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投降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立即因搶接收而爆發衝突，在華北與華中由於共軍駐地靠近日軍佔領區，所以佔有距離上的優勢；中國東北原屬滿州國的地區則被蘇聯紅軍進佔，只有華南與沿海各大城靠著美國海軍陸戰隊搶登陸而替國民黨保住地盤。
由於蔣介石的部隊在西南內陸，需要爭取調動部隊接收的時間，為了拖延共產黨軍隊，抵消其距離上的優勢，蔣介石邀請毛澤東來重慶會談。這個邀請讓延安傷透腦筋，去怕被蔣謀害，不去怕被輿論批評阻撓和平。最後是由美國大使派屈克·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陪同，毛澤東才在八月廿七日下午搭乘美軍專機抵達重慶。
(圖 5-11-1) 毛澤東在美國大使派屈克·赫爾利陪同下，搭乘美軍專機飛抵重慶。
美國人主導國共雙方談判，這讓倫敦十分吃味，雖然大家都知道二次大戰美國出力最多，他們才是這場戰爭的董事長，但曾為列強老大哥的英國一時還不習慣自己就這麼給擺到一邊涼快去了。倫敦在這時才密電令我要留意發展與延安的關係，當時我正要飛赴香港安排英國海軍進駐受降的事，在我瞭解狀況後才發現當時我們對中共完全不瞭解，連最基本的情報來源都沒有，而美國早在 1944 年就派遣軍事觀察組到延安去了。
這使我想起 1917 年家父駐節俄國聖彼德堡時接獲倫敦外交部命令要求發展與列寧的關係，但為時已晚，當年四月十六日列寧被德國情報部門經芬蘭送回聖彼德堡，接著發生驚天動地的共產革命，沙皇被推翻，俄國退出一次大戰讓東線德軍得以西調，英法防守的西部戰線空前吃緊。英國沒能搶到先機，與蘇聯關係中斷了好多年，倫敦這一回可不想重蹈覆轍！
對搞外交與情報的人來說，必須想到萬一有一天中國變成由仇視西方帝國主義的共產黨掌權時，香港的地位如何繼續維持？這事關大英帝國的重大利益，我們好不容易才從蔣介石口中把香港要回來，可不希望幾年之後又送還給毛澤東。我在夏殼少將的旗艦等待進入香港時，每天就是在苦思這件事。
面對美國人的優勢我有什麼呢？要錢沒錢、要人沒人，戰時的中英關係還給搞的一團糟。不過人說狗急跳牆，逼急了總會有辦法的，終於讓我想到我手中握有一張超級王牌：「宋慶齡」。宋慶齡是中國國父孫文的夫人，人稱「國母」，宋慶齡的妹妹宋美齡嫁予蔣介石，但宋慶齡與蔣一向不合，公開斥責他是孫文的叛徒，雖然蔣介石經常以孫文的接班人自居。中日戰爭期間宋慶齡自國外回到中國重慶居住以示支持對日抗戰的聯合戰線，但與蔣的國民黨政府關係仍然十分緊張。不過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卻非常良好，毛澤東經常以「大姐」稱之。
我與宋慶齡有共搭飛機之緣，1923 年七月當時孫文的廣州政府為了關稅問題與各國發生爭執，英美兩國準備調集艦隊武力解決，家父因為與孫文為舊識故被倫敦外交部派去廣州溝通，當時十六歲的我也跟隨前往，正好趕上廣州政府第一架自製飛機「樂士文」號在大沙頭機場的獻機典禮；飛行員先載著宋慶齡到天上飛了兩圈下來後她對我說：「保羅！想不想坐飛機？很好玩呢！」
(圖 5-11-2) 孫文夫人宋慶齡。
於是我坐上飛機在廣州市上空繞飛了五圈，當下就迷上了飛行，這就是我成為飛行員的緣起。後來項美麗寫作「宋氏三姐妹」時曾希望採訪宋靄齡、宋慶齡與宋美齡三人，也是我協助安排的，當時就曾與宋慶齡見過多次面，相信她應該還記得我。
我自夏殼少將的旗艦發電報給在重慶的宋慶齡，希望她能夠協助我安排拜訪毛澤東的機會，很快就獲得她的回電同意。恰巧毛澤東在夏殼艦隊開入香港接收的同一天，亦即八月卅日即與宋慶齡會面，宋向毛提出安排與我見面的建議，毛當場答應，時間則交由秘書安排，但由於毛蔣會談緊張，加上我在香港及上海兩地忙於接收工作，雙方時間一直安排不定，直到九月廿七日我從上海飛回重慶，終於在上清寺桂園與這位中共領導人會面了，在場的除了毛澤東與宋慶齡之外還有周恩來。
「你就是龍保羅上校呀？」我一進門，毛澤東就主動走上前來握手：「祝你生日快樂呀!」
「噢？謝謝！」
我一時還沒回過神，只是禮貌上先回應了一下，接著一陣涼意從背脊升起，中共的領導人居然知道今天是我生日？這個情報可是做得到家呀！我的臉部表情一下子僵住了。
這時宋慶齡插嘴進來，解釋她與我是如何認識的及家父與孫文的關係，暫時化解了我的尷尬。
「貴國由工黨執政了，這是時勢潮流呀！」毛澤東說：「尤其這革命是不流血的，英國可以說是大大的進步了。」
「對不起！我是軍人，不懂政治！」我說。
「龍上校客氣了！您的事我聽過一些。」毛澤東說。
(圖 5-11-3) 龍保羅在重慶上清寺桂園拜訪毛澤東，一旁有宋慶齡與周恩來陪同。
我心中有點緊張，怕他所謂聽到我的事是來自於江青也就是李雲鶴。我當時已經耳聞毛澤東在延安與李雲鶴結婚並替她改名江青，我不知道雲鶴會不會對毛提到我什麼，還有她與戴笠的關係是否是她接近毛的原因？這些事擾亂了我的思緒。
幸好毛澤東沒有往這個話題繼續打轉，我想他大概只是想先給我一個下馬威，警告我區區一個英國小特務不要想來老虎嘴上拔毛，共產黨可是把你的底摸的一清二楚的！
「我想和您談一談未來我國與中共的關係。」我趕緊轉變話題:「如果中共成為中國的執政黨，你們希望與英國繼續保持外交關係嗎？」
「我們一向是主張和平的，與各國保持正常的外交關係這是當然的！」毛澤東說。
「如果與英國有外交關係，那麼對於香港地位，您的看法是什麼?」我試探地問道。
「這才是你今天來的主要目的吧？中國與帝國主義簽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都是要廢除的，這種外交關係才能算是正常的關係，這是我黨一貫的主張。我們絕不像蔣介石那樣對帝國主義搖尾乞憐。」
毛澤東用夾著香煙的手指著我說：「不過你今天既然有備而來，我倒想聽聽你的講法。」
「請問中國佔有香港與中國利用香港，那個有利?」我說。
「中國不佔有香港如何利用香港？」周恩來說。
「如果共產黨執政後的中國佔領香港，美國一定封鎖整個中國，英國也一定支持，新政權就岌岌可危了。」我說：「如果中國讓英國繼續治理香港，港九與內陸只一線之隔，實際上等於是中國對全世界開放的口岸，美國佬即使再不高興，總不能拿英國的殖民地開刀吧？」
「嗯！有意思！」毛澤東在噴出的一口煙霧中瞇著眼說：「但先決條件是英國一定得承認共產黨的政府。」
「這一點是肯定的，任何合法取得執政權的政府我國都將承認！」我肯定地回答說。其實這已遠遠超越了我的職權範圍，但在這種狀況下, 也只能先開口頭上的支票了。
「我會考慮你的講法的。」在離開時毛澤東握著我的手說：「到時倫敦就派你來當大使好了!」
「謝謝您的抬愛, 希望您與蔣介石的會談成功, 那才是全中國之福!」我說。
毛澤東還請周恩來安排與我的電報聯絡代號, 這使得我與中共高層有了直接溝通的管道，這對未來避免雙方錯誤的解讀彼此訊息有很大幫助，我再度向宋慶齡致謝後離去。
我後來才知道當時蔣毛雙方談判觸礁，毛在重慶一時無事才有空與我見面，加上那時美國的赫爾利大使代表蔣介石逼毛澤東在協議讓步，毛對美國人開始起反感，心想也許可以利用英國來制衡美國，所以才有興趣與我談。在瞭解英國的政策後他心中已大致有了底，就如他後來常講的：「西方帝國主義也不是鐵板一塊嘛！」
毛澤東在重慶待了四十三天，在十月十日毛蔣雙方簽署協定後於次日飛回延安，我相信毛澤東記得我的話，1949 年底全中國解放之後始終保持香港做為對西方的窗口，香港也得以在英國人的治理下脫離東方式政治鬥爭的漩渦，開創了近半個世紀的經濟繁榮。無產階級的共產黨與西方資本主義可以並存共榮，香港成為冷戰時代最特殊的案例，我相信鄧小平八十年代後的改革開放政策，香港經驗應該是支持他敢大膽實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心的來源。
不過這次蔣毛的歷史性會談對謀求和平的企圖卻是徹底幻滅，蔣只是緩兵之計，毛則不願輕易放棄好不容易得來的優勢，雖然雙方簽署了會談紀錄但墨水尚未乾即全面開打，戰事規模之大、動員之廣、死傷之慘遠超過對日抗戰，中國的老百姓再度陷入內戰的痛苦，由於社會的普遍反戰，蔣介石政權逐漸失去民心，1949 年底後全面敗退到台灣。
1945 年這次是蔣、毛兩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我是因為對日本海軍艦艇的研究在倫敦頗有點名氣才被指派擔任這項任務的，話還得從 1934 年我攜帶大量在中國拍攝的日本軍艦情報回國參加倫敦海軍公約談判說起，那是英國第一次獲得日本新銳艦艇如此完整的情報，不但引起首相與海軍部的震動，還蒙王儲召見垂詢，開啟了我與愛德華八世，也就是後來的溫莎公爵長久的情誼。 當我們抵達吳港時，港內已經停泊了大量的日本軍艦，許多都還沒有解除武裝，我們來此的任務就是造冊點交，並解除武裝做為運載海外日本軍民回國的交通船。 同行的大部份都是美國海軍少校、上尉級的年輕軍官，只有我是上校官階最高，於是他們就奉我為領隊。我們還有一批已經投降的前日本海軍官兵幫我們跑腿及翻譯。 由於我對日本艦艇非常熟悉，點交過程十分順利，我特別對一旁一艘孤零零的，文件上寫著「哨戒艇第 102 號」的小型軍艦特別感興趣，我拉著旁邊的一個美軍海軍少校說：「喂！這是不是你們的克萊姆森 (Clemson)級平甲板驅逐艦呀?怎麼看起來那麼像？如果把第一根煙囪拉直的話。」 「是很像，但這絕不可能，因為我們的驅逐艦並沒有被日軍俘虜的記錄，我想，會不會是當年羅斯福送給你們那五十艘中間的一艘被日本人俘虜了﹖」美國少校回答說：「我聽說 1941 年底香港投降時就有一艘？」 他講的是二次大戰前羅斯福總統以租借法案名義提供五十艘這種類型的平甲板驅逐艦給急需反潛艦艇的英國海軍，以換取海外基地的使用權。 這批年輕軍官與戰前我認識的美國海軍軍官不大一樣，從前美國海軍看到老大哥皇家海軍是很尊敬的，因為當時皇家海軍艦隊與基地遍佈全球，軍官素質高專業能力強，是他們效法景仰的對象。但這批年輕軍官都是在二次大戰中成長的，他們對皇家海軍的印象就是一切都要靠美國人施捨的沒落貴族，他們最大的樂趣就是隨時找機會讓你出糗，顯顯戰後世界新霸主的威風。 「不可能！」為了皇家海軍的面子，即使手中沒有證據也必須義正詞嚴地否定美國佬的推論：「而且我的直覺告訴我，她應該是美國海軍的斯圖亞特號(USS Stewart)！」
(圖 5-11-4) 在吳港遠觀俘虜自美軍的「哨戒艇第102號」。 「你資料背的很熟，但我 1923 年在東京曾經搭乘過她，我對她有直覺，她是與眾不同的。」我說：「不過站在遠處猜不會獲得答案，我們要登艦檢查！」 我伸手召交通艇靠岸，美國少校只得乖乖跟上。交通艇駛近「哨戒艇第 102 號」後先繞艦一圈讓我們觀察，通常我們可以從船尾以金屬鐫刻的艦名來辨別身份，因為即使重漆過也看得出原字的凸痕，但這艘船的船尾好像重新做過了，完全看不出船名的痕跡。最後我們只得登上甲板檢查。 這艘船無論武器、桅杆、煙囪、鍋爐、艙間結構都已大幅改裝到幾乎面目全非，為了尋找船籍資料我走入艦長室，眼前的陳設突然讓我想起當年斯圖亞特號艦長那個放文件的秘密夾層，經過這麼多的改裝後它是否還存在呢﹖
(圖 5-11-5) 龍保羅從秘密夾層的艦長私人文件箱中翻出當年的塗鴉。
我憑記憶在艙壁間伸手一扳，果然有一個可以掀開的蓋子，我伸手入內拿出一些泛黃的文件，全部都是美國海軍的，這表示日軍整修時並沒有發現這個秘密夾層，我一一翻閱文件，一張斯圖亞特號的塗鴉出現在我眼前，上面還有我的簽名。
「那…那是我畫的呀！」
1923 年九月我與父親到日本參加帝國飯店的開幕儀式，正好遇上關東大地震，美國海軍亞洲艦隊派出三艘驅逐艦協助疏運西方旅客，其中一艘就是斯圖亞特號。當時我在艦上所畫的塗鴉在送給艦長後就一直藏在這個秘密夾層中，直到二十二年後才重見天日。
「怎麼樣？沒話講了吧！」我看著四周一個個面面相覷的美軍軍官，他們的表情好像掉進了阿里巴巴的神秘山洞。
「龍…龍上校，你…你這不是在變魔術吧？」
「斯圖亞特號」的身份獲得確認，但她是如何變成日本海軍「哨戒艇第 102 號」的呢﹖原來日軍攻入泗水時將未徹底爆破的「斯圖亞特號」修復，命名為「哨戒艇第 102 號」在荷屬東印度地區服役，後調往朝鮮，並在吳港迎接終戰。
我把「斯圖亞特號」的被俘及發現過程做成報告，連同找出的舊文件一起上報，但我把那張塗鴉留在了原處。我認為既然已經送給了這艘船，那它就應該永遠留在艦上。
美國海軍基於「斯圖亞特號」的特殊身世，雖然同級艦早已因老舊脫離戰鬥序列，還是下令她立即恢復現役，編號沿用「DD-224」，並調集一批預備役官兵計劃將她駛返美國，聽說有可能成為博物館。
十一月七日我在吳港碼頭歡送斯圖亞特號回國，想起與她的緣份在廿二年後居然還可以再敘，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然而當「斯圖亞特號」拖著殘破的身軀花了四個月好不容易抵達舊金山時，大家的熱情已經退去，最後「斯圖亞特號」再度除役成為靶船，在 1946 年被擊沉在舊金山外海，帶著我的塗鴉一起沉沒。
雖然蔣介石與毛澤東在兩個月前才簽署了「雙十協定」，但由於雙方各懷鬼胎，毛澤東前腳才一離開重慶，戰火隨即全面復燃，赫爾利大使臉面無光，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辭職獲準。杜魯門總統決定派一位德高望重的特使來華調停，剛退休不久的馬歇爾元帥膺此重任，於聖誕節前飛到重慶。 馬歇爾曾任美國陸軍步兵第十五團中校副團長，於 1927 年駐紮天津，當時他在美國大院兵營旁的住宅就是家父擔任駐天津總領事時的官邸，我在 1927 年來華時還曾去看過他，當時還有一位營長史迪威少校，就是後來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與蔣介石鬧翻的「醋酸喬」。
(圖 5-11-6 龍保羅與馬歇爾二十年後再次在中國會面。
我在 1946 年初去拜訪他，當時他剛到重慶不到一個月，對於此行充滿信心，雖然我是英國特務，但他對我的言談還是頗為坦率的。
「保羅，天津一別竟快二十年。」馬歇爾說：「經過了這一場大戰，很都事情都不一樣了。」
「是呀！當時我才二十郎當歲呢！」我說：「很多事情是不一樣了，譬如您從中校變成五星上將，美國也已經變成世界第一強國了。」
「我對中國是有感情的，所以在退休後還願意接受總統的徵召，來為謀求中國的和平做出貢獻。這回我帶來的上方寶劍是美援，如果美國不援助蔣介石，他一天內戰也打不下去，所以我相信戰爭在半個月之內就會停止，大家回到談判桌上。」馬歇爾說：「和平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這對美國有利，相信對英國也是有利的。」
「倫敦與您的想法應該是一致的。」我說：「不過，停止美援只對蔣介石有壓力，對共軍有什麼作用呢？他們本來就不是靠美援在作戰的呀！」
「這個…」馬歇爾一時語塞，停頓了一會兒，然後把身體靠近我低聲說：「保羅，我知道你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雖然你是英國人，但我很樂意知道你的看法，你可以暫不考慮英國或美國的立場。」
「沒有立場，就不會有看法。」我說：「如果是站在美國利益的角度來看，你們應該支持蔣介石在最短時間內消滅共產黨，蔣介石有軍事上的優勢，只要你們美國人繼續予以金錢物資上的支持，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如果站在中國人的立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接著說：「我們也知道蔣介石不符合美國人的民主標準，但那要看你重視的是實質的美國利益，還是抽象的美式民主標準，這是你必須選擇的。」
「蔣介石繼續這樣軍事獨裁下去，我們想幫他也很困難。」馬歇爾：「美國人民很難接受我們剛打倒了一個希特勒，卻去扶植另一個和希特勒不相上下的蔣介石。」
「蔣介石現在一定想利用他軍事上的優勢速戰速決，以免夜長夢多。毛澤東則是想利用實質佔有解放區土地的既成事實來爭取合法對等的政治地位，但這是蔣介石絕不願意讓步的。」我說：「如果美援被切斷，蔣介石就無法速戰速決，共產黨勢力很快就會擴散，如果中國因此全部被赤化，那時美國在華的利益還會存在嗎？」
「保羅你講的已經超越我的想像，我會再仔細思考的。」馬歇爾起身送客：「謝謝你的來訪。」
與馬歇爾的談話嘎然而止，我只能起身告退，其實我下一句還沒講出口的是「以此推論，您的調停將註定失敗！」
一語成懺，一年後馬歇爾身心俱疲的離華返美，把調停失敗的責任推給國共雙方，尤其蔣介石。
蔣介石因多次在緊要關頭被馬歇爾以終止美援相要脅而停戰，讓共軍得以苟延殘喘，進而壯大到獲得最終勝利，對此馬歇爾功不可沒。
在馬歇爾離華的前夕我又去看他向他道別，他已被任命為國務卿，回國後即將上任。他主動告訴我他的歐洲復興計劃構想，也就是後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但我們雙方都避免提起在華調停國共內戰的事，因為這一年肯定是他人生當中最不愉快的一年了。
(圖 5-11-7) 新六軍在東北與共軍作戰。 更糟的是東北(滿州)，蘇聯紅軍在戰爭最後一刻大舉介入，將大量日本投降的裝備移交給林彪的部隊，蔣介石為了奪回對東北的控制權，調動新一軍與新六軍等精銳部隊出關，以為可以藉美國裝備的優勢擊潰共軍。但美式裝備很依賴後勤，而國軍每一顆子彈、每一滴汽油都要依賴美國人提供，當馬歇而調停失敗後，美國援助中止，讓坦克大砲成為廢鐵，反觀共軍控制了日本人遺留的兵工廠與物資，後勤供應源源不斷，最後反而火力完全壓制國民黨軍。此外國民黨軍在東北只能佔領點狀的城市，周邊都被共軍控制，孤島中的美械部隊只能依靠空運，這就註定無法長期維持，最後被林彪一口一口吃掉，當共軍入關時更是一路慘敗，兩年時間就全面瓦解。 我在英國駐華大使館的內部會議曾經提出，對蔣介石最有利的戰略，是放棄東北堅守關內，趕快接收沿海精華區，專心把財政經濟搞好，充實國力，才有未來。但我的建言傳不到蔣介石的耳中，就算他聽到了，也敵不過他周邊那些溜鬚拍馬，體察上意人的讒言，最後結果可能還是一樣。這是蔣介石的格局，也是他的宿命。 進入東北的新一軍軍長孫立人，我在戰前就認識，當時他在稅警團擔任特科兵團的團長，使用的英國戰車就是我賣給他們的。孫立人心高氣傲，與長官杜聿明不和，遭蔣介石忌憚，1947年卸任新一軍軍長，轉往台灣訓練新軍。孫立人被貶卻因禍得福，不但逃脫了丟失東北的責任，當國民黨敗退台灣時，孫立人訓練的新軍更成為唯一建制完整，最有戰力的部隊，蔣介石逃來台灣反而需要他的保護，孫被任命為陸軍總司令，但這也種下了後來被整肅的命運。
(圖 5-11-8) 龍保羅在馬歇爾的專機上替蔣介石翻譯。
在馬歇爾忙著調停國共內戰的時候，我也沒忘記倫敦方面交待的任務，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參加三方會議，我積極向馬歇爾爭取列席，馬帥覺得這也沒有什麼不妥，而且他可能覺得我比他更瞭解中國人，能夠對他有所幫助，所以就答應了，但先決條件是不能穿軍服，不代表英國，不得對外公開會議內容，對於這三點我都爽快的答應了。
軍事調處執行部設在北平，我每次都是搭馬帥的專機由上海飛平，倒也輕鬆。由於我是列席者，在會議中都是坐在第二排，而且只能聽不能發言，明知雙方不會談出什麼結果，覺得頗為無聊。不過由於宋美齡並未參加調停會，有時蔣介石急著向馬歇爾說事，恰巧翻譯不在身邊，就會拉我充當翻譯。
馬帥同意我列席，當然也是有目的的，他常常在會後徵詢我的意見，其實我是旁觀者清，但不便潑他冷水，只能支吾以對，後來因常須往東京盟總出差，漸漸也就不參加了。
不過在會中還是遇見一些值得一提的人，一位是國民黨的軍政部次長俞大維，他是美國哈佛大學及德國柏林大學的博士，著名的彈道專家，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其實這位俞將軍我很早就認識了，因為 1933 年他擔任兵工署長負責武器採購，為了推銷英國軍火我曾多次拜訪他，無奈當時中國軍隊自蔣介石以下普遍迷信德國貨，我的推銷員工作做的並不太成功。
其實我與俞大維還有一些私人的關係，第一，他的兒子俞揚和是我認識的一位空軍飛行員，當時正想轉業民航曾來詢問我的意見。第二，他的姪兒俞啟威就是李雲鶴在青島時的同居男友，但我從來不敢跟他說我與李雲鶴的關係。
沒多久俞大維出任交通部長不再出席會議，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他以養病為理由赴美，直到 1954年才應蔣介石之邀回台灣就任國防部長，當時我已在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的單位任職，因為業務上的原因還有很多的接觸。
(圖 5-11-9) 馬歇爾調停會議中共方面翻譯王光美。
另外值得一提的人是中共方面的翻譯王光美，一位剛自北平輔仁大學畢業氣質出眾的才女。她的哥哥王光復是國民黨空軍的王牌飛行員，號稱有擊落八架半日機的紀錄，與我非常相熟，我常藉這個理由與她搭訕。我還發現我們的生日居然只差一天，她是九月廿六日而我是廿七日，雖然我大她十四歲但卻故意稱她姐姐，於是我們相約到時要一起舉辦生日派對。可惜之後我因常赴東京盟總出差而無法繼續與會，接著國共談判破裂北平軍調處結束，我們還來不及一起過生日她就離開北平奔赴延安了。
1948 年她嫁給了中共領導人之一的劉少奇，1959 年劉少奇繼毛澤東擔任中國國家主席，王光美竟成了第一夫人，在外交出訪時她的容貌氣質談吐驚豔全場，為新中國創造了極佳的國際形象，但也因此讓江青又忌又恨，文革開始後對他們夫婦倆展開瘋狂報復，劉少奇於 1969 年被鬥死，王光美則在秦城監獄蹲了十二年黑牢，直到 1979 年才被平反釋放。
不過王光美比江青幸運，出獄後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還博得不錯的社會形象，至今還在北京快樂的活著(編者駐: 王光美於 2006 年病逝於北京)。不像江青雖然在1991 年保外就醫時自殺身亡，但十惡不赦壞女人的形象恐怕將永遠跟隨著她，千百年不得翻身。這兩位第一夫人都跟我有關，但都跟我無緣，人生軌跡偶然交會，這樣也就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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