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環球之旅(二)
受 訓的日子在九月底結束，27日是我的生日，我們在家舉行了一個小型聚會，安妮送給我一根煙斗當生日禮物，她說這樣才看起來像艦長。
就在當天我接到了一封來自中國的信，發信人是金璧輝，也就是川島芳子。信中寫道：「孫殿英送給宋美齡的夜明珠是假的，真正的夜明珠現在台灣的台灣官幣神社供奉著，今年10月27日舉行大祭，將是機會。」
金璧輝還附上一張圖說明台北神社藏寶殿的位置，原來夜明珠被馬上尉搶走後交給了關東軍，日本人派專艦將它從滿州運到台灣的台灣神社與神道教三神器供奉在一起。10月27日是祭司特別挑定的日子，當天全台灣各神社都要同時舉行祭典。
10月27日？只剩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還有大半個地球要繞呢！顯然我們不能續繼再在英國逗留下去了，於是立刻致電蕭特公司準備在10月2日早晨出發，補給的事安妮在之前都已大致準備妥當， 隨時可以成行。
離家的當天父親堅持親自送我們到火車站，這一去不知又是何年何月才能回來，父親的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不捨兒子與準媳婦離去，另一方面為了尋找夜明珠又不得不.....。當火車離開月台，望著父親的已現老態的身影在煙霧中逐漸消失時，我下定決心這回一定要找出個結果。
(圖 3-5-1) 「中國珍珠號」清晨通過倫敦上空，由航空學校的教練機伴飛。
說到燃油，出發前我與安妮商量把水櫃暫時用來當油箱，希望能不著陸直接橫越大西洋，否則安排海上降落與船艦會合加油將會是很麻煩的事情。但即使如此仍然事與願違，最後不得不與皇家海軍協調中途在海上加油一次，然後到紐芬蘭又加油一次。本來從倫敦到紐約直線飛行距離約3,500英里，以「中國珍珠號」的速度20小時可達，但加上加油的時間，最後花了兩天才抵達紐約。 看來飛越太平洋需要進一步改裝機內空間，用來儲放更多油料了。 
(圖 3-5-2) 「中國珍珠號」飛抵美國紐約港，許多媒體記者在等待。
我們在紐約停留了四、五天和安妮的一些朋友見面，其中一位名叫項美麗(Emily Hahn)的美豔女子讓我印象深刻。她與安妮一樣愛冒險，曾單人駕車橫越美國。這在沒有高速公路的當年是很不簡單的一件事。
「我不久就要去剛果為紅十字會工作，兼替紐約客雜誌寫稿，這是我嚮往已久的職業。」項美麗說：「不過，如果中國真的像你講的那麼有趣，也許兩年之後我就到上海去找你們。」
項美麗果真在1935年來到上海，開始了她人生中最絢爛的一段時光。不過在紐約初次會面時，項美麗的目光一直盯著我不放，這讓安妮很不爽，我從她的眼中可以看到醋意十足的火光。
安妮的飛行教練林白先生也來看我們，他還帶了一些航空界的朋友同來，大家聊的很盡興，我邀請大家到中國飛行，林白很有興趣，第二年秋果然應邀而來。
林白的朋友當中有一位陸軍航空隊的上尉克萊爾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他原是駐夏威夷的中隊長，目前正在維吉尼亞受訓，他的飛行技術很好，強調驅逐機的重要性應超過轟炸機，但這與當道的觀念不合所以長期被冷凍，卅幾歲了還只是個上尉而已，他說他已經做退休的打算。
我想起宋美齡女士曾說希望找外國人來中國幫忙訓練飛行員，便向他試探，陳納德不置可否，但同意把這個訊息帶給他的同僚，後來果然陸續有幾個人到中國，最後連他自己也在1937年5月來到上海成為宋美齡的航空委員會顧問，從此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我還奉父親之命專程抽出一天搭火車到華府拜見胡佛總統，他是父親在天津就認識的老朋友，1923年我與父親來美國時也曾拜訪過當時擔任商務部長的他，所以胡佛對我還有印象。
由於當時美國經濟正步入大蕭條，長期擔任共和黨經濟政策領導人的胡佛成為眾矢之的，身為總統的他拿不出一點辦法，不久後的大選就被民主黨的羅斯福擊敗了。由於他當時正在焦頭爛額之際，所以也沒有太多精神來接待我，禮貌寒暄幾句就告辭了。
不過由於我的華府拜訪總統之行，竟驚動了聯邦調查局的局長艾德加 胡佛。 他派出特工監視我與安妮的一舉一動，並拍攝了大量的私密照片，不過當時的我渾然不知，直到六十年代我再度到白宮協助甘迺迪總統對付聯邦調查局時，胡佛局長才拿照片來向我攤牌，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我們10月10日再度從紐約起飛，穿越美國大陸飛往西岸的舊金山，經過中西部時我忍住去探視老霍和安娜史塔西雅公主的念頭，因為安妮在我身旁，我可不能讓她知道公主使用的正是她的身份呢！
我們飛到舊金山停泊在灣區內的海軍水上飛機基地並準備橫越太平洋，這對我們是最大的挑戰，我們必須在三天內準備完畢以便在27日前可以到達台灣。
我們預定了一些補給品，由西雅圖的一家包裹快遞公司送到舊金山，我收貨時對方遞上名片介紹他就是這家小公司的老闆吉姆卡塞先生(Jim Casey)，自己開著汽車從西雅圖替各百貨公司將貨品送往西岸各城市，他聽到我在中國從事的空郵業務十分著迷。
「也許我該買架飛機來送貨，這樣客戶訂貨第二天就可以收到。」
(圖 3-5-6) 「中國珍珠號」飛出舊金山灣，當時尚未建金門大橋。
我鼓勵他這麼做，因為我在中國的經驗告訴我，這是一個獲利豐厚的市場。這位卡塞先生我後來沒再見過面，但直到最近我都還經常利用他們公司的服務，因為卡塞先生回到西雅圖後便說服股東成立了飛機隊並且將公司改名為「聯合航空快遞」，這就是今日的UPS的前身。
越洋長途飛行很重要的是導航，這是我在飛行學校沒有學過的。對於一般陸軍或空軍飛行員，採用的是地文導航，出發前設定大概的方位角，飛到目的地再比較地形判斷是否偏航加以修正。由於陸地飛行距離較短，偏航幅度不至於太大，而且地面有充足的導航依據，譬如河流、鐵道或地標建築，所以比較不會迷航，我們從東亞往西飛到英國基本上也是這種模式。
海軍飛行員則不同，越洋跨距大，出發地誤差0.1度，最終誤差可能達幾十浬，而且飛行過程可能因側風造成偏離而不自知。加上海上能辨識的地標很少，無從修正，在尋找過程中若燃油耗盡可能墜海，所以海軍飛行員必須學習以六分儀觀測天體的天文航海，就像在海上航行的船隻一樣。這是接下來跨越太平洋航程必須面對的挑戰。
六分儀用來測量天體與海平面的夾角，可以得到緯度的數據，但若要知道經度，還得根據天文鐘獲得當下正確的時間，再查閱航海天文曆才能得到。我們因為是東西向飛行，經度比緯度更重要。使用六分儀最好是露天的環境，像有些大型機在機艙內透過狹窄的窗戶很難觀測，這是「中國珍珠號」駕駛艙要設計成露天的原因。尤其飛機移動速度較快，要得到準確數據觀測動作不能太慢。我因為只有在皇家海軍學院受過簡單的天文航海訓練，所以笨手笨腳，常需要安妮幫忙。
(圖 3-5-7) 「中國珍珠號」的駕駛艙與海圖/通信室。
「中國珍珠號」的駕駛艙是露天的，可能有人會擔心下雨天飛行員豈不變成落湯雞，其實這是過慮了。「中國珍珠號」的露天駕駛艙前方有一塊傾斜的擋風玻璃窗，在飛行時雨水會隨著氣流從頭頂掠過，完全不會濺入機艙內，這是來自船舶駕駛台弧形護欄將風雨往上捲所得到的概念。「中國珍珠號」駕駛艙的下方是海圖桌與通信設備，通常由我與安妮分工，但單人飛行時也可以一個人操作。
當時美國海軍已經在太平洋各島設立無線電導航系統，比起天文航海更加準確穩定，但美國海軍不開放給我們使用，所以「中國珍珠號」裝備的是幾具陀螺儀構成最原始的自動駕駛系統，雖然不太可靠，但在開放海域還是能降低我們的工作壓力。當時日本海軍十分注意「中國珍珠號」的越洋飛行，希望獲得技術經驗。後來在二戰期間，日本的航母艦載機常要單人飛行幾千公里，在1930年代初期這是難以想像的。
越洋長途飛行除了導航，還要解決燃油補給的問題。我們計劃將經過夏威夷、中途島、威克島、東京、台灣, 最後回到上海；在到達日本前沿途都是美國海軍的基地，每一段都有相當的距離，為了增加航程，我們不但再度將水櫃充當油箱使用，還在機艙內放了好幾個備用油桶，飛行途中必須有人用幫浦將油平均抽送到各油箱中以維持平衡，滿飛機的汽油味令這一段航程非常不舒服。
經過漫長的飛行，「中國珍珠號」終於降落在東京灣內並停泊在橫濱碼頭，我們僅在此停留一晚加油並未打算到東京，在這兒我們把空的油桶都卸下來，灌滿淡水槽好好洗個熱水澡，換上乾淨的衣服，並打開艙門讓室內的汽油味慢慢散去。
橫濱的英國領事館是當年父親工作的地方，所以我特地上岸去拜會總領事，他說日本社會也受到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企業破產，失業與貧窮的狀況非常嚴重，極右勢力趁機興起要求以更果斷的手法治國，得到大多數國民的支持。 我記得離英前父親也曾對我說過：「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將使得人民起而追求法西斯的效率。」
(圖 3-5-8) 「中國珍珠號」逃離神戶聯合艦隊觀艦式的現場。
現在德國和日本都有類似的傾向，尤其德國還有巨額戰爭賠款要償還，政府赤字高達170億馬克幾乎破產了，聽說那兒有個叫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人率領了一個極右派政黨頗獲中產階級支持力量愈來愈大，那美國和英國呢？還有中國會受到什麼影響？大蕭條到底會持續多久? 愈飛近我們的終點我腦海中的問題愈多，我忽然覺得如果丘道機老人在身邊那該多好。
26日清晨我們從東京起飛往台灣，在飛經神戶附近時發現遠方海面有許多小點，我好奇地轉向飛近，在天色微明中透過望遠鏡觀察赫然發現前方海面有大批艦隻排列，包括航空母艦、戰鬥艦、巡洋艦、驅逐艦與潛艇、輔助艦隻等排成四行至少有一百艘以上，這是我所見過最壯觀的場面。
不久我發現有一隊軍機朝我們這兒飛來，我的直覺告訴我還是早溜為妙，立刻調轉方向往南，那批飛機也就沒有繼續跟來。我後來才知道這一天日本海軍舉行其史上最大的海上觀艦式，有一百卅多艘軍艦與數百架飛機參加，由裕仁天皇搭乘「霧島」號戰列艦校閱，我們事先不知道差點飛進馬蜂窩了, 如果不是跑得快肯定會被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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