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密碼戰
結束旅順之行日本人秘密用商船把我載送到天津，我立刻找到英國華北情報站把訊息以極密電報發出去。這兒負責密電通訊的人正好是我在倫敦受訓的同學，我告訴他土肥原所說密碼機的事，他一拍腦門說：「難怪最近許多電文用以前的方法都無法破譯，你這麼一講我總算明白了，沒錯！一定是密碼機！」
他拿起我剛才發的電報說：「比較起來，我們的秘密通訊系統太落伍了，像這份電報.....」
「沒關係！反正這本來就是日本人想要的，他們早知道內容了！」:我說。
「問題就在這裡，日本人先知道內容就可以反過來猜我們的密碼！」
這倒是事實！一般情報收集是設法破解密碼後得知內容，但反情報的做法是先知道內容然後比對密碼， 找出破解的鑰匙。但由於很難持續而大量地獲得比對樣本，所以這種方法只是理論很難實現。
但有交換情報的關係就不同了，在關係期間內你其實是可以掌握他們的發報內容與何時發報的，而且你給的愈多他們發的就愈多，樣本累積更快。 這時我忽然靈光一現，若我們與日本人交換情報，我們是否可用這個方法來破譯他們的密碼機?
「嗯！好像有點意思了！」
回到上海後我立刻將我的建議以外交專差送回倫敦總部，我建議上級可供應日本一些不太重要的情報，然後對照日本大使館發出的電報找出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或許就可以破解密碼機。上級同意了我的建議，由於我們掌握了內容與時間，透過交叉比對很快就掌握了日本密碼的規律性，接著又用同樣原理破解了德國的密碼。
破解德日密碼對同盟國贏得二次世界大戰關係重大，這件事一直到戰後許多年都還是最高機密。在最近解密的文件中指稱英國在1939年戰爭爆發後在倫敦布來切利公園成立GC&SC(政府編碼與代碼研究所)總部，召集一萬多名專家日夜努力破解了軸心國密碼。
這不完全是事實，財大氣粗的美國人花了十年功夫也沒能掌握日軍偷襲珍珠港的情報，法國人從20年代末期就開始研究直到1940年法國全境被德軍佔領也沒有成功；英國豈有可能在1939年一開戰就能掌握德國海空軍所有的密碼通訊，讓劣勢的皇家空軍戰機在德國轟炸機臨頭之前就能升空搶佔高度迎擊？
其實我們早在1933年就開始破解密碼機了，而這件事最初的起源卻是我的旅順意外之行。英國破解德日密碼這件事從來沒有對她的盟友美國與法國提過，當然也不會讓他們分享情報，我想是基於保護情報來源的原因。說坦白話,我們英國情報單位對美國人和法國人的大嘴巴作風向來反感，有什麼真正有價值的情報也不敢告訴他們。
倫敦希望我花更多時間在協助與破解密碼機有關的工作上面，經過幾年的奔波我也想安定下來，但這會讓我的外勤工作時間減少，我的組長和領事館都不同意，因為我在中國社會裡的人脈與資源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最後我只好兩頭忙，更沒有時間與安妮在一起，這不但影響了我的婚姻，也造成無以彌補的後果。
我們原來擔心中國政府的立場後來發現根本是杞人憂天，第二年日軍侵入長城與熱河即將兵臨北平城下，中國政府主動與日本簽署塘沽協定，放棄大部份華北的控制權，早知如此我們就不用神秘兮兮的了。 我不確定上級在看到我的報告後如何處理，顯然英國沒有承認滿州國的打算。我覺得英國對於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從政策上應該是積極反對的，當然這不是偏愛中國政府而是從大英帝國本身的利益考量。不過儘管我們顧慮中國的立場,南京政府官員卻競向日本人送秋波，還頻頻抱怨英國政府不提供援助幫他們抗日，這使得後來倫敦根本就不想再和南京政府打交道。 這個矛盾延續到二次大戰與戰後，中英兩國軍隊在緬甸對日作戰時相處就不很好，開羅會議時丘吉爾首相對蔣介石夫婦亦不假辭色，1949年英國搶先承認共產黨新中國更是為百年的中英關係畫上句點。我很清楚在蔣介石的國民黨裡，英國人是被塑造成小氣現實見利忘義的油滑政客，和美國人聖誕老公公送禮物的形象是不能相比的。 無論如何，我相信日本人一定對我十分失望，因為英國不僅未承認滿州國，當年10月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出爐更不客氣地指出日本是侵略者，但這對中國並沒有多大幫助，因為日本人一氣之下乾脆在次年三月退出國際聯盟。 儘管如此，金璧輝仍依約把共產黨在上海活動的情報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我，加上安妮乾爹黃金榮的幫忙，使我成了西方情報單位中掌握共黨活動消息最靈通的人。本來政治情報不歸我們負責， 但因為我的情報實在太有用了，常常被其他單位甚至法美租界當局請去幫忙，遂對後世歷史產生重大影響。 當時在華的共產黨勢力分為在都會區如上海的「第三國際」與在江西鄉間擁兵做亂的中華蘇維埃政權，對於後者南京政府已經發動數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勦行動；對於前者由於大多數是躲在租界內活動，中國政府鞭長莫及，加上第三國際成員有許多是歐美西方人士，處理的不好就會鬧出國際糾紛。
這邊我要特別提到一位德國法蘭克福日報駐上海的記者艾格妮斯·史沫特萊小姐(Agnes Smedley)， 她是位美國人而成為安妮在上海的朋友，我偶而也會參加她們的聚會。 這位史沫特萊小姐毫不掩飾她親共的態度，我的職業敏感度也使我特別留意她的一舉一動，想從她身上找出些什麼。
史沫特萊雖然已婚，但當時在上海她卻有位同樣是德國媒體記者的情人理察·佐爾格博士(Richard Sorge)，佐爾格是一名德國與俄國的混血，同樣左派色彩濃厚，甚至在採訪「第一次上海事變」時還跑去幫十九路軍搬運手榴彈。但兩人在1933年佐爾格到日本東京任職之後分手，佐爾格甚至搖身一變成為納粹的支持者。這兩位大名鼎鼎的人我在後面還會提到，這兒暫時不表。
基本上租界當局的態度是反共的，因為無論英美法等國都怕共產革命顛覆了他們的資本主義政府，而且上海的中外商界甚至黑社會為了本身的既得利益亦多持反共的態度，但租界必須依法行事，沒有證據不能亂抓人，不過反過來說，只要中國當局提得出證據，租界就樂於把共黨份子引渡給中國政府管轄，那他們的下場可就慘了。
問題是中國的情報單位提得出夠讓租界當局信服的證據嗎？我想不靠我的情報是很難的，所以戴雨農他們時常登門求助，我也樂得用一些情報來交換中國政府內部的消息，這讓我能提供上級更多這方面的情報，預先瞭解中國政府的決策模式，這是很重要的。
由於我的情報提供，上海的共產第三國際在30年代中期幾乎完全被肅清，最後全部退出城市到鄉下發展，讓毛澤東逐漸成為中共唯一的領導人，儘管那時他還正被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勦打得向西南逃竄中。
我隸屬於對上海日本領事館與駐華海軍艦隊的工作小組，由於電報局另有專人負責，於是我計劃侵入他們的有線通訊系統，這是所有國家在傳遞極機密情報時最喜歡用的管道，因為它最不容易被竊聽。 透過對日本的監聽與破譯，有時我們還會獲得與蘇聯遠東，中國政府與共產黨或法屬印度支那有關的情報，這算是額外的紅利，但往往成效更立竿見影，如1933年底的「閩變」就是一個例子，這也讓我們見識到日本情報工作的效率。
參與對日密碼機破譯讓我有機會常到香港出差，由於上海地理環境複雜，倫敦方面決定以香港為核心，所有的情報都必須帶到香港來集中判讀。 我被上級警告過後再也不敢駕駛「中國珍珠號」到處招搖，通常我是搭乘皇家海軍來往於滬港間的軍艦，只有恰巧排不上船期才改搭太古的輪船。
要解讀日本的機密電報，首先要懂日文，否則談不上破譯，因為看不懂。但在英國情報體系中懂日文的人很少，事涉機密又不能找體系外的人幫忙，只好從軍官團中選派幾個人在1930年送往日本交換服役三年，其中一人查理·鮑克塞(Charles Boxer)上尉學成後在1936年派到香港專門負責日文情報，我們的問題才算解決，在這之前都是由我土法煉鋼，效率自然很差，但我也藉機將日文學習到一定的程度。
我與一般西方人學日文從口語開始不同，我的中國生長背景造成我學習日文是從漢字開始，其差別是我比其他人更快學會讀與寫，但問題是發音常與中文混淆，因為同樣的漢字中日文發音常完全不同。當時日文電報仍有相當多的漢字，原因是同樣內容用漢字比拼音字數少很多，而電報是用字數計費，漢字因此有省錢的優勢。其次情報講求準確，拼音的同音字常造成誤解，所以情報的電報用漢字更多。西方人學日文光是把漢字搞清楚就很不容易了，更別說背後代表的意思，尤其日本高級長官的電報常愛用中國成語，更讓西方情報官員抓狂，這時我的價值就出現了。
鮑克塞上尉是由戰爭部派來香港擔任三級參謀總官（GSO3），協調在遠東所有的情報部門包括我們海軍情報組，1935年更設立「遠東聯合局」(The Far East Combined Bureau, FECB)統合對日本、中國、蘇聯的密碼破譯工作，掌握上海、香港、新加坡三地的單位，像前面提到的那位「彼得羅」就是負責蘇聯情報。FECB內部派系鬥爭很複雜，大部分軍官都有在日本學習的經歷，我因為是半路出家，而且是M先生的人，所以不算核心成員，但實際上FECB許多重要的基礎是我奠下的，碰到問題也常需要我出手才能解決，這部分後面有機會再敘。
鮑克塞在1940年出任FECB二把手並晉升少校。我之所以特別提到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在1941年把項美麗(Emily Hahn)從孤島上海帶來香港托付給他照顧，結果兩人竟日久生情未婚生子。在香港淪陷期間鮑克塞被關入集中營，項美麗還帶著私生子在營旁苦苦等候，兩人戰後總算結婚了。然而鮑克塞的特殊身份卻讓倒楣的邵洵美在中國共產黨解放大陸後遭遇很大的麻煩。
除了鮑克塞外，其他香港的英軍情報官員都在1941年底與我一同駕魚雷艇突圍到達中國內地，同行的還有前面提到的那位陳策將軍與他的副官徐亨少校, 這些都是後話了。
我常有機會看到各國包括日本的新銳軍艦，心想若是有照相機拍下就可當成很好的情報資料，但之前的照相機都很笨重，不適合間諜工作，恰巧上海的洋行新進一批德國萊卡(Leica)剛推出的I(C)型相機，非常精巧，可更換鏡頭並可使用35mm電影膠片。傳統的照相機都要極大的底片，否則細節拍不出來，但如此設備就很笨重。萊卡的鏡頭很銳利，用35mm底片拍攝放大依然清晰，才有可能讓相機縮小，而且一捲底片有許多張，可連續拍攝不必時時更換，方便搶鏡頭。
這台相機不便宜，當我向上級申請採購時，長官卻十分小氣不肯出錢，恰巧我因滿州國的功勞在年底獲得一筆獎金，除了買項鍊送給安妮，剩下的錢就自費買了它。這台萊卡跟了我許多年，至今仍十分好用。
前面提到我平均每個月都要來香港一趟，若有緊急情報或上級特別指派的任務還會增加次數。1932年中有一次來香港就是因為接獲 M先生的密電而來，他當時擔任駐莫斯科的特派員。M先生要求我儘速趕到香港設法營救一個叫「阮愛國」(Nguye na'i quoc)的人，他正被關在香港的監獄裡。
「Nguye na'i quoc？這是越南人吧？為什麼要從自己人手中救一個越南人?」我心裡十分納悶, 「不會又是一個陷阱吧? 」我對M先生的差使從來都沒多大信心。
M先生大概也猜出我會這麼想，所以在下面的電文中詳細地敘述了前因後果。原來這個名叫阮愛國的人是法屬安南的共產黨領導人，去年6月在九龍被警方以陰謀破壞社會治安的罪名逮捕，他是早在1929年就被法國安南政府以缺席審判判處死刑的人，因此法國政府聞訊後透過外交途徑要求港英政府將他引渡回安南， 阮愛國若被送回安南大概只有死路一條。
以英國政府的立場沒有理由為一個無足輕重的罪犯而與法國撕破臉，但在蘇聯的MI6單位卻看出阮愛國的價值，而且當時蘇聯共產黨正發動全部力量要營救阮愛國，若是在這件事上暗助蘇聯一把，以後對英國在整個共產黨國際都有幫助。M先生知道我經常到香港，且香港方面情報單位關係密切，所以希望我能協助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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