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業公司，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台灣組織的化名，對需要出生入死的情報員來說這實在不是個好名字，因為「西方」在中國是代表死後要去的地方，但這些美國佬還洋洋自得，對我的提醒嗤之以鼻。奇怪的是他們請我來是希望幫助瞭解中國，但他們只願相信賽珍珠(Pearl S. Buck)小說筆下的中國，而那與事實是有相當大的出入的。果然西方公司在台灣整個五、六十年代可說一事無成，還損失不少人。
(圖 7-4-1) 西方公司在閩浙沿海島嶼訓練的海上反共救國軍游擊艇隊的土砲艇。
這些美國人許多都是長春藤名校畢業，資質都相當優秀，但中央情報局的政策卻讓人費解，他們似乎對於真正的情報作業譬如收集與分析不感興趣，只熱中於打打殺殺所謂的「行動」，十足的牛仔作風。他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大陸沿海派遣突擊隊，趁共軍不備登陸抓幾個俘虜或貼貼標語，但這些最多只起搔擾的作用，對大局起不了影響，代價卻十分驚人。
這些突擊隊都是由蔣經國供應的中國官兵充當隊員，西方公司在淡水海邊設立訓練學校教導他們操舟、爆破、通訊等技巧，訓練完成即送往大陸海岸尚由國民黨控制的小島待命，伺機登陸。有時我也會隨國民黨海軍艦艇出海送他們換乘膠舟登陸，看著他們出發前的慷慨激昂，實在為他們被如此廉價消耗感到不值，但蔣經國與西方公司仍熱此不疲。對蔣經國而言，這也許能讓他父親產生對大陸還有些許控制力的幻想，但對美國人代表什麼意義，我並不理解。
蔣經國對他父親也許是做表面功夫，但我相信他自己是有一定程度自知之明的。有一次突擊隊登陸之後發來電報說已成功進入內陸潛伏，等待命令與要求空投補給，一旁的眾國民黨將領紛紛鼓掌向蔣經國道賀，但他卻說這是敵人發的假電報，顯示突擊隊已被敵人殲滅或控制，後來證明果然如此。這顯示蔣經國的雙面個性，他可以拿假象來矇混蔣介石甚至所有台灣人民，以維繫蔣政權存在的合理必要性，但他自己卻絕對不允許被周邊的人拿假象來矇混，就這一點來說我是佩服他的，在政治手腕上已接近我們英國人的水準了。
(圖 7-4-2) 海上反共救國軍砲艇突襲大陸。
就我所知，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行動」亞洲部份台灣只是配角，主力放在日本，從日本美軍基地起飛的運輸機不斷把情報員空投到北韓甚至中國東北，大部份人被捕殺，少數人到七十年代尼克森訪問大陸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才獲釋，沒有聽說過有誰完成任務回來的。當時共產黨發展出一套極為嚴密的民防體系，幾乎沒有人能夠漏網，或許這一開始就註定是不可能的任務吧？
在歐洲部份中央情報局也是非常熱中於這種「行動」，還拉了 MI6 一起參加，可惜他們沒有一個像蔣經國那樣頭腦清楚的人物，好幾次被東歐共產國家與 KGB 騙的團團囀，所有滲透進入的突擊隊一落地就被捕殺，空投的武器與金錢還被 KGB 拿來反滲透西方。這場高明的騙局直到波蘭反情報單位發電要求空投一位美國將軍來領導事實上不存在的反抗軍游擊隊時才穿梆，但已經讓中央情報局灰頭土臉了。
說的也是，西方公司這些美國佬也許家世背景學歷顯赫，但做為情報人員在我看來是不夠格的，至少比我們英國人差得多。有一次他們在福建外海攔截一艘英國商船威脅船長要套取大陸沿岸港口的情報，那位英國船長戰時曾為 MI6 的外圍工作過，對情報作業略具常識，他不但沒有被套取情報成功，還把西方公司來人的底摸的一清二楚，回去向港英政府報告後港府宣佈所有西方公司的人為不受歡迎人物，對那些老美來說只是失去了去香港渡假的機會，而我卻是遭池魚之殃，造成好幾年有家歸不得的窘境，後來靠 M 先生疏通才解禁。
也許他們看出我對「行動」不感興趣，在知道我於二次大戰期間監聽與破解敵人密碼的「豐功偉業」後，就讓我兼管電訊監聽部門。當時美國剛開始在台灣西海岸廣設無線電天線截聽中國大陸的電訊以圖從中獲取情報，中情局想要找這方面的專家還要懂中文，那真是非我莫屬，剛好我也對這方面有興趣，雙方一拍即合，我就成為他們駐台監聽站的地下站長，並成為剛成立的國家安全局的外圍人馬。
(圖 7-4-3) 國民黨軍艦在大陸沿岸攔截西方商船。
監聽過程中我發展出對大陸沿海特殊船隻的電訊掌控能力，當時莫斯科與北京政府關係尚佳，許多戰略物資源源不斷自東歐與中亞運來中國，譬如重工業產品與噴射機用的航空燃油，這些都是蔣介石與中央情報局極力想要防堵的。
當時沒有人造衛星，能掌握這些東歐國家與蘇聯商船的精確行蹤，監聽與密碼破譯能力至關重要，可不能用以前國民黨海軍執行「閉關」時那種瞎貓碰死耗子的方式。我發展出的監聽能力在 1953到 1954 年間接連捕獲蘇聯、波蘭與匈牙利的商船油輪多艘，攔截效率提高不少。但這種類似「海盜」的行徑也引來國際間極大的爭議，在聯合國吵翻了天，不過因為有美國政府幕後撐腰，最後多半不了了之，除了 1954 年那艘蘇聯油輪「陶普斯」號(Tuapse)。
因為監聽的工作使得我有機會在 1958 年間認識了李·奧斯華(Lee Hervey Oswald)，一名中情局派駐屏東監聽站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1958 年九月當時剛因為金門砲戰爆發台灣進入緊急狀態，奧斯華整組人員自日本調來支援，我們有過短暫的接觸。
李·奧斯華離開軍隊之後因某種原因移居蘇聯，我相信是中情局的安排，幾年後又攜帶他的俄羅斯老婆回美國定居。在 1963 年震驚世界的刺殺甘迺迪事件中他被懷疑是兇手，被捕後竟在警局門前被一名夜總會老闆開槍滅口而成為世紀疑案。
這件事與我有一定程度的關係，奧斯華算是我的同事，約翰 甘迺迪總統則是安妮的堂弟，更重要的是中央情報局，甚至包括愛德華 蘭茲代爾所扮演的角色，這件故事錯綜複雜，至今真相難明，後面還有機會提到。
(圖 7-4-4) 香港是間諜之都。
當時大陸已經建立龐大而嚴密的民防系統，特務滲透很難成功，由於失事率太高，許多奉派人員心生畏懼，只敢躲在香港茶樓看報紙發假情報，偶而製造一些爆炸事件向台灣邀功，蒙蔽蔣介石讓他沉醉於一旦反攻，大陸同胞就會揭竿而起的假象。
香港成為台灣特務表演的舞台，這讓港英政府忍無可忍，加上受到大陸方面的壓力，MI6透過與CIA的關係轉達，希望獲得我的協助，我表示應該先做一次簡報，以瞭解事情的全盤狀況，他們既然有求於我，自然必須安排，所以之前對CIA人員赴港的禁令就對我單獨開放了。
在去香港之前我思索這件事不能讓台灣覺得是我在破壞他們的工作，這樣對我未來的發展不利，假如有甚麼情報最好是由第三方間接交出。在MI6總部的簡報中我發現，國民黨在香港派駐的負責人經常更換，而且有軍統與中統多條線路的人馬，不好應付，相對澳門比較單純，國防部情報局澳門組的少將組長程一鳴在這個職位上很多年一直沒有更換，掌握度比較高。程一鳴是軍統老人，曾在西北、上海與廣州工作，我很早就認識，於是找個機會到澳門與他搭上線。
老特務的程一鳴對於我的出現當然是有戒心的，不過他知道我跟蔣經國的關係匪淺，又是MI6前幹部，想利用我為他在台北的高層前美言，與在港英政府爭取一些方便，這種見獵心喜又心存僥倖的矛盾心態，讓許多特務都栽在這上面。
我每次來香港就會以去賭場的名義渡海到澳門找他，在這種場合最容易看出一個人的本性，但我不急於一時，耐心等待適當機會，想不到這一等就是好多年。1963年我從CIA布建的管道聽到台灣方面計畫在劉少奇訪問柬埔寨時進行暗殺，這項行動動員了情報局高棉組、越南組與澳門組的人員，並由化名孫子超的情報局副局長兼國民黨中央二組副主任沈之岳親自指揮，行動名稱為「湘江計劃」。
我透過MI6的管道把沈之岳的行程提供給葡澳政府，1963年4月20日沈之岳才抵達澳門就被當局拘捕，後來被驅逐出境。沈之岳出事震驚了蔣經國，於是電召程一鳴回台北述職，程擔心去了就回不來，1964年12月12日連夜召集幹部開會，宣布澳門站從即日起停止工作，次日凌晨程一鳴提著兩大皮箱穿過邊界叛逃進入大陸，他攜帶的東西包括電台、密碼本、特工名單、破壞計畫等核心機密，以及五支消音手槍、毒針、磁性水雷、定時器、30磅炸藥與36個雷管。中共方面立刻持特務名單向港英政府施壓，隨即政治部根據這份名單按圖索驥，將所有在香港的國民黨潛伏人員一網打盡，一個不留。
程一鳴的叛逃同時瓦解了香港與澳門兩個國民黨地下組織，至今都無法恢復。事情還不止於此，本來中共可以誘捕沈之岳回大陸，但最後只是驅逐出境，這引起台北高層的懷疑，尤其沈當年曾打入延安擔任毛澤東機要的背景，不免引起聯想。沈之岳回來即遭撤職，不過因蔣經國的賞識，隨即出任由中央統計局改制的調查局第一任局長。
沈之岳之所以沒有被中共逮捕的原因其實很單純，那是因為我只告訴了葡澳政府，而且是透過MI6的管道，所以並沒有越矩。國民黨潛伏港澳特務的名單是程一鳴提供給中共的，與我無關。我只是推倒第一張骨牌，後面的連鎖反應就自動完成。
沈之岳在澳門的事件讓我想起1940年我也曾設計讓戴笠在入境香港時被捕入監。
(圖 7-4-5) 位於高雄左營的海軍總司令部。
當時的國民黨海軍總部還設在南台灣的左營軍港，去的時候沒特別事是不會去找桂永清的，我和他沒什麼話好講，甚至不太願意和他在走廊不期而遇。副總司令馬紀壯少將與我年齡相仿，倒是經常來往。有一天看到劉廣凱從前線回來。當時他擔任第一艦隊司令駐防浙江外海的島嶼，我見到他時特別向他提及前年底搭乘英軍的護航艦與他在長江口相遇幾乎發生海戰，他才知道當時我在英軍的旗艦上。我又提到有一晚在海上看到一艘燃燒的船開往上海，後來才知道是「長治」艦叛逃，見到他面露痛苦表情後才知道我真是那壺不開提那壺。他是前任「長治」艦艦長，擔任第一艦隊司令時該艦又是他的旗艦，所以「長治」艦叛逃是他心中永遠的痛，以後見到他我就不敢再提這件事了。
1952 年春天, 桂永清卸任海軍總司令由馬紀壯接任, 桂調任位高卻無權的總統府參軍長, 現在我來左營就比較自在了。十月的某一天我經過碼頭時發現一艘塗裝一新的軍艦停泊在那兒, 從外觀看那是一艘典型的日本驅逐艦, 我甚至覺得她應該就是「丹陽」, 也就是前日本驅逐艦「雪風」號，但看其前一後二巨大的雙聯裝砲塔火砲齊全, 桅頂的雷達轉來轉去，艦艏漆著「12」的舷號，這讓我十分疑惑，那些裝備打那兒來的? 不可能的呀?
我所說的「雪風」號在當年日本帝國海軍聯合艦隊中可說是大大出名，參加過中途島與雷伊泰等海戰，航空母艦「信濃」號初次航行即被美軍潛艇擊沉那次她是也護航艦，甚至到「大和」號在沖繩被擊沉的最後一戰她都是護航的驅逐艦之一。二戰當中幾乎無役不與還能全身而退、十八艘「陽炎」級驅逐艦戰後就僅它一艘存活，是日本海軍著名的幸運艦，人稱「不死鳥」。1947 年我在東京盟總時，就曾經親自看到中國海軍代表在抽籤分配日本賠償艦時，一舉抽中「雪風」號。
「丹陽」號加入國民黨海軍後一直是以所謂的「保管艦」形態存在，也就是編制上有這條船，可是實際上無法服勤，每天泊在港內呈半報廢狀態。因為「丹陽」在移交中國海軍之前已經解除武裝兩年，擔任遣返日本海外軍民回國的交通船，1947 年編入中國海軍之後又因日本兵工廠已全部被美軍拆毀，缺少原廠零件供應，加上聽說移交時被日本船員故意將海水引進鍋爐破壞，直到 1949 年自上海拖來台灣仍是無武裝不能動的空船。這是我知道的「丹陽艦」狀況，所以看到眼前這艘船覺得十分狐疑。
那幾座砲塔乍看之下很像原艦上裝的五吋砲塔，但仔細一看又發現型狀有出入，而且前後砲塔也不一樣，此外砲的角度很高，不像是艦砲倒有點像是高射砲來的。我私下打聽，沒有人敢講，後來還是一名被徵召參與改裝的前日本海軍修船廠老技工透露，沒錯那就是「丹陽」艦啦！砲是拆自壽山上的雙管 100mm 防空砲，砲塔是鐵工廠自己打造的，徒具外型沒有裝甲功能，至於那具雷達？
「木頭做的假道具啦！」
多虧這些戰前在日本海軍修船廠工作過的台灣籍老師傅懂得如何修理精密的汽輪機船，讓「丹陽」艦可以起死回生。戰前的中國海軍只有「應瑞」與「肇和」兩艘英國製巡洋艦是汽輪主機，其它都是舊式的活塞主機，當時全中國境內沒有任何船廠具備維修能力；而日本海軍二戰期間所有驅逐艦以上的戰艦都是汽輪機船，航速可高達 40 節，這使得 1947 年接收的日本軍艦大部份都處於停擺狀態。
老師傅告訴我他們如何把「丹陽」艦主機的蒸汽銅管一根根拆下用白布包裹，清理到像新的一樣鏜亮發光後再一根根裝回去，好像處理藝術品一樣。我曾經多次參觀過上海的江南造船廠，這不但是他們不具備的技術，更是不具備的態度。不過老師傅可以讓「丹陽」艦的主機恢復運轉，卻沒有辦法製造出火砲來武裝她， 所以才有拆陸上防空高射砲上艦的怪事出現。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介紹「丹陽」艦，因為後來我還和她發生過不少次關係呢！
「中華民國軍艦訪問友邦港口，艦上載個外國人，這像話嗎？」他說：「你不要搞的我丟官了！」
(圖 7-4-6) 「丹陽艦」通過馬尼拉灣的燈塔。
「行！如果你能取得記者證，我就准你上船！」馬紀壯說。
這一天我來到左營，剛好聽到馬紀壯要親率一支艦隊到馬尼拉訪問，「丹陽」號奉派擔任旗艦，海軍官校應屆畢業生也將隨船遠航，這真是天賜良機，我向馬紀壯要求隨行，他面有難色。
「你們不是有記者團隨行嗎？」我說：「那我就算是路透社的記者好啦！」
這是他活該這麼說，我真的取得了路透社特派記者的身份，八月十七日下午大搖大擺在高雄港登上「丹陽」艦前往馬尼拉，兩艘美製護航驅逐艦隨行。
當時颱風剛過境，出港時船搖晃的很厲害，而且日式艦艇艙中十分悶熱，氣味難聞，所以沒多少人願意待在甲板下。我與馬紀壯及一堆將領和記者同站在「丹陽」艦的艦橋上，這使我想起正好是廿年前我也曾搭乘過東北海軍的「鎮海」號軍艦來台灣訪問，當時也是青島海校應屆畢業生隨行實習，我問馬有沒有參加，他說當時他在校還沒畢業呢！
八月十八日艦隊抵達馬尼拉，碼頭上萬頭鑽動，我下艦後隨即沒入人群中，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我早向馬紀壯報備過，要他們時間一到就開船，不用等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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