其穿軍服的時候。絕大部分外地搭船來重慶的人都在朝天門碼頭下船，這條「天梯」是必經之路。
相對於蔣介石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原國民黨副主席汪精衛1940年三月在南京成立的政權則是一個另類。汪政權沿用原中華民國的國旗、國歌、國號、五權憲法，還有國民黨中央黨部，爭取正統的意味很明顯，但大家都知道他是靠日本人建立的傀儡政權，一如法國的維琪政府，在二次大戰同盟國與軸心國對立的局勢下，英、美等國只能選擇維持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而把大使館設在重慶。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既然是同盟國的盟友，為了表示友好，英美兩國在1943年初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並重新簽訂新約，贈送軍艦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下進行的，但這些其實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因為當時租界都已被日本人控制，不過英美的舉動卻對日本產生壓力，為了競爭，日本也宣布放棄租界交還給汪精衛政府，至於上海的法租界因為維琪政權是盟友不便代其做決定，於是透過德國施壓，讓法國也放棄租界在1943年七月交還南京政府成立特區，從此中國境內的外國租界名義上全部消失，但強權的影響力仍然透過各種方式繼續存在。
他講的眉飛色舞，我聽了則是捏一把冷汗，顯然他對情報工作十分外行，而且太不瞭解戴笠了，這件事可能沒有他想的那麼簡單。果然才一個多月雙方就已鬧的不可收拾，大使館這時才來請我出面協助並允諾讓我擔任未來中英合作所的所長。不過這時戴笠已先向蔣介石打了小報告，蔣震怒之餘下令撤銷，四月廿九日所有英方人員撤回印度，我這個所長也就當不成了。 中英情報合作胎死腹中後英方仍不死心，不久又有新的提議，這一回重點放在對日本軍方的密電破譯。由於事先正確掌握珍珠港事變等情報而使得英軍對中國的電信監聽能力刮目相看，希望中方能派一組專家前往印度的加爾喀達協助英軍偵測緬甸日本空軍的電信；不過這件事也逃脫不了戴笠的掌控，他擺出不合作的態度處處掣肘。
(圖 5-3-7) 抗戰造成外地人大量遷徙到四川，也讓許多日本間諜趁機混入。
我知道戴笠還不就是靠剽竊我們的「深紫」才能破譯日本海軍與外務省電碼的，但對於「威爾斯親王號」與「卻敵號」在馬來亞海戰被擊沉的消息確是由他們通報英軍而非來自我們自己的情報組，原因很簡單，我們的「深紫」十二月八日隨「北特烈號」沉於黃埔江，而馬來亞海戰是發生在兩天之後的十二月十日，所以英國自然沒有情報來源而讓中國方面出了風頭。
如果「深紫」與我的組員還在，我們實不必向中國求援，但現實狀況是「深紫」已燬，我的組員又多半失聯，根本無法提供印度英軍協助，只有向戴笠屈膝了。事實上英國若能藉由中國監聽的能力協助穩住南亞的制空權，對中國剛開通「駝峰」航線(The Hump)的安全也是有很大幫助的，因為當時滇緬公路已被日軍阻斷，飛越喜瑪拉雅山的「駝峰」成為重慶政府對外唯一的通道，但進駐緬甸的日軍飛機不時威脅這一條航線，所以如何保持這一條通道的安全暢通對中國抗戰是絕對的重要。後來聽說還是由蔣介石說了話戴笠才積極去辦這件事情，畢竟他對蔣是唯命是從的。
一組中國譯電人員於當年十月被派往印度的加爾喀達協助偵測進駐緬甸日本空軍的電報，歷時一年多聽說還頗有成效，好幾次在日機來襲前提出預警讓英國戰鬥機及早升空迎戰而取得優異的戰果，但聽說戴笠在出發前仍再三叮嚀組員，獲得關鍵情報要直接發回重慶不可告訴英軍。
我開發的「深紫」對二次大戰盟軍的勝利起著關鍵性作用，早在1939年我們就把「深紫」的設計圖送回倫敦總部，當時歐洲戰事剛剛爆發，他們立刻召集一群專家學者在倫敦布來切利公園(Bletchley Park)成立秘密基地，對外名義是政府通訊總部(GCHQ –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他們利用我的設計圖仿造了幾台「深紫」並且利用它開始破譯德軍密碼，這項工作後來發展到好幾千人的規模，成效也非常卓越；但若沒有「深紫」的幫忙，就算譯出恐怕也已經成為明日黃花的情報而無用了！不過直到不久前，布來切利公園的事還是最高機密，英國政府從不承認它的存在！
本來我是要隨中國譯電人員同行前往加爾喀達，但總部來電阻止要我在中國待命，因為曾任美國戰略情報局遠東科科長的密爾頓 梅樂斯海軍上校(Milton E. Miles)將於五月抵達重慶，我奉命要搞清楚戴笠與梅樂斯在秘密計劃些什麼。
梅樂斯抵達後戴笠迫不及待的拉著他做一次敵後旅行。戴笠在這方面很精明，他是要向美國新朋友展示他是有能力掌控敵軍背後廣大陸地。梅樂斯看到戴笠深入敵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大為吃驚，這與他原來的印象是完全不同，從此對軍統局的能力深信不疑，美國海軍的援助亦源源不斷而來。
美國人是很容易欺騙的，但戴笠這一套騙不了我。由於日軍兵員人數不夠多，在廣大的中國內陸無法廣泛佈署，只能選擇重要的城市與交通要道據守，再機動派兵清鄉；所以只要知道日軍的佈署與調動時間就可以由重慶直接走到上海，我因奉派要回上海潛伏所以做過研究，因此我推斷他一定在日軍高層有內線，能夠取得整個華南日軍的佈署情報，只是當時還不知道他的情報來源。
上級要我弄清楚戴笠與梅樂斯在幹什麼，最好的方法就是跟著他們到淪陷區去，我直接去找戴笠，他聽了我的來意笑笑並且搖頭說：「我是要到敵後去，那可是很危險的呢，日本人正在清鄉，你一個洋人站在一群華人當中，一眼就會被敵人認出來的呀！」
(圖 5-3-8) 美軍陸軍航空隊杜立德中校率領B-25輕型轟炸機自航空母艦起飛空襲日本。 「我看有林樣的指引，問題不大吧？」 我輕輕拋出這麼一句，戴笠的濃眉一揚，臉上微露出一付要追問誰是洩密者的表情，我連忙補充說：「不用緊張，那個林樣我早在戰前就認識了的。」 停了至少兩三分鐘，戴笠無奈地說：「你這小子...算你厲害，好吧！」 雖然我們的對話當中完全沒有語帶威脅的字眼，但我十分瞭解中國人，這樣點到為止就足夠讓戴笠感受到壓力又不失顏面，不須像西方人那麼直來直往。 「梅樂斯中校你都敢帶去了，他可比我長的更像洋人呢！」我起身告退，留下呆若木雞的戴笠在生悶氣，說的也是，他曾幾何時被人威脅過的？ 我說戰前就認識林樣其實是吹牛的，只是戴笠也知道我在中國有不少三教九流的朋友，與日軍情報組織亦多有來往，加上安妮義父黃金榮的關係，這個可能不是沒有。但林樣的事卻是陳策透露給我的，我去醫院探望他並把所遇到的困難告訴他，陳策大概是要感謝我的救命之恩，就暗中指引了一條管道，事實上林樣本來就是陳策介紹給戴笠的，難怪他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瞭若指掌。 林樣是個台灣人，當時是日軍華南情報部門中的一個情報人員，很得日本人的信任，但他卻暗中向重慶通報消息，當時就是透過陳策在香港的亞細亞行轉介給重慶的戴笠，陳策離港後林樣就直接幫戴笠工作了。林樣這個人非常厲害，由於他的日本老闆對他十分放心，日軍高層任何機密他都可取得，所以將日軍動向的消息通知戴笠只是小事一樁，但經戴笠稍加包裝運用就唬的梅樂斯一愣一愣的了。 我對林樣印象深刻是因為這個後來叫林頂立的人在1949年後竟成了台灣最大報紙的老闆。聽說當他在50年代離開情報局台灣站頭子的位置後，利用關係出任一家由情報局控制的報紙負責人，這家報社不知怎麼的就變成了他個人的事業，由於當時台灣新聞紙缺乏，他與其他兩家報紙共出一份三報合併的「聯合版」，這份後來叫做「聯合報」的報紙在80、90年代曾經是台灣第一大報，不過當時他已把股份賣予台灣企業家首富王永慶了。
在我還沒奉命隨戴笠去淪陷區前曾有一段插曲，那時我因對窩在重慶無所是事感到厭煩，曾去拜訪陳納德表示很想參加他的志願空軍，當時以「飛虎隊」著稱。
陳納德笑著對我說：「那是年青人的工作，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還有更重要的事等著我們！」
「我們這種年紀？」我一時沒回過神：「你是說我們？」
我一直把陳納德當成上一輩的人，從沒想過我自己也已經快卅五歲了。
1927年初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我來到中國，當時我才廿歲，一轉眼整整十五年過去了，雖然從未有自己是中年人的感覺，但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不過我不甘心，我從飛行學校畢業至今未曾幹過驅逐機駕駛員，連我的祖國在對德空戰最危急時也不要我，現在看來只有在中國才有機會了。
陳納德禁不住我的糾纏終於答應我以個人身份加入他的「飛虎隊」，這件事讓我興奮了好多天，不料當年七月四日，志願隊改編為美國陸軍第十航空隊駐華特遣隊，我的英國軍官身份也就不宜留在正式的美軍戰鬥部隊裡，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們一行於五月中從重慶出發，他們用顏料把梅樂斯化妝成中國人，遠看倒還蠻像的，梅樂斯還帶了一名美國記者同行。我們往福建沿海方向前進，途中車船並用，有時還要步行經過鄉間田野的小路，一路遊山玩水倒也愜意。但戴笠不會忘記他的目的，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製造一點緊張氣氛，但最後都有驚無險。顯然這都是刻意安排的，我當然不會拆穿他，但我想他若戰後從情報頭子位子上退休，轉行到好萊塢當導演倒也是不錯的。 我此行的任務的是要瞭解梅樂斯來華的目的，這個倒不難，梅樂斯基於海軍軍官的職業敏感度，對在中國沿海設立氣象觀測據點表達了高度的興趣，因為他想到將來美軍在中國登陸時氣象的情報是很重要的；雖然戴笠對海軍完全外行，但只要梅樂斯想要的他都儘量去達成；戴笠本人則想藉由美國人的援助裝備他一支體制外的軍隊，這就是後來隸屬中美合作所的忠義救國軍。 有趣的是，對海軍完全外行的戴笠由於梅樂斯的原因竟對海軍發生了興趣，我曾親耳聽過他說，若有機會重來，他寧願選擇當海軍軍官而不要幹這個人人討厭的特務頭子。事實上戰後他差一點成為中國海軍總司令，要不是1946年發生的墜機空難，桂永清是不可能出線的。
(圖 5-3-10) 日本飛機轟炸浦城，讓梅樂斯、戴笠等一行人匆忙逃到稻田中躲藏。 一如原來的計劃，我在抵達福建時不告而別，這讓戴笠大為緊張，所有的特務都動員起來尋找我的下落，我不相信他是關心我的安危而是害怕我向日本人洩露了林樣的身份，後來聽說他曾對我下達格殺密令並計劃嫁禍給日本人，當然這件事沒有實現，否則我也不會活到今天。戴笠雖然有林樣提供情報而能躲避敵偽的搜索，但日本情報單位卻從掌握我的行蹤意外發現了戴笠的蹤跡，從而引來日本飛機轟炸浦城的事件，讓戴笠與梅樂斯連夜倉皇逃離住處在稻田躲了一整晚，這件事讓戴笠一直對我很不諒解。
我對自己這一趟敵後行動的評語是「漏洞百出」，實在不符合做為一個情報官員的專業水平。由於上海是我居住十幾年的地方，我對那兒有太多回憶與迷戀，相對的重慶則令我感到窒息而產生一種急於回到上海的衝動，這使得我的判斷力受到情緒的影響；加上我們此行在敵後如入無人之境，這使我產生一種安全感的錯覺，忽略了橫亙梗在面前的其實是充滿著各種危險，甚至陷入兩面追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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