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紅場謀殺
我在赴日本之前即奉命返英述職，這一趟回國是因為上級要暫調我回部協助即將在1935年召開的倫敦海軍會議籌備工作，上次倫敦海軍會議後五年期限轉瞬即屆，這次會議能否達成將海軍軍備限制的條款順延是未來五年世界能否繼續和平的關鍵，最大的障礙在日本，日本海軍早就放話不滿噸位與火砲口徑被限制在英美兩國之下；叫囂若不能提升到同一水平不惜退出公約。
上次會議時我也正好在倫敦，還和日本代表團的山本五十六少將見過面，聽說這一回山本將成為日方的主談代表，這樣我對他的印象判斷就成為英國方面擬定談判策略的重要依據。在這五年當中日本在條約的限制下鑽各種漏洞新建了一百多艘新銳軍艦，遠超過其他公約國英、美、法、意等國的成長額度，日本聯合艦隊已成為世界坐三望二的海軍實力了。
我在倫敦MI6總部已是小有名氣的遠東海軍通，上級需要我對日本帝國海軍聯合艦隊的第一手情報與瞭解他們首腦的思考模式，為此我在東鄉元帥葬禮結束後，想在日本多停留一些時日進行考察。
(圖 4-4-1) 龍保羅在東京灣搭乘汽艇拍攝一艘「高雄級」重巡洋艦。
這一趟我攜帶了我的萊卡相機，搭乘「寧海艦」在日本的門司與橫濱入港時拍攝了不少日本軍艦。在日本上陸後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我特別設計將照相機栓在褲腰帶上，遠看好像腰帶的金屬扣。當時一般人認知的照相機還是一個大盒子，很少人知道相機可以做得如此之小，所以不容易引起注意。此外我還將快門線與風衣扣結合，只要稍拉開風衣露出鏡頭就自動按下快門，合上風衣就完全看不到。此外由於我具有外交人員身分，也多了一層保障，這還得感謝上級為了省錢，讓我們情報組人員都兼任領事館館員的身份，雖然我們抱怨連連，但這回終於產生一點正面的價值。
要拍攝日本軍艦，光在陸地岸邊等候不容易拍到好的角度，恰巧佐爾格邀請我搭乘他相熟船家的汽艇遊覽東京灣，我欣然同意，因為我正有此意。本以為他會攜帶一群女伴登船，到碼頭時發現只有我們兩個人。出發後佐爾格告訴船長往橫須賀方向開，經過軍港時他站在船舷邊盯著看，然後調轉回頭，就在這時我已經拍完一整罐膠捲。
我不明白佐爾格的用意，後來懷疑他是否想利用我外交人員的身份掩護他進行間諜活動？他雖然在德國大使館有辦公室，但畢竟不是外交人員，而且當時德國與日本關係並不像後來那麼密切，一般人印象還停留在德國是一次大戰日本的手下敗將，論保護傘遠不如大英帝國來得可靠。
我這一次回國還為了安排中國廣東政府和電雷學校向索恩克拉夫特公司訂購魚雷快艇的事。離上次回家已經三年了，這一次也要向父親稟報送還夜明珠和安妮失蹤的事，雖然我早就以電報說明，但我想父親還是希望我當面向他說，他以為即將娶進門的媳婦怎麼就此失蹤了呢？
但這時我卻從大使館接到電報，奉倫敦總部之命立即結束日本行程前往莫斯科，接受M先生的任務交待，雖然我心中是一百個不願意，但也不得不服從命令，因為有M先生在的地方絕不會有好事，對於這一點我太有經驗了，後來果然如此。
倫敦同時建議我不必回上海，可直接由日本轉赴滿州，搭西伯利亞鐵路經蘇聯回歐。來日本之前我就有直覺，這一趟回英將停留比較久的時間，所以離開上海前已經做了一些安排，後來果然如此，我一直到1936年才得以回到中國。
但是手中大批已拍攝的膠捲怎麼辦？總不能一路帶到莫斯科？沿途不確定風險太高，又不能在日本的照相館處理，只好自己買化學藥劑在大使館住處的浴室，將所有膠捲都顯影出來，由於沒有放大機無法印出照片，而且整疊大張的照片攜帶太過顯眼，最後是將所有底片剪成一條一條的，集中裝在一個密封袋子中，讓大使館專門運送外交秘密文件的「英皇信差」(King's Messenger)送到倫敦。
(圖 4-4-2) 從大連到新京，超特急「亞細亞號」。
我從橫濱乘輪船到大連，這一趟還有特別的安排，那就是搭乘剛完工，所謂「超特急」時速達100公里的高速列車「亞細亞號」(Pashina)到新京。「亞細亞號」正式營運是十一月一日，現在是測試階段，我透過關係搶鮮嘗試。
從大連到新京701.4公里，乘坐「亞細亞號」只需要七個半小時。「亞細亞號」外型流線，非常拉風，列車內部也非常豪華，裝有空調，先進程度還超過日本國內的鐵道。
上一趟來新京不過半年之前，當時沒有時間遊覽這座城市，這一趟沒有川島芳子跟隨，樂得自由自在，誰知一出車站就看到鍾若蘭前來迎接，並聲稱奉派擔任導遊，於是搭乘她安排的汽車在新京寬闊的大道上前進，兩旁都是新建的巍峨大樓與壯麗的公共設施，真是讓人大開眼界。
透過鍾若蘭的介紹，我發現日本在滿州可謂不惜成本，想要建設成比日本本土還要現代化的新樂園。晚上仍然是鍾若蘭陪同，我問她為什麼要如此費心，她說：「您是大英帝國派來滿州國的特使，當然要全程以最高規格接待！對了，您想甚麼時候晉見皇上？我立刻去安排。」
「呃...我已經訂好去莫斯科的車票，明天就得離開，我看，下一回吧。」我只能找個理由婉拒，因為我怕再見到婉容。
離開新京繼續搭乘鐵道到滿蘇邊界換乘西伯利亞鐵路一路往西邊走，我在1915年夏天曾經跟隨父親經同樣的路線到聖彼德堡就職，那幾乎是廿年前的事了，當時還是帝俄沙皇的時代。 火車經過烏拉山的葉卡捷林堡，這裡就是據傳沙皇一家被處決的地方，停車時我特意下車到月台透透氣。想看看當年安那史塔西亞公主一家人魂斷的地方，沒想到才走幾步就被持槍的衛兵喝止，我只能悻悻然回到車上，發現原來只有我一人的座艙已經多了一個看來像中國人的年青人坐在我的對面，基於好奇心我用中國話問他，他起先一驚，然後用帶上海腔的普通話回答，由於我久居上海, 聽起來還不構成障礙。 「我是英國軍官龍保羅，從中國上海來的，請問怎麼稱呼？」 「我是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葉利札羅夫.....」他用中文翻譯自己的俄文名字講到舌頭打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算了算了，我的中文名字叫蔣經國！」
(圖 4-4-3) 龍保羅在火車上遇見在葉卡捷林堡上車的蔣經國。
我聽了心頭一震，其實當時絕大多數在華的西方人都不知道蔣經國這號人物，但因我與蔣家關係特殊，知道蔣介石有個兒子從1925年起就在蘇聯孫中山大學讀書，但我很懷疑眼前這個與蔣介石長的一點都不像的年輕人就是蔣經國。
「我與令尊，也就是蔣委員長還蠻熟的呢!」我這樣講其實是抱著想拆穿他的心理。
誰知他立刻表情嚴肅地說：「我以他是我的生身父親為恥，他假革命之名，幹的卻是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勾當，這比軍閥還要惡劣！」
「不過他總是你的父親，在中國不是很講孝道的嗎？」
「我是反對他的背叛革命，而不是對父母不盡孝道，像我對我的母親就很孝順！」
「噢！令堂我也很熟，我來之前還曾在南京見過她呢！」
我一說完就發覺講錯話了。我忘了蔣經國是蔣介石的元配毛福梅所生，而在南京的是蔣的第三任妻子宋美齡，毛夫人只窩居在蔣的故鄉浙江省奉化縣，是從不到南京去的；而蔣經國由於親生的母親被蔣拋棄，所以一向對宋美齡抱持仇視的態度。
不過出乎意料的是，蔣經國對我的失言沒有任何反應，反而以專注的眼光看著我說：「如果你看到蔣委員長，請代為轉達，我希望有機會向他當面報告我在這兒所學到的東西，如果能對他起轉變作用，那麼以他的地位與權力，對中國的革命事業將會有很大幫助的！」
我說：「蔣先生請放心！我有機會一定代為轉達！」
「叫我尼古拉同志好了！」他說。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他起初以為我是蘇聯內政部派來監視他的特務，所以講話非常小心，直到我說出「噢！令堂我也很熟！」時，他才發現眼前這個人可能是可以帶信給他父親的一個管道，所以才話中有話地講出「希望有機會向他當面報告在這兒所學到的東西！」
蔣經國的懷疑是有理由的，因為他一到莫斯科就真的被蘇聯內政部特務監視限制行動起來，當時中共在蘇聯的領導人王明打電報要他趕往莫斯科，所以他就由工作的地點烏拉山葉卡捷林堡搭上火車，剛好就與我同車。
王明之所以要蔣經國到莫斯科，是因為他已經替蔣經國寫好一封公開與蔣介石絕裂的信要他簽名寄出，如果蔣經國拒絕，王明就打算自行寄出並將內容交真理報發表，為防蔣經國與中國方面聯絡時洩了底，他還特別要求蘇聯內政部監管蔣的行動自由，這就是史稱蔣經國批判父親與其劃清界線事件的由來。
蔣介石在國內看了蔣經國批判他的公開信火冒三丈，曾經揚言只要蔣經國回國就要以共產黨的罪名逮捕他，這正中王明的下懷。因為當時史達林似乎想把寶押在有實力、有威望的蔣介石而不是在延安的毛澤東或在莫斯科的王明身上，禮送蔣經國回國不但能向蔣介石示好，更能建立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直接溝通管道，王明想要在蘇聯與中國未來的關係間扮演角色，就得破壞這種可能，讓蔣經國公開與蔣介石絕裂是他想出來的餿主意之一。
這裡我想要談一下史達林的戰略思想，為避免蘇聯陷入東西兩面同時作戰的窘境，史達林認為只有統一的中國才能對日本產生實質的牽制作用，而有能力統一中國抗日戰線的眼前除了蔣介石不做第二人想，他從不認為延安的毛澤東或莫斯科的王明夠這個份量。
史達林的戰略思想在1936年的西安事變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由於他的堅持，毛澤東與周恩來不得不釋放已經到手的蔣介石，讓張學良成了替死鬼；接著史達林又在次年釋放蔣經國回國做為向國民黨示好的賀禮。 史達林的現實主義種下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黨國際之間的矛盾，70年代的中蘇共絕裂其實在30年代就已種下遠因。 當然我在當時並沒有能力看的這麼遠，無論如何這趟奇遇成了我與蔣經國半個世紀交情的開始。
列車到達莫斯科車站，蔣經國與我道別。所謂道別也只是眼神稍微示意，既沒握手、更沒擁抱，兩人好像完全不認識。
(圖 4-4-4) 龍保羅與蔣經國在莫斯科車站分手，雙方裝作不認識，只以眼神會意。
一出站就看到M先生親自開車來接我，看到我後一把將拉我上車快速離開火車站。一路上他都悶不作聲，和以往在中國我見到他時的印象大不相同，這讓我覺得有點納悶。
(圖 4-4-5) M先生駕車接龍保羅經過紅場。
M先生的汽車一頭鑽進英國大使館院中，他領我到館舍最中央的一間房，把所有窗簾拉起來後才低聲對我說：「你今天就住在這兒，明天一早就到列寧格勒去!」
「列寧格勒?」
「就是以前的聖彼德堡，你住過好幾年的地方。」M先生把一包東西交給我：「到那兒把這包東西交到紙條上的地址。」
「這是什麼東西？」我明知道這樣問是不合情報人員守則的，本來也不指望他回答，不過M先生想了一想卻開口說：「讓你知道也好，這是一把手槍和一張通行證！」
「槍？你讓我把這東西帶到聖彼德堡...不！列寧格勒去？」我吃驚的說。
「不用怕！你是有外交身份的人，他們不會對你怎麼樣。」
「你不也一樣，為什麼一定要我去？」
「因為我在這兒太顯眼了，蘇聯內務部人人都知道我是英國特務；你則不同, 你剛來他們還搞不清楚你的底細與行蹤，所以是最適合的人選。」M先生靠到我耳邊說:「這邊的蘇聯職員一個都不可信任，人人都可能是派來臥底的奸細，這種事我只信得過你。」
我們倆相對無言了好一會兒，我把布包打開看見是一柄左輪手槍，我很想繼續問M先生為什麼要把這柄手槍送到列寧格勒？但氣氛似乎並不恰當，只好把槍再包起來放進我的皮袋中。
當晚我就住在大使館中，從窗戶遙望克里姆林宮的尖塔覺得有點詭異，不知住在裡面的史達林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他是如何統治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共產國家的。
第二天M先生又親自帶我到火車站送我上開往列寧格勒的班車，沿途有警察上車查驗證件，我的心裡七上八下，還好他看了看我的英國外交護照就還給我，沒有檢查任何東西，但我親眼看到有些旅客不知什麼原因就被槍兵押下車去。
我對列寧格勒也就是聖彼德堡童年的記憶還是很鮮明的，很快就找到指定的地點把槍和證件放入一個垃圾箱中完成了任務。我本打算在列寧格勒停留一週，不過M先生要我在任務完成後盡快離境，我只好匆匆搭上開往德國漢堡的船繼續我的歐洲行程，一場俄國之行就此草草結束。
回到英國後在當年底我得到消息，蘇聯在列寧格勒的共黨領導人基羅夫(Sergei Kirov)被一個叫尼可拉耶夫(Leonid Nikolayev)的人持槍暗殺。
(圖 4-4-6) 列寧格勒共黨領導人基羅夫被尼可拉耶夫持槍暗殺。
這是1934年十二月一日發生的事，當天基羅夫在列寧格勒的辦公室開會，他的侍衛前來通知說外面有他的電話，基羅夫走出會議室接聽時被躲在門後的尼可拉耶夫持槍近距離射殺，尼可拉耶夫當場被逮捕。
當時有傳言說這是因為基羅夫與尼可拉耶夫美貌的老婆有染而引起的殺機，但沒人能說明尼可拉耶夫是如何取得槍隻和通行證的，這在當時的蘇聯是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刺殺基羅夫的槍是我帶到列寧格勒的嗎？」我想這是很有可能的，但在當時我只能猜測，因為沒有人會向我證實這件事。
後續的發展令我吃驚，從蘇聯傳陸續來的消息，尼可拉耶夫當場被捕後秘密處決，然後是負責調查的公安幹部被秘密處決，然後處決他們的劊子手又被人秘密處決，再來是他們的家人，一層一層顯然是要殺光任何可能知道內情人士的滅口行動正逐步在蘇聯內部展開，如果只是醋意所引起的情殺，有必要這樣嗎？
由於基羅夫在蘇聯深得人心，據說全國各地紛紛通電要求史達林「以血洗血」為基羅夫報仇，不久就傳出蘇共中央高層有人提供尼可拉耶夫槍隻和通行證進行這場暗殺行動，史達林於是下令秘密警察展開逮捕行動，其牽連之廣手段之殘忍真是史無前例。
據統計蘇聯開國元勳15個人民委員中8個被處決或死於獄中(剩下的5個其中一人是列寧已死，另一人是托洛斯基此時已被流放後被史達林暗殺，還有一人是史達林自己)；139個中央委員與後補委員被處決了98人，6個紅軍元帥中4個被槍斃，各軍區與海空軍司令員幾乎全被處決如海軍艦隊司令殺得只剩一人，415個師旅長中296人被槍斃；全蘇共280萬黨員有122萬被開除黨籍流放或逮捕處決。在三年的整肅期間中全蘇聯因處決流放飢荒而死的至少有一千八百多萬人。
基羅夫因為在蘇聯深得人心而成為史達林政治上潛在的競爭者，史達林利用他的被暗殺為藉口展開大整肅，達到一石兩鳥的功效。我猜史達林可能知道英國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他故意不動聲色讓事情導引到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我甚至懷疑M先生是被史達林利用的一顆棋子也說不定。
無論如何這場慘烈的大整肅讓蘇聯元氣大傷，到了1941年德國計劃侵蘇時蘇聯已是完全無招架之力了，初期戰事的節節失利讓蘇聯人又傷亡了一千二百多萬人；這三千萬人的枉死可說完全起因於我運送的這柄手槍。
戰後我曾與M先生討論過這個事件，他證實是我帶到列寧格勒的那把槍刺殺了基羅夫，但不承認是被史達林利用反而自認為是利用了史達林。M先生辯稱這都是為了大英帝國的利益著想，槍隻與證件的確是從蘇共高層處秘密取得以栽贓於史達林的政敵，M先生還自誇說後續的大整肅都在他的預料之中。 M先生說尼可拉耶夫是蘇共黨部裡的一個小嘍囉，他的老婆十分風騷在共黨高幹群中招風引蝶，偏偏尼可拉耶夫醋勁很重，曾在酒後揚言要殺掉調戲他老婆的這些高幹，這話恰巧傳到M先生耳中。 「既然有人豁出去了，殺幾個黨工高幹有什麼用，要殺就殺個大款的！」M先生說：「當時基羅夫在列寧格勒走的是群眾路線，也就是訴諸直接的民意，這和在莫斯科關在克里姆林宮裡遠離群眾的高官是有很大的不同，也引起史達林的猜忌。」 類似基羅夫這種想跳脫傳統體制，直接訴諸群眾的政治人物後來在英國我也遇過，雖然沒有像蘇聯這樣千萬人頭落地，但對政壇的震撼與對近代歷史的影響也是非同小可的，剛好我也成為其中的關鍵人物，但這一段先賣個關子容後再述，還是先回到基羅夫的暗殺事件。
(圖 4-4-7) 基羅夫的葬禮史達林親自抬棺，卻藉機展開大整肅。
「所以你就策動尼可拉耶夫去暗殺基羅夫了？」我問M先生道。
「也不全然是這樣，事實上是史達林心中已有這種想法，我們只是把機會推到他面前而已。」
M先生說：「尼可拉耶夫發牢騷的消息被巧妙地透露給史達林的親信，並且暗示這個人可以用來對付基羅夫；後面的事他們自己會去安排。」
「既然如此，為何還需要我運手槍到列寧格勒呢?」
「這就是重點之所在！史達林一開始只有除掉基羅夫的想法，但對我們來說這還不夠，如果能利用機會把克里姆林宮搞個大地震，蘇聯就沒有時間輸出共產革命了。」M先生說:「而且史達林一定會擔心這件事被其他對手掌握做為鬥垮他的把柄，所以我就幫他製造了滅口的對象和理由，並且儘量地擴大牽連範圍。」
M先生點燃他的煙斗繼續說：「剛開始史達林可能為了保密是躍過內務部秘密警察頭子雅戈達(Genrikh Yagoda)，直接下令列寧格勒的秘密警察支部安排的，但這樣未來的整肅將只限於列寧格勒地區，這是不夠的，於是我設法從內務部弄到手槍和通行證，並假借雅戈達的名義交給尼可拉耶夫，但是這把槍不會自己跑到列寧格勒，所以你就派上用場了。」
我瞪了他一眼, M先生繼續說:「因此當暗殺事件發生後史達林從莫斯科趕到列寧格勒親自提審尼可拉耶夫，問他槍和通行證從何得來時本來是要栽贓給列寧格勒當局的，但尼可拉耶夫被問後竟伸手指史達林背後的雅戈達，讓在場的人都大吃一驚；當晚尼可拉耶夫就被雅戈達弄死滅口了。 史達林剛開始也是暗自吃驚，但他馬上看出這是一個機會；回到莫斯科就展開了40個月的大整肅行動。」
我聽得目瞪口呆，M先生對空吐了一個煙圈說：「這是非常巧妙的安排，任務順利達成又讓英國可以完全脫身，否則今天我還能活著在這兒和你講話嗎？」
「可是有一點我還是不懂，照理說英國需要一個強大的蘇聯在東線牽制以減輕新興的納粹對英法等西歐國家的壓力，但我們竟然親手讓這個力量崩解，使得1939年德國能無後顧之憂傾全力向西歐發動戰爭？」我問道。
「你把事情想的太簡單了！」M先生說：「如果蘇聯不夠衰弱就不足以引誘納粹進攻，反而可能聯手排除我們大英帝國在歐洲各地的勢力，他們在波蘭不就是這麼幹的？但蘇聯愈衰弱就愈像個吸盤，會讓希特勒以為他看到機會，最後陷入和當年拿破崙一樣的困境中。」
M先生噴了口煙說：「搞情報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讓對方以為這是他自己的發現。」
「想不到因為我運送的這把槍讓幾千萬條人命枉死！」我感嘆道。
「如果不是你送的這把槍，今天蘇聯的力量還不只這樣呢，恐怕我們現在都在鐵幕裡面了！」
我們談話的當時正值冷戰時期，蘇聯勢力正如日中天，全球一半都淪入邱吉爾所說的「鐵幕」之後, M先生的一番話真讓我背脊發涼。
我和M先生討論的事有些是永遠不能公開的，即使機密資料根據法令到期必須解密這些事也不包含在內，何況大部份連書面的記錄都沒有!
二十世紀出現共產主義，我一直認為是件很詭異的事情。共產主義原始的理想是很崇高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跨越種族與國籍，平等來往，並且彼此幫助，無私奉獻，這種國際主義的思想，是早期共產革命能吸引許多熱血青年投入的原因。 但史達林在1934年開始利用「基羅夫事件」展開大整肅後，國際主義就變質成為民族主義，共同領導也變成個人獨裁，無產階級的理想社會被新興的特權階級所壟斷，犧牲奉獻的無私精神在極權恐怖統治下，為了生存只能昧著良心苟延殘喘。
(圖 4-4-8) 蘇聯從史達林時代之後，成為獨裁體制，並大力投入重工業與軍事建設。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原始的共產思想是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對於有野心的掌權者不利，只能拿來當招牌不能真正去實現。因此二戰後出現的那麼多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幾乎全部都是集權統治，那有一點原始共產主義的理想性可言?共產主義對這些統治者唯一的可利用價值，就是「一黨專政」。 因此可以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沒有一個真正的共產國家，最多只是號稱「正在向共產極樂世界過渡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或根本是家族獨裁統治，與封建帝制並無兩樣的假共產國家。不僅蘇聯體系的共產陣營如此，即使是美國西方體系所謂的民主陣營也很多這種國家，譬如中南美洲的軍政府統治者，或台灣的蔣家政權。 這兒提到的台灣與我後半生涯有密切關係。國民黨在台灣號稱實施孫文的三民主義，並且自認為是西方民主陣營的一份子。但在我看來，國民黨打從孫文開始就是列寧式政黨，與中國共產黨沒有太大差異，而蔣介石的家族統治，更不符合民主標準。蔣經國當權後，實施共產國家式的計劃經濟，獲致一定程度的成就，但絕對不是西方人以為的那種資本主義。我與蔣經國從他在蘇聯的時代開始就認識，知道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布爾雪維克，只不過在台灣的環境下不得不披上親西方的外衣。有些情報單位沒有看透這點，就容易誤判。
按理說，我們做情報工作的人不宜涉入太多政治，但若不能看透這些政治話術的背後，就很難理解實際運作在邏輯上的矛盾，情報分析就可能產生錯誤。在這方面我受到父親的教誨頗多，加上長年在東西方與各國高層的交鋒接觸，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未必符合學院派理論，但非常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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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與蔣經國同車的奇遇破解了王明的詭計，我到莫斯科後把我的判斷告訴了M先生，M先生大表同意並透過他的管道告訴了蔣介石，讓他瞭解蔣經國的本意而不要中了王明的計謀；此時蘇聯內政部也發現王明在利用他們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史達林因此認為在這個時間讓蔣經國公開批判蔣介石對蘇聯是不利的，經過許多波折最後終於促成蔣經國在1937年三月回到睽違了十三年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