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中日大戰
1937年是個不平靜的一年，七月七日日本的華北駐屯軍與駐守北平城外的中國軍隊在蘆溝橋發生衝突，但幾天之後雙方在北平簽定停戰協定，就像過去許多次地區性的衝突一樣，在中方退讓，日本不打算擴大的氣氛下，雙方各自約束部隊，衝突很快就平息了，我們情報組也鬆了一口氣；這就是中國人歷史課本裡常提到的抗戰之始「七七蘆溝橋事變」。
但這一回與過去的局部性衝突似乎不同，雙方簽定停戰協定後日本自國內調來三個師團增援，七月廿八日起日軍突然大舉進攻北平郊外的南苑，中國軍隊傷亡慘重，30日起日軍佔領天津，8月4日中國軍隊主動撤離北平，日軍兵不血刃地開進了紫禁城，平津這兩個華北最主要的都市皆落入日本掌握，我們的神經又繃緊了。
(圖 4-9-1) 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如同一座巨大的碉堡。 對於組長的假設我總覺得那兒不對勁卻一時說不上來，組長講的基本上都是西方式的邏輯，純軍事的推論，但我瞭解中的蔣介石並不像是一個純軍事的將領，他倒更像一個政治將領，或說的難聽一點是穿著軍服的政客！我猜測蔣介石的算盤應該是指望西方干預，十一月在比利時布魯賽爾就要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了，中國軍隊若能守到那個時候，日本和西方列強間的矛盾在那時候就會發酵，說不定就有機會重演當年「三國干涉還遼」的舊戲碼了。
(圖 4-9-2) 日本僑民在日清汽船株式會社的甲板上，看相黃浦江中的日本第三艦隊旗艦「出雲」。 這個研判是有依據的，蔣介石要拉西方國家干預，就要把他們捲入戰爭的威脅之中才能感同身受，華北對西方人來講太遙遠了沒感覺，上海可就不同了，只要租界兩旁發生戰火，美英法義等國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坐視不管的，所以我感覺蔣介石一定會利用上海當舞台，演一場戰爭戲碼給西方國家看。 其次上海日本駐軍薄弱，只有幾千名海軍陸戰隊，中方若調集優勢兵力主動突擊是有可能將之殲滅的；而且日軍陣地緊臨西方租界，坦克大砲飛機的優勢施展不開，而城市戰反而對裝備薄弱的中國軍比較有利，這是中國軍隊戰勝日軍的唯一機會。
(圖 4-9-3) 中國空軍飛機轟炸日本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
「我很希望聽聽龍保羅上尉的看法！」
總領事在組長簡報完後轉頭看著我，我知道那是因為他覺得我在瞭解中國人的思維方面有過人之處，這使我有點為難，我要陳述了我的看法一定會讓組長下不了台，但像這麼重要的事怎能鄉愿呢？
於是我鐵了心腸站起來把我的論點陳述一遍，當我一提出：「中日雙方在一個月內必將在上海發生戰事！」時全場嘩然，我看到組長面色鐵青就意識到往後日子可能不好過了。
想不到用不著等一個月，八月十三日上海戰事就爆發了，和我預測的完全一樣，蔣介石派出他最精銳，完全德式訓練與裝備的三個師配合空軍飛機主動進攻，日本人剛開始時雖然有點錯愕但畢竟訓練有素，且北四川路的上海日本特別海軍陸戰隊總部早已被經營成一個規模龐大的碉堡，中國軍隊的裝備與訓練都不足，雖然先發制人卻未能得手，局面開始脫離蔣介石當初的預估。
既然中國軍隊主動攻擊，日本政府便以「膺懲支那軍之暴戾」為理由開始自國內動員增兵，為了儘速達成預定目標以免夜長夢多，中國方面亦自內地大量補充兵員，很快的這場局部衝突就變成一百多萬兵力對決的大會戰。這樣的規模已遠超乎中日雙方的想像，在長達兩個半月的戰鬥期間，中國軍隊陸續增援並消耗了八十五個師，傷亡卅餘萬人，光是日軍清點戰場遺留的華軍屍體就有八萬一千具。
蔣介石在上海一次就把他多年辛苦建立的精銳部隊消耗殆盡，以致於在接著而來南京保衛戰因缺乏兵力防守而迅速陷落，甚至整個抗戰初期都難有作為；而他所期待的西方干預卻始終沒有來到。但日軍也不自覺把在華北對其有利的攻擊軸線轉成自上海向西仰攻的不利軸線，並且讓中國政府爭取到往西撤入四川的寶貴時間，雙方得失互見很難一概而論。
中國人都以為中日戰爭是自七七事變開始，這個論點是有問題的，因為七七事變只是局部衝突，和過去的許多次衝突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差異，八月十四日的上海事變才是中日全面戰爭的開始，但嚴格來說這亦有問題，因為中日雙方並未宣戰，所以國際公法上對交戰雙方的約束也就無從執行，中國希望國際組織認定日本是侵略者，所以不願被定位為一般交戰國；日本害怕宣戰後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被西方禁運，所以也不願宣戰，雙方就這麼名不正言不順的打到1941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變英美對日宣戰同時，中國才正式對日宣戰。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解釋中日雙方戰爭的形態，那是因為這關係到我們情報單位的工作準則，組長一再交代，中日之間既然沒有國際法上的宣戰，我們就應當做是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以和過去一樣的標準執行任務，雖然每天砲火連天，但我們仍要說服自己相信這不是戰爭，因為一旦進入正式交戰狀態，我們的做法將大為不同；老一輩同事經歷過1914年歐戰對德奧等宣戰國的處理，是很清楚這個差異的。
(圖 4-9-4) 蔣介石的精銳「德械師」。
為了這場戰役蔣介石可說是精銳盡出動員了陸海空三軍，陸軍是全部德國顧問訓練使用德國裝備，頭戴德國M-35鋼盔，手持毛瑟步槍，有些還有機械化部隊隨行，和我在德國看到的希特勒陸軍差不多，反而與一般印象中的中國軍隊大不相同。
但上海戰場像個巨大的絞肉機，不過幾天幾個精銳師就消耗殆盡，這是蔣介石僅有的一點本錢，之後自內地補充的部隊素質與裝備都很差，只能以血肉之軀抵擋日軍的槍砲，看到華軍在上海奮力進行無望的戰鬥，真是慘不忍睹。
我覺得上海與歐戰時法國的凡爾登之役很像，一開始只是小規模戰役，但後來成為精神上的象徵，像個吸鐵石一樣讓雙方不斷動員大量兵力投入這場無止盡的消耗戰，幾十萬年輕人死亡的代價換來的不是軍事上的目的，而是政治上的效果。蔣介石一直都是用國際宣傳戰的角度來打這場仗，反倒是日軍雖擁有優勢兵力卻被牽著鼻子走，這就是純軍事角度看事情的盲點。
(圖 4-9-5) 中國空軍與日本海軍航空隊在筧橋上空爆發的「八一四空戰」。 第四大隊是由我在東北空軍的老朋友高志航上校擔任大隊長，十四日當天他本身就有擊落一架擊傷一架的戰績，我後來遇見他時曾向他祝賀，當然這是私人間的情誼，在公事立場上是不適當的。我們談到八月十四日那場空戰，他亦承認運氣成份居多，時間居然安排的那麼剛好，真是天意。 我們亦談到空權戰略觀念的問題，當時全世界流行的是義大利人杜黑(Ginlo Douchet)的理論，即光靠重轟炸機大編隊可以決定戰局，機上的機槍火網就足以保護機隊，戰鬥機的護航是完全不需要的，日本人顯然是這個觀念的擁護者。而注重戰鬥機飛行技巧的陳納德就是因為反對這個理論在美國陸軍航空隊被視為另類遭到排擠，上尉退伍後經我的介紹到中國來找尋第二春的機會。 中國空軍原來是義大利人在掌控，陳納德的觀念自然與他們格格不入，幸好陳納德還沒來之前他的兩個先到中國的助手已開始用他的觀念訓練中國空軍飛行員，八月十四日的空戰才有機會印證陳納德戰鬥機(當時在中國叫驅逐機)至上的理論，但這個遠在中國發生的實驗並沒有引起西方國家太大的注意，歐美各國要到二次大戰開始後很久才學到這些教訓。 我發現許多近代航空作戰的新觀念都是先在中國驗證，之後才變成普遍接受的理論，譬如空中攻擊軍艦的案例引發山本五十六以海軍航空兵力偷襲珍珠港的構想，或以筧橋之役使得杜黑理論破產等等。只不過西方國家不重視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不但錯失了實戰的教訓，也使得這些歷史被掩沒，我側身其中特別有感受。 但觀念的新穎彌補不了國防工業的薄弱，當日本新一代的零式戰鬥機出現時，所有的中國空軍飛機沒有一架能夠匹敵，幾場戰役下來中國空軍飛行員損失慘重，最後只好暫時避戰。不過我的朋友高志航上校等不到那時候，第二年就在周家口機場因為日機的突襲而陣亡了。 
(圖 4-9-6) 中國在上海戰役首次大規模出動空軍參戰。
在上海事變中，中國軍隊用盡了各種包含空軍飛機投彈，海軍魚雷艇發射魚雷，潛水伕掛水雷等方法，想要一舉擊沉日軍旗艦「出雲」號但都沒有成功，反而多次發生誤炸事件。8月14日在空襲日本旗艦「出雲」號時將兩枚炸彈誤投於南京路沙遜大厦與匯中飯店之間，造成超過四百人的死傷包括許多西方人。當天下午另有兩架轟炸「出雲艦」的中國空軍飛機將炸彈落於大世界前聚集的人潮，造成一千多人的傷亡。
大世界因位於法租界，事件就交由法國人處理，沙遜大厦位於公共租借，加上有許多西方人死亡，成為英國總領事館的重大事件，當時並沒有皇家空軍的軍官在上海，我是飛行員背景，所以調查工作就落在我的頭上。我去中國空軍總部討個說法，得到的結果是由於當時雲層很低，飛行員只能降低高度才能看得到「出雲艦」，由於炸彈拋物線距離與高度有關，高度降低投彈時間本應延後，但飛行員經驗不足，仍照原定時間釋放炸彈，於是本來要投在蘇州河口日清碼頭的炸彈就提前落在南京路爆炸。不僅如此，中國空軍還在八月十四日誤炸美國亞洲艦隊旗艦“USS Augusta”，在八月卅日誤炸美國郵輪「胡佛總統號」(SS Hoover)，都造成傷亡。
由於事證明顯，中國政府不得不道歉賠款，但我後來發現中國的官方出版物都把這些事件誣指為是日本飛機的「罪惡暴行」，這種宣傳手法未免顛倒黑白，不過在中國司空見慣。
 
(圖 4-9-7) 中國空軍轟炸「出雲艦」卻將炸彈投在南京路沙遜大廈門口，包括多名西方人被炸死。 (圖 4-9-8) 中國空軍誤將炸彈投在大世界遊樂場，造成巨大傷亡。 在各種攻擊行動中，以中國的電雷學校快艇大隊魚雷艇突襲日本旗艦「出雲」號最富戲劇性。 「出雲」艦是日本1900年向英國訂造，日俄戰爭時代所使用的裝甲巡洋艦；在退出第一線後原為練習艦後改為海防艦，在中日戰爭爆發前派遣來華擔任第三艦隊旗艦任務。「出雲」艦長121.92公尺、寬20.93公尺、排水量9,180噸，速率20.75節；裝配20公分砲四門，15公分砲十四門，8公分砲五門，外型特徵是有三支煙囪，平常泊於虹口日清輪船公司碼頭，那個位置離蘇州河出口處不遠，正好在黃浦江的轉折處，所以可以同時監控上游外灘與下游吳淞方向的動態，但相對來講也容易遭受來自兩個方向的攻擊。 電雷學校快艇大隊的CMB魚雷艇是當年由我經手出售給歐陽格中將的，前後共買了十多艘。該級艇為英國Thorncroft公司建造，木質艇殼排水量14噸、艇長55呎、寬11呎、吃水3.5呎、可以用火車裝運；兩部汽油主機馬力950匹、最高時速達40.3節、續航力300浬、艇員編制五人；裝備兩挺0.303雙聯裝機槍、四枚水雷、兩枚18吋魚雷以向後滑下水的方式攻擊。 用魚雷快艇偽裝成民船經內河潛赴上海攻擊日艦的戰術我在戰前就聽歐陽格講過，八月十三日戰爭一爆發，歐陽格就命令電雷學校快艇大隊附安其邦中校率領「史102」與「史171」兩艘偽裝成民船由江陰經內河潛赴上海，歐陽格還親自赴黃浦江現場觀察地形。
(圖 4-9-9) 八月十六日晚間八點，電雷學校快艇大隊的「史102號」魚雷艇在上海黃浦江突擊停泊中的日本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 「史102」艇在發射魚雷後立即調頭脫離，被「出雲」艦發現開火擊中油櫃而損壞，半浮沉在九江路稅關棧橋附近，艇員游泳逃逸。我第二天一早趕到碼頭邊時還看到「史102」號艇的殘骸在水面飄浮。
(圖 4-9-10) 中國海軍還派潛水人員在「出雲艦」船底放置水雷，但皆未能成功。
英國製造的魚雷艇攻擊同樣是英國製造的「出雲」艦，人類的歷史總是帶有一些荒謬的成份；而「出雲」艦被中國魚雷艇攻擊後防備更加森嚴，後來再派潛水伕攜帶炸彈攻擊亦只能破壞外圍的防潛網或駁船。「出雲」艦一直存活到二次大戰末期才在日本本土被美國軍機擊沉，這樣的結局顯然不符合大多數中國軍民的期待，所以在中國關於「出雲」艦被擊沉的傳說特別多。
歐陽格在離開上海時我們曾秘密見了一次面，我對他這次的行動提出質疑：「何必用魚雷艇大張旗鼓地進行這樣的任務？這種事用漂浮水雷效果可能更好，也不會損失寶貴的快艇。」
「我當然知道這個道理，但委員長在上海的這場仗是要打給外國人看的，魚雷艇的演出效果顯然要比水雷好得多。」歐陽格說：「更何況當年我堅持向英國直接採購魚雷艇已經得罪了包辦中國軍火進口的孔家，如果這場戰役再不能證明魚雷艇的用途，他們還饒得過我嗎？」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歐陽格，雖然他這次賣力演出但結果不盡如人意，最後成了對手反撲的導火線，電雷學校第二年就被迫解散，之後歐陽格還被蔣介石下令逮捕槍斃，原因眾說紛紜，但在上海的這一次會面我已經知道大概了。
上海戰役當中自然少不了間諜戰，而這場間諜戰不僅是中日雙方，連我們皇家海軍情報組亦被牽扯進來了。話要從八月六日在南京政府行政院召開的一場秘密會議開始，中國政府高層在那場會議當中決定要以大量沉船封鎖長江，八月十一日起中國的測量艦開始破壞長江航行燈標，十二日起在江陰附近自沉了老舊軍艦八艘，商船廿三艘以及大批躉船民船等。
 
(圖 4-9-11) 中國海軍在江陰自沉了大量徵調而來的輪船與老軍艦作為阻塞防線。 (圖 4-9-12) 揚子江上游的日本輪船與軍艦在最後一刻紛紛通過阻塞線下逃。 中國的行動當然是針對日本而非英國，當時在上游正有廿多艘日本商船與數艘淺水砲艦在航行中，依計劃絕對是甕中捉鱉，但所有的日本船艦包含在武漢等地的日僑卻能事先得到消息連夜起碇下駛，在八月七日之前全部蜂擁通過江陰，最後只捕獲不及脫逃的「岳陽丸」與「大貞丸」兩艘，這太離奇了，肯定是有人洩密。 這件事發生後我們就密切注意南京方面後續的發展，八月廿六日英國大使許閣森爵士(Sir Hughe Knatchbull-Hugessen)的座車在滬寧公路距離上海只有十八哩處被日本飛機以機槍掃射及投擲炸彈攻擊，汽車翻覆大使身受重傷送往上海急救，這件事引起外交界很大的震撼，我們奉命暫時擱下手邊工作全力調查此事。
日本聲稱這個攻擊事件是中國飛機所為，但現場的證據都指向是日本軍機，但即便如此這件事本來是可以誤擊為理由，由日本政府道歉並做出賠償就可結案的；南京政府高層有些大官都傾向於做這種解釋，他們的說法也言之成理，「攻擊英國大使的座車對日本人有什麼好處？」
但我側面得知當天蔣介石亦經同樣的公路到蘇州視察派赴上海前線部隊，是否日軍的目標是蔣介石而非英國大使？或許日軍以為車上明顯掛有英國國旗的大使座車是蔣介石的偽裝？但蔣介石的行蹤怎麼會讓日本人給掌握了呢？這使我想起之前的江陰封鎖洩密事件，這兩件事換做別人不一定會如此聯想，但因我才為此案吃了上級排頭，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我與戴笠討論這個可能，他立刻同意我的看法，馬上派人調閱兩次會議參加者的名單，過濾出幾個最可疑的人予以全天候監視，不久目標就集中在行政院秘書黃濬與其子外交部科長黃晟身上。負責監視的特務發現黃濬每次有重要情報就會戴著黑呢帽到南京的國際咖啡廳，而每次日本大使館的一名職員都正好跟著抵達並且戴著同樣的黑呢帽，再經仔細觀察，發現他們離開時所取的呢帽卻是已經交換過的，洩密的管道終於大白。
這個間諜組織聽說是由日本女間諜「南造雲子」(這是後來人家告訴我的，當時我並不知道她的名字)負責的，她與金璧輝一樣都是土肥原賢二的手下，但比金璧輝更加神秘，幾乎沒有人能夠把她本人的長相與名字聯在一起，但說來大家可能不相信，最後竟是由我把她給指認出來了！因為她是1909年在上海出生的日本人，恰巧與安妮是小學同學，兩人只差一歲但同班，交情還算不錯，後來安妮回美國讀中學，她則被父親送入日本特務學校，兩人從此沒有來往。
安妮回上海後有一天與我攜手走在街上，迎面看見一個穿著旗袍非常美豔的女子走來，安妮呼喊她的名字，那名女子先是一怔，然後一轉身迅即消失在人群中，留下滿臉錯愕的安妮。
安妮跳腳說：「那是我小學同學呀！她怎麼一付不認識我的樣子？」
我當時還半開玩笑地對安妮說：「是不是因為她從前欠妳的錢所以不敢與妳相認？」
「不是吧？聽說她現在替日本軍方工作，大概是因為這樣不大方便吧？算了！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走！我們繼續逛街去！」安妮的回答隱約透露了南造雲子日本特務的身份。
我對這個只有一面之緣的女子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她長的實在漂亮。
南造雲子曾以色誘南京政府的高官獲得不少情報，若不是為了刺殺蔣介石而攻擊英國大使的座車讓這個間諜組織曝光，類似黃濬洩密事件還會繼續發生，日軍未來的情報收獲就很可觀了。日本是否太過急功近利而忽略了保護情報來源的重要性呢？反觀英國曾在二次大戰為了保護重要的情報來源寧可讓一整個城市被納粹空軍炸燬亦不肯事先預警，雙方情報戰略的思維似有很大落差。
南造雲子被捕後堅稱自己是中國銀行的行員廖雅權，因躲避戰火由上海逃到南京找親戚，偵訊人員用盡各種方法都無法獲知她的真實身份，有一天戴笠請我到老虎橋監獄旁聽對人犯的訊問，當南造雲子被帶出後我先是一愣，然後笑著對她說：「妳的小學同學安妮 甘迺迪託我問候妳呢！」
南造雲子立刻像洩了氣的皮球，當場招認了她的身份！
奇特的是南造雲子後來卻沒有被判死刑，似乎南京政府裡有高官在包庇她，但這已經不干我的事了。南造雲子只被關了幾個月，年底日軍攻陷南京把她由監獄救出，回到上海再度成為日本重要的情報幹部，屢次破獲重慶特務，直到1942年才被戴笠的手下在上海暗殺身亡。至於黃濬、黃晟父子則在日軍抵達南京之前就被槍決了。
近年有人懷疑到底有沒有「南造雲子」這個人，舉出種種的理由，由於我親身經歷此事所以我確定是有這個人，但到底是不是叫南造雲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這是後來人家告訴我的，當時我們只知道她的中文名字: 「廖雅權」。
(圖 4-9-14) 日本海軍航空隊出動飛機轟炸揚子江上游的中國軍艦。
(圖 4-9-15) 日本海軍「加賀」號航空母艦在外海支援上海戰役，與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變比較，已經從三層甲板改為單層甲板。
(圖 4-9-16) 以商船改裝的水上飛機母艦「能登呂」在鄱陽湖起降水上飛機。 我在九月廿三日中午登上「平海」艦拜會中國艦隊司令官陳季良中將，他們昨天剛經過與日本飛機激烈的戰鬥，聽說艦上有二、三十名的傷亡，我登艦時水兵們正忙於補充彈藥與強化砲位的防護措施，因為他們預料今天日機還會再來攻擊，看來我來的真不是時候。 陳季良在官廳與我見面，我們沒有多做寒暄直接進入議題。我說根據我的觀察封鎖沉船中仍有空隙，如果他允許的話我們也許可安排讓英國船隻緩慢通過回到上海。 陳季良本來已經答應考慮我的請求，就在這個時候艦上發出防空警報，他一聽立刻衝出官廳攀著舷梯往上跑，我也跟隨他登上艦橋頂上的防空指揮所，見到數十架日本飛機已經快飛到艦隊上空，陳季良下令各艦起錨，「平海」的桅桿迅速升起起錨號旗，防空砲火也開始對著天空轟隆隆地射擊著，不久一架低飛的日機變成一團火球墜入水中，艦上的中國水兵紛紛大聲叫好。 不久另一批九架編隊的日機繞到「平海」的後方，將好幾枚炸彈投落在艦尾處，「平海」艦開始傾斜下沉，最後擱淺在江中。陳季良下令將旗艦轉移到「逸仙」號上，我也隨他一起登上小艇，遙望遠方的「寧海」艦後半段已沒入水中。
 
(圖 4-9-17) 「寧海艦」被日機追擊。 (圖 4-9-18) 「逸仙」以艦艏的主炮擊落一架日機。 想不到我的建議反倒加速敲響「海圻」艦的喪鐘，我於廿五日晨在岸邊目睹那艘十年前曾在艦尾甲板接受沈鴻烈教誨的「海圻」艦打開海底門緩緩坐入江底的景象，心中有無限的感慨。 但中國海軍官兵可沒有我這種心情，「寧海」與「平海」兩艦棄船後，陳司令的旗艦轉移到「逸仙」號上，由於前幾天的攻擊都集中在這兩艘主力戰艦，其他各艦的損失不多，今天來襲的日機應當會以「逸仙」艦為主要目標，官兵都有過不了今天的心理準備。 果然在沉塞舊艦的同時，日本飛機已對「逸仙」艦展開全面攻擊，當天「逸仙」、「應瑞」與舊式驅逐艦「建康」等三艦皆毀，中國艦隊遭到全殲式的打擊。
上海的戰事也讓我有機會認識後來在全中國家喻戶曉，冒死送國旗進四行倉庫的楊惠敏，這件事還是透過我的協助才能順利執行的，它的來龍去脈如後：
十月廿六日晚，當大部份華軍撤離大上海時留下約一營的中國軍隊潛入蘇州河邊的四行倉庫據守，次日清晨日軍沿河開始向倉庫外圍進攻，這使得英國領事和租界大為緊張，因為四行倉庫兩面緊臨公共租界，旁邊還有一個巨大的煤氣槽，砲彈不長眼睛，稍有閃失半個租界就毀了。午夜時分我奉命立刻趕到西藏路橋北岸的英軍崗哨瞭解狀況。
就在我睡眼惺忪騎著摩托車到達西藏路橋時看見一名穿著童軍服的女子正與橋頭頭守衛的英軍士兵理論，她有著與雲鶴一樣慧黠的雙眼與不達目的絕不善罷干休的表情，這引起我的興趣，當時以為她只是一個貪玩遲歸的女孩意外遇到宵禁而無法回家，想想帶她過河到北岸也沒有什麼大礙。
於是我讓她坐上摩托車的邊車過橋，因為我已出示皇家海軍軍官的證件，士兵也就沒有多問。到了橋的北岸我放她下車，自己進入英軍的崗哨內觀察，從這兒可以很清楚看到四行倉庫裡的中國士兵。
我專心觀察華軍的佈署，士兵遞上熱茶，我一回頭看到那名穿童軍服的女生竟跟了進來。
「妳進來幹什麼？這裡很危險的！」
士兵有點尷尬的說：「長官我以為她是與您一道來的， 既然這樣.....」
士兵馬上舉槍做出趕人狀。
「等一下！是戴先生要我來找您的！」女生突然說。
我聽了嚇一跳：「戴先生？那一位戴先生？」同時我把她拉出崗哨外以免士兵聽到我們的談話。
她說戴笠要她來聯絡倉庫裡的中國軍隊以提供必要的協助，並說將會有一位騎一輛旁有邊車的摩托車，出示皇家海軍軍官證件的人，那就是她可以尋求協助的對象。
「胡說八道，這太荒謬了！」戴笠對我的行蹤怎麼能掌握的如此準確？當時我的確是被嚇壞了，但後來想想也覺得自己實在太沉不住氣。騎一輛旁有邊車的摩托車與出示皇家海軍軍官證件？這些都是她現場就看得到的呀；至於戴笠在當時也是赫赫有名的特務頭子，抬出他名號嚇人也是常有之事，反而是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她的身份。
「我是楊慧敏，童軍四十一號！」女生伸出手說。
無論如何她說服了我讓她投擲一張小紙條進倉庫內，並且協助她將守軍的電話線接至對面大樓的總機房，倉庫內的守軍開始與外界有了通訊管道，戴笠精心設計的戲碼開始登場。
新聞媒體現場同步報導戰爭實況，這是要到很多年以後媒體科技發達才可能出現的，但在1937年的十月廿七日上海的四行倉庫卻開風氣之先，國際各大媒體的記者不但一早便蜂擁在蘇州河畔據守最有利的位置觀戰，還在對街大樓有自倉庫內傳來第一手的即時戰報，使得中國軍隊據守陣地英勇抗日的消息立刻傳遍全世界，對中國日後獲得西方盟國援助與接納為戰勝國五強之一的身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但戴笠的戲碼還不只這些，他還要安排一場最高潮的升旗表演後才能謝幕。這面旗不能是倉庫裡部隊的小旗，而是要上海市民獻出寬四公尺的巨旗，而且一定要找個人冒險送進去才夠戲劇化。楊慧敏既然已駕輕就熟，這個任務當然由她擔任。廿九日晚她再循原路到達崗哨，裡面的英軍已經認識她了所以就放她通過，由於事先已經以電話與倉庫內的守軍聯絡，所以很快的就被中國士兵以繩索吊進倉庫內。
(圖 4-9-20) 群眾隔著蘇州河看到四行倉庫屋頂升起中華民國的國旗。 這面旗事實上只存在不到廿四小時，日軍惱羞成怒威脅租界，租界只得透過外交途徑與蔣介石商量，由於宣傳效果已經達成是該謝幕的時候了，於是卅日當晚所有倉庫內的守軍在英軍掩護下經由西藏路橋撤入公共租界，我當時是英方派出的協調人之一。 本來商定的是借道歸隊，不過後來因為日本政府的壓力卻臨時改變成為繳械拘留，四百多名忿忿不平的華軍因此被羈押在膠州路的原義大利兵營由白俄士兵守衛達四年多的時間，期間還發生白俄屠殺升旗士兵與刺殺團長謝晉元的事件。直到1941年底日軍佔領租界，這群官兵又被日本人俘虜送往南洋勞工營，歷經八年劫難只有少數人到戰後倖獲生還。 租界的出爾反爾引發中國政府對英方極度的不諒解，以至於在整個二次大戰期間雙方都無法真誠合作，讓美國有可趁之機在戰後取代了英國原來在中國的地位；英國政府當然有其不得不考量的現實因素，但卻使得我們底下執行的人隨時要面對中方懷疑與仇視的眼光，事情自然很難順利進行，這是我在整個二戰期間在中國工作的感覺。 但對楊惠敏來講，透過上海的國際通訊社發佈到全世界的消息，她在一夜之間成了全球媒體的焦點，青年人的偶像。第二年八月她應邀到紐約參加「世界和平青年大會」，之後還巡迴歐美演講以及受到羅斯福與希特勒等各國領袖的接見，歷經約兩年的時間才回到中國。戴笠導演的戲碼無意間為蔣介石的這場國際宣傳戰起了巨大的加持作用，後來蔣宋美齡赴美國國會演講爭取援助也是循這樣的模式進行的。
楊惠敏回國後戴笠派她到香港工作，我在香港時由於工作關係還曾與她見過幾次面。1941年的聖誕節香港淪陷當天我隨陳策將軍駕魚雷艇突圍輾轉到達重慶後，竟聽說楊惠敏被戴笠逮捕下獄了，原因似乎是因為她替戴笠的情婦，中國著名影星胡蝶由香港押運行李送往重慶時中途短少，被胡蝶向戴笠告狀所引起的。
這當然是市井間流傳的小道消息，戴笠的軍統局關押槍斃任何「自己人」是從來不必說明理由的，即使像楊惠敏這種擁有國際知名度，事蹟在中小學生課本上都有記載的人，在戴笠的眼中仍是軍統局內部的「自己人」；老闆不鬆口底下就沒有任何人敢自作主張釋放她，楊惠敏就這麼莫名被關到戴笠1946年墜機身亡後才被無罪開釋。
我很佩服戴笠在情報工作上的才幹，對於他的男女關係亦無所批評，因為情報特工人員這種例子所在多有，但公報私仇或最起碼是公私不分這就不足為取了，有這種思想的人來掌握特務機構，往往將國家機器服務於特定個人，獨裁統治就由此而起。戴笠自認是蔣介石的一條忠狗，那麼他也很難不把底下人當成是自己的走狗，中國的軍統局就是這樣一種組織。
中國軍隊撤離大上海後，租界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島，四周都被日軍團團包圍住。日本人雖然表面上還尊重租界各國的管轄權，但形勢與以前已經大不相同了，日軍挾著兵力的優勢經常向租界當局示威或要求進租界逮捕反日的華人，更不用說日本特務常潛入租界綁架甚或暗殺反日人士, 這使得我們疲於奔命。
倫敦當局則想的更遠，看來日本與西方國家間的直接衝突已不可避免，戰爭一開打上海幾乎是不可能守得住的，為了未雨綢繆必須預做安排。首先皇家海軍遠東艦隊開始陸續把艦艇撤往香港，主力更撤往新加坡，整個中國只留下淺水砲艦隊常駐。其次英僑能撤離的儘量撤離，到了1939年歐洲戰事爆發，大多數更都回國加入部隊服役。
至於我們海軍情報組也被要求要有因應措施，我們開始認真討論萬一上海陷於日軍之手，是否要留下潛伏人員？這成為一大難題，因為過去除了我，情報組與地方華人關係並不深厚，而沒有在地人的掩護要潛伏敵後談何容易？組長因此決定由我來負責，這是危險而又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我不由得感覺這是組長為報復上次簡報我在總領事面前出他洋相之仇。
我若要潛伏敵後就必須安排讓我逐漸消失，這是必要的措施，因為過去我們情報組員都兼任領事館館員的身份，很容易被敵人掌握，戰爭爆發一個都跑不掉，不是被遣送回國就是進集中營，情報作業馬上中斷，因此從現在起情報組成員要逐漸從公眾面前淡出，以便將來有應變的空間，尤其是要掌管潛伏組織的我；因此從1938年起我逐漸增加來往香港的頻率以迷惑日本情報組織，以便在一定時間之後宣佈調往香港，然後再秘密潛回上海。
還有我們那台密碼機絕不能被日本人拿到手，它在我們手中幾經改進已經可以譯破半數以上日本海軍的密電通訊，而這件事本身就是絕對的機密，只要日本人不知道他們就不會更換密碼，我們就能持續獲得他們自以為安全的通訊內容。幾年前我就曾提出建議將整套系統裝到皇家海軍的內河砲艦上，不過當時這些砲艦經常要出動巡弋，不可能一直留駐上海，所以不可行。但當上海租界變成孤島後陸上基地已不安全，加上砲艦巡弋難以為繼，最終上級採納了我的建議，把密碼機與發報機連同人員一起送上停泊在黃埔江上的淺水砲艦「北特烈號」繼續作業，除了被困在上游的三艘之外，這是留在上海唯一的一艘英國軍艦，誰知我的這個建議竟決定了四年後「北特烈號」的命運。
其實日軍的無線電監聽隊老早就偵測到「北特烈」號艦上異常增加的發報量，只是在等待機會下手，但他們卻不知道還有密碼機的存在。否則我們可能遭遇與美國砲艇「潘奈」號(USS Panay)一樣的命運。1937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潘奈號在南京附近被數十架日本飛機投彈擊沉，造成三人死亡十餘名重傷。這是震驚國際的事件，因為當時日本與美國並非處於戰爭狀態，而且潘奈號的標示明顯，根本不可能誤擊，所以當時謠傳「潘奈」號與南京國民政府有某種秘密的合作關係讓日軍甘冒大不諱攻擊中立國的軍艦。
(圖 4-9-23) 美國砲艇「潘奈」號與美孚石油公司的輪船在南京附近江面被日本飛機擊沉。 1941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爆發，英美同時對日宣戰，該來的日子終於到來，當天清晨日本海軍派員登艦想要接收已被四周日軍艦砲瞄準的「北特烈號」，情報組派駐的值班無線電員隨即引發自爆裝置，密碼機與「北特烈號」同時炸燬在日軍眼底，還包含那個想來接收的日本軍官。
在對日戰爭中，中國海軍並非沒有與日本海軍發生艦對艦的海戰，1937年九月就有一場，但不是自稱「中央海軍」的閩系，而是由陳策將軍指揮廣東海軍進行的「虎門海戰」。這場戰役結合海岸砲台、軍艦、魚雷艇突襲與空中攻擊，可說出神入化。
 
(圖 4-9-24) 「肇和艦」與「海周艦」在海戰中被擊傷。 (圖 4-9-25) 虎門砲台從超長距離攻擊日軍運輸船「甘丸」。 日本海軍根據情報為運輸艦「甘丸」選定的換乘地點在虎門砲臺12公里射程外，誰知陳策尋求火炮專家協助暗中將15公分砲利用減裝藥及加大仰角方式，讓射程由12公里增加到15公里，「甘丸」出乎意料被連續命中兩發，造成船上準備登陸的日軍陸戰隊傷亡慘重 。 被虎門砲臺連中二砲的「甘丸」運輸艦緊急斬斷錨鍊，帶著熊熊大火與滿船死傷逃離現場時，廣東海軍的魚雷快艇隊追上來施放魚雷攻擊。
 
(圖 4-9-26) 廣東海軍魚雷艇隊攻擊日軍運輸船「甘丸」。 (圖 4-9-27) 廣東空軍飛機攻擊日軍旗艦「夕張」。 「虎門海戰」因為發生在華南，較少為人注意，上述細節是陳策將軍後來在香港告訴我的，他對陳紹寬的「中央海軍」嗤之以鼻，認為都是一群懦弱呆板的福州佬，根本不可能這麼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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