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歐陸風雲
七月中旬我從列寧格勒搭船到達漢堡，換乘火車在德國各地遊覽，直到七月下旬才來到柏林。我在日本時即已央求佐爾格介紹一些納粹新貴讓我認識，佐爾格就在他較熟悉的外交圈中推薦了希特勒的外交顧問里賓特洛普(Joachim von Ribbentrop)，有了佐爾格的介紹信，加上里賓特洛普早已知道家父在英國外交部的影響力，所以立刻就抽空接見了我。
里賓特洛普是希特勒的心腹，未來更是外交部長的熱門人選，他最近即將以特使身份出任駐倫敦國際聯盟代表，所以對我特別攏絡，希望能透過家父在英國政界建立人脈。我看他對我有所求，於是壯起膽請他安排與希特勒總理的會面，想不到里賓特洛普一口就答應了。
我接獲通知希特勒將在七月廿五日接見我，當天我穿著正式的海軍中尉軍官制服與里賓特洛普到總理府等候，誰知等了半天也未蒙召見，最後只好悻悻離去。原來當時希特勒正在暗中鼓動奧地利納粹黨謀奪政權，剛好廿五日當天奧地利總理杜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ss)被刺殺的消息傳來，希特勒的計劃似乎就要實現了，自然沒有閒功夫理我這個小人物了。
不料政變行動立刻被奧地利軍警彌平，許多納粹黨人被捕，希特勒的陰謀受到打擊，奧地利的事就暫時擱置下來，這時他又有時間了，於是我再度接獲通知，希特勒將在八月二日召見我。
我再度穿上我的禮服準時到總理府報到，里賓特洛普讓我在客廳等候自己進去通報。我猜想希特勒今天心情應該不錯，因為納粹黨佔多數的國會昨天才通過若是興登堡總統去世，他可以總理兼總統獨攬大權，而大家都知道興登堡總統已臥病在床，剩下的日子恐怕不多了。
穿著褐黃色制服的希特勒走入會客室，里賓特洛普跟隨在後，我起身迎接並伸出手來準備握手，希特勒原來已經把手伸出來了，看到我愣了一下又把手縮了回去，轉頭問里賓特洛普：
「他是猶太人嗎？」
我雖沒有學過德文，但希特勒問里賓特洛普的這一句我還是猜得到的，因為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被人以為是猶太人了，由於我母親的血統接近中亞，使我的外貌和中東的猶太人有點像，只是我大部份時間都在東方，對當時納粹的排擠猶太人政策還不是很瞭解。
里賓特洛普冷不防被希特勒這麼一問，一時答不上來而有點窘，我趕緊對里賓特洛普說：「請告訴總理，我的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中國人。」
里賓特洛普聽了如釋重負，把我的話翻譯給希特勒聽，這時希特勒才伸出手來與我握手，並對上次的爽約感到抱歉。
「我們德國最大的敵人一個是猶太人，一個是共產黨，德國和英國應該組織反共聯合陣線，聯手防止蘇聯共產黨的擴張。」希特勒說：「你從中國來應該知道，我們現在幫助中國的蔣介石政府建立軍隊消滅共產黨，我想英國人應該也是同樣的做法。.....」
希特勒滔滔不絕地講他的反共反猶理論，我只有聽的份，完全插不上嘴。
這時副官突然進來在希特勒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只見他的眼睛突然一亮，立刻起身說因有緊急事情必須提前送客，我慶幸我的耳朵終於可以休息一會兒，但也錯愕會面結束的如此突然，只得匆匆告退，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希特勒本人。
原來當天副官進來是報告興登堡總統已經不行了，第二天政府宣佈國喪，希特勒以總理兼總統，頭銜改稱「元首」(Führer)，我有幸見證第三帝國時的開始。
里賓特洛普對於希特勒德英反共聯合陣線的指示有一個大膽的想法，並打算利用我為馬前卒(他當然是不會這麼告訴我的)，讓我在不知不覺當中捲入這場廿世紀最大的政治秘密，還差一點幫里賓特洛普得逞了。
我的身份使得德國情報單位感到興趣，德國軍事情報局「亞伯偉爾」(The Abwehr)的首領威廉卡那里斯海軍上將(Admiral Wilhelm Canaris)邀我去談話，希望瞭解遠東的情形。由於德國在一次大戰後喪失了全部的遠東殖民地，對於東方的情報來源就覺得比較隔閡。
卡那里斯的動作引起另一個情報頭子萊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的不滿，當時他是柏林蓋世太保的首領，希姆萊手下的紅人，為了表示他才是德國情報系統的核心，堅持邀我也去他們的總部談話。
卡那里斯是一個傳統的軍人，海德里希則大為不同，他是完全的納粹狂熱份子，在加入納粹黨成為情報頭子之前僅是一個海軍上尉情報官而已，這是卡那里斯無法容忍海德里希與他平起平坐甚至想取而代之的原因。後來他們兩人為爭取情報地盤而鬥爭不休，但現在的海德里希則秉持希姆萊的指示，熱衷於創造各種納粹的神話，邀我去的目的竟是要談「西藏」！
我來到海德里希總部的會議室發現拉茲羅阿瑪賽，也就是我在埃及見過面的那位匈牙利伯爵竟也在座；我對他談到安妮駕機失蹤的事，阿瑪賽聽了震驚的講不出話來。
「原來你們早就認識了！阿瑪賽伯爵是我們的考古顧問。」海德里希進入室內，指著會議桌旁另一位年輕人說：「這位是海因里希·哈瑞爾(Heinrich Harrer )，他是來自奧地利的登山專家，他將負責攀登艾佛勒斯峰尋找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就是所謂失落的地平線，在西方傳說中是一個與世獨立的地方，也有人說這是亞利安人最初的國度，這個論點引起納粹的興趣。根據這個理論，專研究近東文明的阿瑪賽把梵文中的「卐」字符號介紹給了納粹黨而成為他們的標誌。這個「卐」字符號與我在中國到處可見佛寺上的那個標誌完全相同，只不過一個是右旋一個是左旋而已。
有了「卐」字符號海德里希仍覺不足，若是能找到傳說中的香格里拉，那麼就可以找到最純淨的亞利安人血統，這對納粹狂熱份子來說是一種類似宗教信仰的膜拜，外人是很難理解的。這就是海德里希找哈瑞爾來的原因。
但在當時想要攀登艾佛勒斯峰是一件玩命的事兒，攻頂失敗喪命的西方登山家不知有多少，何況還要找一個不知存不存在的國家。海德里希以不計其數的金錢與德國最新的科技投入，經過好幾年的準備，終於讓哈瑞爾得以成行在1939年抵達印度開始準備攀登。透過我的情報MI6老早知道哈瑞爾是來幹什麼的，剛好這時二次大戰爆發，哈瑞爾就被以敵國公民的理由關到集中營裡，並且不准列入遣返的名單中。
到了1945年哈瑞爾竟逃離集中營翻越喜瑪拉雅山進入西藏成為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直到七年之後的1952年中國共產黨軍隊進入西藏才離開回國。他以這一段奇妙經歷所寫的「七年在西藏」(Seven Years in Tibet)一書不但非常暢銷，聽說還拍成了電影呢！
但是英國的集中營豈是那麼容易脫逃的？實際上這是我們暗中安排的交換條件，讓哈瑞爾成為MI6控制西藏的白手套，透過他英國不斷越過喜瑪拉雅山向西藏部隊輸送武器，幾年後發展成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引來中國政府大軍壓境，最後達賴喇嘛被迫離開西藏流亡印度至今。
回過頭來講海德里希，非常巧合我們都是海軍飛行員兼情報官出身，所以他對我特別親熱，海德里希是個高大英俊的人，又身居要職，想投懷送抱的女人要多少有多少，但我卻知道他和阿瑪賽的關係。很奇怪的是我周圍總是充滿了許多這種人，海德里希、阿瑪賽、勞倫斯.....等。海德里希的同性戀癖好與他的四分之一猶太血統是當時的最高機密，他用更努力屠殺猶太人的績效來堵住對手的口，如果堵不住，他就乾脆把對手暗殺掉。
我與海德里希的命運在戰爭期間再度交集，1942年5月兩名MI6訓練的捷克籍特工由英國飛機空投在捷克的布拉格郊外，在鄉間道路上將海德里希刺殺斃命，納粹以屠殺附近一個村莊幾千名男女老少的生命以為報復。當時我人在中國，但MI6用了許多我提供的海德里希資料來完成這件任務。
八月初我由柏林來到巴黎，夏天的陽光使得這個花都更加美麗浪漫，每一個法國人都在享受人生，與我在柏林看到的肅殺氣氛完全不同。
法國當時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盛行，社會知識份子對於建軍備戰這一套嗤之以鼻，甚至還發生故意破壞國防武器工廠的案例；一般人則紙醉金迷，追逐享樂。軍方高級將領也是耽於安逸，認為固若金湯的馬其諾防線是不可能攻破的；而且當時德國自歐戰戰敗以來的元氣還沒完全恢復，在法軍看來德軍是手下敗將，根本不放在眼裡。我從法國人的反應當中隱約嗅到一絲危險的氣息。
巴黎不僅是個享受人生的地方，更是革命的發源地與許多政治被迫害者的避難所。從十九世紀中葉學生們自巴黎小酒館的桌上掀起紅桌布綁在木棍上街頭成為人類革命史上第一面紅旗後，全世界都以紅旗做為反抗既有專制體的象徵。而革命失敗或政治上被奪權的人也多選擇巴黎做為避難所。譬如與史達林鬥爭失敗的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這時就正定居在巴黎，不過由於蘇聯的強大壓力他已被法國政府通知必須儘速離境，但卻找不到國家敢收容他，這引起托派擁護者對法國政府的大加撻伐。
我來巴黎並沒有特定的任務，純粹渡假享受人生而已。當年我與安妮駕駛「中國珍珠號」飛越巴黎過其門而不入，本來承諾她回英國後就帶她來巴黎度假，誰知這張支票終於未能兌現。我九月初就要回倫敦報到了，只有兩三週的時間可以好好放鬆這幾年的辛勞。我住在一個小旅館，旁邊有一個可愛的小咖啡廳，我常去那兒報到。我讀過美國作家海明威寫關於他20年代在巴黎的一些著作，經常想像自己就是他，久而久之我發現這位喜歡裝做非常男子漢氣概的海明威其實應該是個同性戀，這是超乎一般讀者想像的，但我在巴黎的英美人士社會圈中的確聽過這樣的事，有些人還記得當年海明威在麗池酒店時的模樣。
巴黎是花都真的是名不虛傳，不僅僅是建築物，還包括仕女們的穿著與打扮，這其中當然必須提到一位名人可可·香奈爾(Coco Chanel)，她設計的服裝和生產的香奈爾五號香水當時風靡了全世界的上游社會。當然我是不認識她的，當時香奈爾正在好萊塢發展，但我在巴黎時聽了很多她的故事，因為我與一位在麗池酒店裡香奈爾店工作的女孩攀談，由於香奈爾對職員很苛，所以員工都很樂意講她的風流韻事以為發洩，尤其是老闆不在的時候。
的確，香奈爾除了她的服裝與香水，精彩的情史更是為世人所津津樂道，其中有一位她最愛的俄國公爵，一提起名字發現居然是我認識的人：迪米區·帕夫洛維奇(Dmitry Pavlovich)，就是當年在聖彼德堡刺殺妖僧拉斯普丁的傢伙。
帕夫洛維奇在俄國革命後攜帶巨款逃到巴黎當寓公，不久坐吃山空便姘上了香奈爾。帕夫洛維奇出身貴族相貌堂堂，是當面首的好材料，香奈爾也在他身上花了不少錢但兩人後來仍是分手，帕夫洛維奇與另一個富婆結婚。
香奈爾的最後一段情卻是與我有關的，她在二次大戰德軍佔領巴黎時的情夫正是里賓特洛普的手下，德國外交部駐巴黎代表漢斯·甘特·馮·丁克列(Hans Gunther von Dincklage)，兩人公然在麗池酒店房間同居，因此在歐洲戰火連天時香奈爾居然還能夠經營她的服裝與香水事業。由於香奈爾在戰前就是世界名人，在英、美等國都有很高層的關係，當德國敗相初露時，香奈爾居然想透過關係與英國政府建立謀和管道而試圖與邱吉爾秘密聯絡。
邱吉爾之所以要幫可可香奈爾就我所知是受持有香奈爾香水公司多數股權的股東所托，因為可可·香奈爾法奸的事若繼續炒作，香奈爾五號香水的品牌就完蛋了。這已是戰後的事，只是剛好寫到巴黎時順便提到而已。
(Figure 4-5-6) 巴黎街頭畫家所繪的「努爾公主」，龍保羅在巴黎認識的女友。
有一天我誤打誤撞進入一家書店，當時正在舉行一場沙龍，介紹一位年輕的童書作家，從她的名字「努爾-烏恩-妮莎·艾娜雅特·汗」(Noor-un-Nisa Inayat Khan)可以猜出她是印度人。努爾長得非常漂亮，優雅而且有品味。她同時是巴黎音樂學院的學生，我一看就被她迷上了，藉著簽書的機會要了她的聯絡方式。我們約在咖啡廳見面，在談天中發現我們有許多共同點，她是印度邁索王國蘇丹之後，母親是美國人，1914年在俄國莫斯科出生，1921年舉家遷來法國，她從小成長在巴黎，家境非常富裕，能講流利的法語和英語。我也分享了我的背景，包括英國情報人員的身份，這讓她很感興趣。
我們一同駕車遊覽巴黎，登上艾菲爾鐵塔許願，在塞納河的遊艇上起舞，這個場景與我對巴黎的浪漫幻想簡直一模一樣，但漸漸地我發現努爾在優雅的外表下其實很迷糊，健忘，而且容易激動，但我不以為杵，甚至開始編織未來的夢想，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想起邱真人說的「皇后與公主的詛咒」，努爾好像也是公主呢，那會不會有事？我不敢往下想。
好日子容易過，一轉眼八月底就到了，我將搭乘渡輪回到英國的家。現實上我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巴黎，而努爾也無法離開她家，因此我們只好用通信的方式，並期待下一次有再來巴黎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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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巴黎被戴高樂光復後，香奈爾與德國人通姦的事實讓她成了法奸，最後由邱吉爾向戴高樂疏通，以香奈爾曾試圖與英國謀和為理由她才沒有被剃光頭遊街示眾。後來更由我把馮·丁克列從戰犯審判中救出來讓她們在瑞士終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