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上海孤島
上海的戰事因為日軍主力從杭州灣登陸繞道背後打擊中國軍隊而於十月底結束，蔣介石下令部隊撤退，但由於聯絡指揮的混亂，中國軍隊一路潰退而沒有照原來的計劃利用上海南京之間投下巨資建設的防禦工事來遲滯日軍，所以很快日軍就兵臨南京城下。
南京是國民黨政府的首都，本來計劃是要守住一個月的，但守將唐生智違令提早撤退，反造成更大的混亂，難民與潰散的軍隊爭往長江邊找船逃難，踩死淹死的不計其數；電雷學校撤退的船亦是被蜂擁搶登的難民給壓沉，歐陽格游泳上岸脫險，他的參謀長徐師丹上校卻遭溺斃。日軍佔領南京城不久後陸續有大屠殺的消息輾轉傳到上海，但租界當局把戰爭當成是已經遠離的事而不太關心。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1937年十一月中起陸續從南京撤往內陸的重慶，英國駐華大使館在日軍佔領南京後關閉，1938年四月在重慶重新開館，由於戰爭導致交通中斷，上海總領事館與重慶大使館之間的公文與人員來往困難，有些事情必須變通處理。當時美國與德國的大使館也都跟隨國民政府遷往重慶，1941年底因汪精衛政權與德國建交，德國才關閉重慶的使館，回到南京開館。
 
(圖 4-10-2) 中日在武漢爆發大規模的「218空戰」。 (圖 4-10-3) 中日武漢「419空戰」，中國空軍的陳懷民駕機撞向日本飛機。 雖然這兩場空戰雙方都損失慘重，但日本的整體國力基礎超過中國，尚能承擔，中國方面則難以為繼。到了1938年六月，日軍終於兵臨城下，爆發「武漢會戰」，到十月底武漢被日軍佔領，中國軍隊收縮到四川，憑藉天險與日本對抗，雙方進入長期僵持的局面。
(圖 4-10-4) 民生公司輪船從宜昌搶運物資進入四川，逆流而上經過三峽時兩岸有人力拉縴。
「武漢會戰」當時，許多從沿海撤退準備運往四川的工廠與物資堆積在武漢上游宜昌一帶的江邊，由於三峽險阻航行困難，加上中方輪船的運能有限，而日軍即將抵達，這些關乎中國是否能持續抗戰的重要資產絕不能落入日本人之手。這時出現了一位奇才，就是民生公司的老闆盧作孚，他原來在四川經營小型輪船運輸，對三峽航運狀況十分了解，他一改原來一船直接駛抵重慶的作法，將沿途根據水深分成好幾段，各自派不同排水量的船穿梭接駁，就能節省大船返航的時間，而且因逐步後撤，與日軍始終保持距離。透過這樣的安排，終於將大部分物資搶運完畢。重慶政府能持續八年抗戰，盧作孚功不可沒，因此後來被聘為交通部次長，主管航運。
我之所以記錄這些事情，因為海空軍包括航運的情報都屬於我的業務範圍，也因此我曾在重慶拜訪過盧作孚，瞭解那一段搶運物資的歷史，覺得比起英國1940年五月的「敦克爾克大撤退」絲毫不遜色。戰後我還協助他向英國採購戰時剩餘物資的船隻，讓民生公司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可惜他在1949年選擇留在大陸而不是隨蔣介石去台灣，被新政權逼迫而自殺。
從1937年八月中日上海會戰到1941年十二月七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二次大戰爆發之間，有四年多的時間上海基本上是像個孤島一樣。除了公共租界與法國租界外，四週全部是日軍控制的區域，到了1940年法國淪陷於納粹之手，上海的法租界亦不得不隨之倒向軸心國的日本。
(圖 4-10-5) 外灘碼頭擠滿了準備搭乘接駁船登上遠洋客輪離境的西方人。
到了1941年底二次大戰全面爆發日軍開進公共租界，沒有離開的英美人士皆送往集中營關押，渡過三年半多的非人歲月。有趣的是法國與義大利在1944年，德國在1945戰敗投降盟軍時，這些原來軸心國盟邦的官員軍隊僑民也紛紛變成階下囚進了集中營，最後只剩下日本一國在與全世界對抗。
1943年當戰爭還在進行時，英美等國主動宣佈廢除已行使百年的不平等條約包括放棄內河航行權與所有在華的租界特權，以向並肩作戰的蔣介石政府示好，但實際上這就像中國人所說的「借花獻佛」，口惠而實不至；因為當時所有租界都還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這份聲明並未改變任何現實，純粹只是政治象徵意義。
1945年戰爭結束後，西方人重回上海，雖無租界之名，但實際上是美國取代了英國在上海成為新殖民者，黃浦江岸泊滿了美國海軍的軍艦；要不是1949年五月共產黨解放上海，這種情況恐怕還會再持續個幾十年，就像美軍在日本或是南韓一樣！
孤島時期的上海許多西方人與華人富商已經看壞未來的局勢而逐漸撤離，香港是一般人的選擇，更有能力的則是遠走新加坡甚至澳洲，上海碼頭每天都有人離開。到了1939年歐洲戰爭全面爆發，在上海的西方人紛紛回國參戰，軍艦也逐漸撤離，英美只各留下一艘河用砲艇做為象徵性的存在，「北特烈號」就是被留下的一艘。
不過能逃離的畢竟只是少數，大部分人仍留在上海，一方面沒有能力，另一方面也捨不得資產，雖然沒有人知道這頂租界的保護傘能存在多久，只能過一天算一天。
上海成為孤島後很多事情起了變化，最主要是日本取代了英國在華百年來的老大哥地位。所謂「準租界」的問題就是一個例子，那是早年租界當局利用中國官府的顢頇，在滬西靜安寺附近以越界築路的手段逐步造成事實，多年以來大家也都默認它是公共租界的一部份。但1938年日軍佔領華界合圍了租界後，日本當局就藉題發揮要求在「準租界」享有同等地位，即派駐軍警與參與治理，否則否認其租界地位，比照華界予以佔領。
(圖 4-10-6) 汪精衛政權的「亟思斐爾路七十六號」特工總部門前。
由於此時已是形勢比人強，以英國為首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根本沒有拒絕的籌碼，於是日本憲兵隊與警察署開始進駐，接著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特務機構如著名的「亟思斐爾路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也設立在此，這些特務單位又引進販毒包娼的黑社會流氓為羽翼，把這個本來是市中心高級地段弄得是烏煙瘴氣。
日本人不僅運用華籍黑社會擾亂租界，連長期受到壓抑的白俄人也組成幫派並仗著日軍情報單位的撐腰到處茲事，這些人連巡捕房都不敢管，許多制服警察甚至英國高級警官都受到黑社會暗殺的威脅，上海沒有MI5，工部局只有求助於我們，但我們亦自身難保，公共租界的治安遂逐漸失控。
不僅如此，由於這一區是上海最高級豪宅與名店聚集的精華區，傀儡政權開府南京後高官紛紛來此設公館，這又引來「重慶份子」在此地進行暗殺活動；日本軍警與傀儡政權特工則以展開殘酷報復為對策，完全沒有人顧及這兒名義上還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管區；後來工部局乾脆退回原始的租界邊境再設一道關卡，這等於默認越界築路區是化外之地了。後人不明白為什麼這還不到二次大戰日本勢力就已經進入公共租界，其實原因就來自於越界築路的「準租界」。
我在與上級討論後決定基於維持未來合作的關係,可私下提供他一些次要的情報以滿足蔣介石的需要，這是中英情報合作的開始，可惜後來因種種主客觀因素未能好好維持而中斷。 在戰爭爆發之前戴笠就曾想與英國情報單位合作，所以他對於與我維持關係很感興趣。當時美國力量尚未如戰後那麼強大，一般行家也不太信任美國情報人員的能力，甚至認為他們都是大嘴巴，有什麼重要情報都不敢與他們分享，所以戰前美國的國際情報地位是不高的。 英國則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尤其是我們海軍情報組在國際間更是名震遐邇，戴笠選擇與我們合作在當時的環境是很自然也是必然的結果。 不過因為不想得罪日本人，當時英國政府對於與重慶合作的態度非常保守，所以他們也曾找過美國人，因為美國人可以個人名義參與外國的戰爭，這在英國情報人員是不可思議的事。他們找的人是我們這行的老前輩，赫伯特 雅德禮(Herbert O. Yardley)，他在一次大戰時就已經是美軍這方面的主管了。國民政府於1938年以重金聘請他到重慶主持密碼破譯的工作，他後來還寫的一本叫做「中國密室」(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的書，與其說這是他在中國工作的回憶錄，不如說是一本低俗荒誕的小說。 我覺得在密碼破譯這件事上他對中國政府是完全沒有貢獻的，因為他那套猜字謎的方式早已落伍，很難破解以密碼機為主的加密模式，更無法應付每天如此大量需要即時破譯的情報，也就是說他跟不上二次大戰快速的節奏，所以他在重慶基本上是不務正業，居然還親自去追捕日本間諜，這真是太不專業了。 我在1942年春抵達重慶時他已離開中國返美，但我從與他共事過的中國人處聽到許多他在重慶的事跡，讓我非常失望，因為他本來是我的偶像。我認為雅德禮的工作無法獲得成效除了技術無法跟上時代外，更重要的是，他始終無法融入中國社會，他只跟西方人來往，過西方式的生活，用西方人傲慢的眼光看中國人，既不深入民間也和上層官僚處不好，政不通人不和，這就註定他無法在中國從事像情報這麼敏感的工作，在這一點上面他就遠不如我了。 與雅德禮不歡而散後戴笠還是想要與英國海軍情報組合作，這其中還有一個原因是戴笠個人對海軍非常有興趣，雖然他對船一竅不通，但他曾告訴過我如果有機會重來他寧可去學海軍而不要做這個人人厭惡的包打聽工作。甚至在與英國海軍情報組的合作終止後他又選擇與美國海軍而非戰略情報局合作，這使得自認為是正統的戰略情報局非常厭惡他甚至遷怒於梅樂斯。 此外就我所知，戰後戴笠差一點就當上中國的海軍總司令，要不是他在1946年墜機，桂永清根本沒可能出線。 我在上海情報組的工作重點之一是破譯日本海軍無線電通訊的密電碼。日本在歐戰後從德國引進密碼機加以改良，第一代稱做A型密碼機，美國賦予「紅色」代號，1936年被美國陸軍信號情報處譯破，但到了1939年3月底第二代B型密碼機即出現，這種美軍代號稱做「紫色」的密碼機非常複雜，是雙重轉換的結構，憑空解碼幾乎不可能，除非擁有大量的對照樣本，但這在實際上亦是不可能的，試問你要從那兒持續獲得大量的日軍情報來做對照呢？ 「既然敵人的情報難獲，乾脆我們自己製造算了！」
(圖 4-10-7) 龍保羅與小楊討論設計製造「深紫」密碼機。
1933年我在滿州與土肥原賢二商定雙方交換情報；其實交換情報是假，藉機套取密碼比對樣本才是真；因為我們已知內容，所以能根據他們發向東京的密電逆向歸納出編碼原則，幾年下來我們已幾乎掌握大半了。1940年為了獲得美國的物資援助，我們曾經在把一些破譯成果與美國交換，所以現在你可能看到一些美國國務院的解密文件指稱1940年9月25日美國陸軍信號情報處成功譯破「紫色」密碼，事實上那是我們的成果。
破譯密碼是一回事，能否及時譯出又是另一回事，否則以人工解碼的速度往往解譯出來時事情早已發生過了。我在上海根據我1930年在倫敦看到的舊式密碼機,，加上我們對「紫色」的想像，找來組內的無線電技工小楊設計製造了一台我們自己的「紫色」，我們管它叫「深紫」。
小楊是上海三極無線電學校畢業，日常負責協助通信官維護組內的電台設備，我們都稱他為"Yankee"。小楊是個非常有天份的人，他並沒有沿用德國密碼機複雜的機械結構而是改用大量的電路來代替，唯有如此才能讓複雜的運算以高速進行。它運作的原理完全超乎當時我所能理解的範圍，但幾十年後回頭一想，它和現代電腦的原理竟十分的類似。
「深紫」完工時我拍拍他的肩膀說：「幹的好！小楊！」
小楊卻悄悄對我說：「龍上尉不瞞您說，裡面那個關鍵性的儲存核心不是我想出來的，是我一個鄰居的點子。」
「什麼？」我吃了一驚：「這麼機密的事情怎麼可以...」
「對不起，我實在是搔破頭皮也想不出來了才去與他討論的。」小楊說：「不過您放心，我沒有告訴他這是要做什麼用的!」
「話是這麼說，但...」我說：「這樣好了，告訴我他是誰再看著辦吧！」
我拿出拍紙簿，記下這個到今天我還印象深刻的個人資料：「王安，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助教.....」
「深紫」能自動快速解碼，這使得破譯工作實用化。所以你現在知道為什麼美國獲得了「紫色」密碼，卻不能及時譯出警告夏威夷的海軍艦隊司令，造成珍珠港事變的重大損失，關鍵就在於我們留了一手，沒有把「深紫」交給他們呀！
但是中國人卻從我們這兒偷走了「深紫」的秘密，蔣介石的交通部電政司司長溫毓慶博士受命主持的密碼破譯機構軍委會技術研究室，他以重金買通小楊而得到我們的全部研究成果，溫博士手下有一位非常能幹的角色叫池步洲的留日學生，他利用這些技術譯破了不少日本外務省的密碼，最著名的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情報，這段故事我在後面還會提到，這兒我想先提一下軍委會技術研究室裡發生的事與我的關係。
軍委會技術研究室是戴笠一直想染指的單位，他將他的親信魏大銘安插在裡面意圖由軍統局來主導全中國的密碼業務，因此與溫毓慶產生矛盾。戴笠不知「深紫」的來歷，卻發現溫博士與英國人來往密切，因此故意放話說溫博士與英國情報單位勾結意圖把「深紫」的秘密賣給英國，其實戴笠說的與事實正好相反，但溫毓慶不堪特務騷擾，在1940年六月藉口治病離開重慶飛往香港。
(圖 4-10-8) 戴笠被香港警方逮捕拘留，龍保羅來保釋，戴笠拒絕離開並向他抗議。
當時許多國民政府的要員都是藉口看病到香港再潛赴上海南京投奔傀儡政權的，譬如國民黨副總裁、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因此溫毓慶一離開重慶戴笠立刻宣佈他意圖叛變要親自去香港把他抓回來，誰知溫毓慶的同黨知道之後故意透露消息給香港警方，香港駐機場的警察不識戴笠為何人，只知道有一個人身懷手槍登機卻拒絕繳械，於是把他逮捕關到九龍警察監所中。
特務頭子戴笠生平關人無數，怎會想到自己竟淪為香港警察的階下囚，他因此大發雷霆，更冤枉的是他還怪罪於我，因為他認為是我勾結溫毓慶，而且他知道我每個月都會從上海來港主持密碼工作小組協調會，以為我故意在幕後整他。當時我人的確在香港，聽到消息後大吃一驚趕去想把他保釋出來，但戴笠執意不肯，非得等重慶方面透過外交途徑協調，他才肯照他所謂「光榮的方式」離開。他後來宣稱這是港府受到日本軍方的壓力故意使他難堪，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戴笠這一次香港坐牢的經驗使得他對與英國情報單位深惡痛絕，剛好美國人來到雙方一拍即合，後來就成立了「中美合作所」，我戰前辛苦建立的關係就因為這個莫名其妙的誤會而煙消雲散了，否則我本來有機會在中國的情報界大顯身手的，這是我戰爭後期脫離情報界轉向空軍的原因。
我們在1941年底與中國人幾乎同時破解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意圖，我立即將情報專送香港總部。當時我們已經把「深紫」裝上「北特烈」號，而日本人透過無線電定向偵測也知道這艘泊在黃浦江上的砲艦有問題。十二月八日清晨日本派一名海軍中佐登艦欲接收「北特烈號」，值班無線電員立刻依照原定計劃引發自爆裝置，四周日艦見狀槍砲齊發，「北特烈」號帶著「深紫」迅即沉入黃浦江中，可惜世界第一台電腦竟是這樣的下場。
我相信我們的情報應該有送到邱吉爾首相面前，至於他有沒有告訴羅斯福總統那就不得而知了；中國人破譯後蔣介石立刻透過駐美武官告知了美國政府，但這些情報都沒有能挽回珍珠港的浩劫，到底是什麼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
有一天我奉命協助領事館處理最近大量自歐洲來華猶太難民的事，他們因為德國近來愈來愈激化的反猶太行動而到上海來避難，雖然上海租界因為不需簽證而成為世界少數可以接納他們的地方，但安全查核仍是必要的，由於一次擁入的人太多，所以已經不處理簽證業務的我們又臨時被調回去幫忙。 我在檢視證件時忽然覺得我和他們長得還真有點像，這在我1934年晉見希特勒時就已經有過經驗，我想大概是因為我母親是接近中亞的血統吧。無論如何這給我一個靈感，由於日本人對這批難民的原始身份是很難追溯的，只要我現在給自己發一張猶太難民證，將來應該就不容易被查出來。 我當然沒有想到到了大戰晚期差點因為這個身份被「滅絕」，因為德國派納粹軍官到上海要求日本當局與德國執行同樣的屠殺猶太人行動，日本人對納粹虛與委蛇，一直到1945年終戰始終沒有執行，幾萬名滯留上海的猶太人因此逃過了一劫。雖然我已經準備了猶太難民的身份證明，但因種種原因一次也沒有使用過。
(圖 4-10-9) 義大利郵輪「康梯浮地號」自歐洲載運猶太難民來上海。
上海本來就有許多猶太人，甚至還有猶太會堂。這些猶太人當中有些拿的是英國護照，但其實是來自中東，而且非常富有，上海西方人當中最有錢的兩個人，哈同與沙遜都是這樣的背景。當德國開始反猶運動後，許多猶太難民從歐洲逃來到上海，他們大多是搭乘義大利的豪華郵輪「康梯浮地號」(SS Conte Verde)來的，這艘郵輪與上海關係密切，後面還會提到。
上海之所以接受猶太難民是有原因的，因為日本佔領上海與南京後，國民政府已撤退到內陸，無法發簽證給猶太難民，而租界當局也無此權力，所以乾脆都免簽證入境，成為最吸引歐洲猶太人的避難所。
日本與德國雖然是軸心國盟友，但對猶太人的態度截然不同。日本與猶太人沒有歷史情結，對反猶沒有太大的動機，反而想要利用猶太人的資金與技術，因此有「河豚計畫」(Fugu Keikaku)的產生。本來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是滿州，那是因1917年革命後從俄羅斯逃難而來，後來因為一些變故在1933年大舉遷來上海，因此後來歐洲難民也都選擇前往上海，最高時超過兩萬人，大多聚集在虹口。
(圖 4-10-10) 英軍在外白渡橋設置檢查哨，阻止大批難民進入租界。
在孤島時期的上海租界與歷來的情況類似，只要華界發生戰爭必然造成大批難民擁入，住馬上成為一大問題，許多住宅分割成小間擠進好幾戶人家，甚至樓梯間都可以住人；但由於人多消費暢旺市面反而很繁榮，這與租界區外的悽涼成為強烈對比。不過佔領上海四周的日本人常用各種方法限制民生物質進入孤島以壓迫租界當局在某些議題上就範，這使得物價連連高漲，一般市井小民的生活愈來愈艱苦。
其實逃入租界的華人中不乏有錢人，像我的朋友邵洵美就與他的美國情婦項美麗連同出版社的家當一起逃入租界，雖然住的地方變小很多，但生活一樣海派，這就是上海租界孤島時期的寫照，帶有末世頹廢的一種病態，但也像夕陽一樣炫麗，我在中國那麼多年就屬這一段時間最令人難忘。
1938年底安妮父親一位在中國經營紡織廠的朋友因為逃避戰禍暫時離開上海，他認為戰後還會回來所以並未變賣房產，留下一棟漂亮的洋房，全部傢俱還有一輛奧士汀小汽車委請安妮的父親在上海尋找可靠的人代為保管，毫無疑問是我雀屏中選。
這棟外觀有點像歐洲童話古堡一樣的房子位在上海西郊的虹橋，主體建築有兩層樓，傾斜的屋頂鋪著銅瓦，屋內有十幾個房間，還有一個面向庭園的圓型玻璃屋裡面有一架平台式鋼琴；房子後面有游泳池，四周有廣大的草地並且以圍牆和樹林圍繞。
當我從原來租用的公寓搬進這棟房子時心想真是不錯，不用付房租就可以享受這麼好的環境；不過幾個月後就發現情況不對，因為我忽略了每個月還要付管家，園丁的薪水，幸好這時因戰亂自外地擁入租界的華人很多，他們只求有個安身的地方就滿足了，所以帶動整體工資下降；而且我把司機辭退了自己開車，總還算應付得過去。但一個人住這麼大棟房子日久了總覺寂寞，本來情報組的同事想在38年的聖誕節利用這棟房子辦派對，但上級已經明文禁止全組同時現身的活動，因此只好作罷。不過這段期間我平均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香港，剩下在上海的時間又有好幾天必須夜宿「北特烈」號艦上，所以真正能在這棟房子裡的時間並不多。
(圖 4-10-11) 龍保羅與項美麗在別墅的跳舞廳。
邵洵美倒是曾攜項美麗來這兒找過我，試圖將他的出版社遷來此，但我以不是屋主沒有權利答應為由婉拒。這幢別墅有一個華麗的跳舞廳，裡面有一台留聲機與許多唱片，之後項美麗曾多次單獨前來找我跳舞。我們兩個在跳舞廳相擁而舞，項美麗將她性感的身軀貼緊我，讓我不禁心猿意馬。到了晚上她主動提出希望留宿，但因她在上海的社會關係複雜，而我未來可能需要轉入地下，為了安全起見趕緊打發她離開。
由於戰爭末期我到大後方的重慶，所以這棟房子就沒有辦法繼續保管了。1945年日本人戰敗投降，原屋主又回上海繼續他的生意，他花了一大筆錢還動用了很多關係才把佔住的一個國民黨將軍趕走；四年後上海解放，他們再一次出走，但這一次就永遠回不來了。
我還接收了一架「超級馬林」S6級的水上飛機，那是一個酷愛飛行的上海富商所擁有，他在離開上海時以英雄贈寶劍的心情把這架愛機連同黃浦江邊的機庫一起送給了我。這是我夢寐以求的競速飛機，時速高達350英里，是斯奈德杯(Schnieder Trophy)水上飛機競速大賽的常勝軍。但在上海孤島時期卻不太有機會駕她升空，除非你不怕野蠻衝動的日本軍機飛行員把你擊落！
不過我還是駕駛它飛過一趟香港，我需要在上海萬一有事時多一條脫走的管道，因此得先試飛一趟把沿途的補給點與備降機場探勘好，想不到後來還真派上了用場。我曾經想將它漆成黃色並命名為「中國珍珠2號」以紀念安妮，但沒有時間處理。
(圖 4-10-12) 龍保羅獲贈一架「超級馬林」S6級的水上飛機，這是他夢寐以求的。
「龍上尉，中日之間現在已經打的熱火朝天了，你應該寸步不離的才對，怎能休那麼多天的假？」 史蒂芬考慮我的時間有限，雖然甘迺迪家族主要在東岸，但他仍安排我們在舊金山見面，他還很貼心地幫我買了泛美航空「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香港到舊金山的來回機票，那可是單程950美元的價格，我自己是絕對負擔不起的。
(圖 4-10-13) 龍保羅在香港登上「中國飛剪號」馬丁”M-130”型水上飛機，跨越太平洋飛到美國舊金山。
「中國飛剪號」是泛美航空於1936年十月首航的跨太平洋豪華客機，它採用馬丁”M-130”型水上飛機，每周一班，從香港經澳門、關島、威克島、中途島、檀香山到舊金山，需時五天。
馬丁”M-130”型是當時世界尺寸最大的客機，全金屬結構，裝有四台大功率螺旋槳發動機，時速130英里。艙內空間寬敞明亮，裝飾豪華，可安裝36個座椅或18張臥鋪，有餐廳與娛樂間，有如豪華郵輪。這讓我想起安妮的「中國珍珠號」，如果能擁有像這樣的私人飛機那該有多好，但聽說一架要價四十三萬美元，那真是個天文數字，可能因為成本太高，只製造了三架，而且載客數那麼少，平均票價自然就高。
由於我與安妮當年的「中國珍珠號」環球之旅在航空界頗負盛名，機長知道我搭乘這班飛機特地前來致意，還請我坐上副駕駛座體驗飛行。飛機在舊金山灣降落，與當年「中國珍珠號」起飛的地點十分靠近。
史蒂芬在碼頭迎接我，兩人擁抱時史蒂芬不禁老淚縱橫。他很早就把我當成女婿，即使安妮不在之後。我們驅車到市區，史蒂芬說他們家族在舊金山有一個人今天要作東請客以盡地主之誼，他說那是他的堂弟。
到了餐廳我看到一個帶著眼鏡，看起來斯文，卻透露著一股狡詐味道的中年人迎上前來：「龍先生您好，我是約瑟夫·甘迺迪，美國海事委員會主席，現在舊金山上班。」
在吃飯的時候約瑟夫問我他最近處理的一個棘手案件，就是中國空軍在上海誤炸「胡佛總統號」輪船的事。
(圖 4-10-14) 中國空軍飛機在上海誤炸「胡佛總統號」輪船。
「胡佛總統號」的船東是美國大來輪船公司，老闆羅伯·大萊在中國起家，政商關係很好。他在一戰後決定進軍豪華郵輪產業，透過借貸與購併，組成全球最豪華的郵輪船隊，船隻都以美國總統來命名。 1937年八月上海戰事緊張，「胡佛總統號」從馬尼拉載運美軍陸戰隊開到上海增援租界防務，計劃回程時撤僑。 30日下午當船隻在吳淞口等待檢疫時，被中國空軍的轟炸機誤以為是日本運輸艦投彈，造成7人受傷，其中一加拿大籍水手在第二天死亡。 約瑟夫拿出一張紙說：「你看，大來公司向中國政府求償美金156萬4,086元9角2分，其中最大的一項是『影響將來獲利機會』求償117萬8,989元0角8分。這還不包括對死傷旅客船員的賠償。」
(圖 4-10-15) 「胡佛總統號」在上海被誤炸，開回美國舊金山修理。
這件事也跟誤炸有因果關係，因為「胡佛總統號」被炸後開回舊金山修理，當時適逢海員大罷工，船長找不齊水手，只好雇用碼頭旁的無業遊民充數，這為後來該輪的失事埋下伏筆。更直接的關聯是船長擔心再度遭到誤炸，不敢走傳統的台灣海峽航路，改走較為陌生的台灣東岸，偏偏日本當局因為上海的戰事把沿岸的航標燈號全部熄滅，加上馬尼拉又來電催促，「胡佛總統號」在深夜一頭撞上火燒島(今天稱綠島)的海岸礁石。
(圖 4-10-16) 「胡佛總統號」在火燒島觸礁。
台灣總督府在第二天被美國領事館告知後才得知此事，連忙調動船艦趕往現場，但日本軍艦大多在北部，從基隆到火燒島距離比從馬尼拉來近不了多少，加上已經耽擱了一天，讓總督府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只好通知海軍先從輕巡洋艦「多摩」彈射一架水上偵察機飛到「胡佛總統號」上空投擲通信筒，告知：「帝國巡洋艦即將抵達！」
(圖 4-10-17) 日本重巡洋艦「足柄」派出一名軍官搭小艇登上美國驅逐艦，授權其進入日本領海。
(圖 4-10-18) 美國驅逐艦接到「潘奈號事件」的電報，主砲裝彈準備應付可能到來的戰鬥。
就在美日海軍以符合國際法與外交禮儀的規範互動時，美國驅逐艦上電報傳來，同一時間美國海軍河用砲艦「潘奈號」在南京附近被數十架日本飛機投彈擊沉，造成三人死亡十餘名重傷。局勢立刻升溫，美國驅逐艦立刻將主砲塔裝滿彈藥，準備隨時應戰，如果真的打起來，二次大戰將提前四年爆發，幸好雙方自制，沒有發生衝突。
這些事約瑟夫完全不知道，當然電報不會寫的這麼詳細。然後他又出示了一份標題為「船員叛變」的電報問我知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胡佛總統號」觸礁後旅客都被送上岸由當地的民家接待，卻發生船員霸佔補給品，酗酒，調戲女乘客的事，那些脫序的船員正是在舊金山碼頭雇用的無業遊民。這是約瑟夫身為海事委員會主席必須處理的。
電報中抱怨日本警察在船上幹部登岸時收繳他們的左輪手槍，所以無法維持秩序。但那是因為日本法律禁止平民擁有槍械，而美國人沒有槍就不知如何維持秩序。但驅逐艦抵達時曾應船長要求派出武裝士兵登船控制郵箱，防止船員搶劫，日本警察並未干涉。其實「胡佛總統號」的甲板是美國的遊動國土，日本人無管轄權，但一登上火燒島就是進入日本國境，自然要遵守日本的法律。看來日本人比美國人法律意識要高很多。
你問我怎麼知道這麼多？並非我都在現場，而是我們監聽所有海上船隻的電報，所以能在第一時間發現異狀，尤其當聽到南京發生「潘奈號事件」時，想到在台灣東岸的火燒島有十門8吋砲與六門魚雷發射管相隔幾百米對峙，隨時可能擦槍走火，更是嚇得連續幾天都睡不著覺。
接下來回到求償的問題，我問約瑟夫：「如果船隻報廢了，那麼所謂『影響將來獲利機會』的117萬8,989元0角8分求償還存在嗎？」
約瑟夫聽了一愣，他完全沒有想到會是這樣。後來「胡佛總統號」果然全損，以50萬日圓發包現地拆解，負責談判的中華民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黃朝琴也是舉出與我同樣的觀點來反駁，最後中國政府只賠償了修理費24萬9.807元4角7分美元。大來輪船公司損失慘重，付不出貸款破產被海事委員會清算，重新組成「總統輪船公司」，那份公文就是由約瑟夫·甘迺迪簽署的。
我的情報讓約瑟夫對我刮目相看，當他知道家父在英國外交部的地位時眼睛一亮，說他的夢想是擔任美國駐英國大使，如果家父肯推薦，那麼勝算一定很高。我心裡想，我怎能跟父親講種事，但表面仍是客氣應付。不久他不知怎麼弄的，真的在1938年被羅斯福總統指派為駐英大使，但約瑟夫卻在倫敦大放親納粹的厥詞，與邱吉爾關係搞的很不好，1940年就被撤換回國了。
史蒂芬在飯後爆了不少約瑟夫的料，說他在禁酒年代與黑手黨合作販售私酒賺了大錢，還說他現在是羅斯福總統的金主，所以能當上聯邦證券管理委員會的主席。當然一般人最熟悉的是他的次子約翰·甘迺迪後來成為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
史蒂芬還提到他的一些朋友因為擔心中國的戰事，打算暫時離開上海，他們的資產是否可交給我代為保管，當然，我有權使用。這就是前述像城堡一樣的別墅、奧士汀小汽車、「超級馬林」S6級水上飛機的由來。
(圖 4-10-19) 龍保羅在「中國飛剪號」的餐廳與泛美航空公司的總裁特里普談民航業未來的發展趨勢。
回程的時候，見到泛美航空的創辦人兼總裁胡安·特里普（Juan Terry Trippe)搭乘「中國飛剪號」到香港視察，他知道我「中國珍珠號」環球飛行的事蹟，並坦承「中國飛剪號」就是向我的成就致敬而開發的磣品，他並且詢問我對民航業未來的看法。
我回頭望向只有十幾個乘客的機艙，又想到安妮的父親幫我買單的兩千美元機票，突然產生一種想法：「這麼昂貴的成本，只搭載18名乘客，難怪單程票價就要一千元，永遠都只有少數人負擔得起。如果這架飛機能搭載180人，票價說不定就能降到一百元，就有更多的人願意搭乘，市場更大，公司獲利也更高。」
「純粹用數學算這當然沒錯，但這樣品牌形象就會被拉低，有錢人就不願意搭乘了。我的看法是為了公司形象，還是先把高端菁英的乘客照顧好，再來考慮低端的市場。」
我當然知道這不是簡單的數學計算，要裝更多人就必須更大的飛機，那樣成本又上去了，另一種方式是讓人均空間更小，但那取決於速度更快、航程更遠的飛機，少加幾次油，更快抵達，乘客才能忍受，而且同樣數量的飛機就能增加班次。但這取決於航空工業技術的突破，還好二次大戰帶來動機，戰爭的需求讓飛機的性能一日千里，因此戰後民航迅速取代傳統的郵輪，當然也包括泛美的「飛剪號」系列。
「龍先生您是否有興趣來當中國航空的美方代表？我知道您與中國政府高層關係良好，我們很需要像您這樣的人。」特里普說：「而且您是民航業的傳奇人物，本身就是品牌，如果您加入，我考慮再創一個『中國珍珠號』的產品，服務更高端的客戶。」
泛美在1933年入資中國航空，一直與中國政府的交通部有些隔閡，會想到我的價值不意外。對於特里普的提議說不心動是騙人的，但我仍有一些顧慮：「謝謝您的好意，不過我已經先答應敝國的帝國航空，可能以後有機會再合作了。」
我的擔心不是因為帝國航空，而是當初MI6吸收我的時候，把允許同時經營航空事業當成條件，想利用民營航空來從事秘密任務，帝國航空是英商，英國政府可以控制，但泛美是美國公司，這就有問題了，尤其當時是1938年，英美兩國未來是敵是友還不知道，所以我無法允諾。
特里普維持高端形象的想法一直是泛美的主流企業文化，雖然同時想要擴大市場，譬如波音747的研發就是由特里普發起的，但在其他將機票賣成白菜價的新興公司圍攻之下，泛美終於在90年代不支倒閉，特里普則在之前的1968年就已辭去總裁職位，不知當時他是否想起三十年前一個英國飛行員的胡言亂語。
(圖 4-10-20) 「中國飛剪號」飛抵香港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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