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與水下文資 我的祖父當年在長江經營輪船公司還兼任輪船公會秘書長，他常跟我父親說曾到江上的軍艦上去見陳紹寬，把｢紅包」放入官廳中掛著的一件海軍大衣口袋中，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規矩。 我把這件事告訴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研究員張力，他說不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陳紹寬很清廉，甚至到摳門的地步。但這些學者沒有一個見過陳紹寬，都是根據文獻，而這件事是我祖父親口對我父親說的，到底該相信誰？ 我知道在歷史學者的心目中口述歷史的可信度是很低的，因為老年人健忘、張冠李戴，或自我標榜吹噓、憑空幻想是很正常的事，反過來說隱惡揚善、不想得罪人的心理也很常見，可信度的確不如文獻資料，但那是指文獻很齊全的狀況下，若是在非預期軌道中的突發事件(譬如沉船)，就可能文獻沒有記載而必須靠當事人的敘述了。 我因為常聽父親轉述，所以去查資料，發現在北伐後新建的｢咸寧」與｢永綏」二艦都是由兩湖商家｢樂捐」的所以才以當地的地名命名。商家會自動樂捐嗎？什麼樣的商家不得不捐？原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這些都是來自長江航商的不樂之捐，因為海軍正好管得著，而我祖父就是航商的代表。 陳紹寬或許自己不貪，但一窮二白的海軍部是如何在那十年憑空變出那些軍艦出來的？文獻沒有解釋的很清楚只提到地方捐輸，但沒有說明這個生態鏈是如何運作的，那個鏈結點就是我祖父。其實這兩者是可以並存而不矛盾的，但學者往往片面相信文獻，就見樹不見林了。 我的重點是，口述歷史固然可信度不如文獻，但卻能產生Hint的作用，讓人注意到可能真有此事而去蒐集文獻，最後或許就能證實。如果我祖父沒講，我們永遠不會把那些事情聯想在一起，最後就只剩｢陳紹寬很清廉」一種刻板印象了。 另一個例子，我的岳母常跟我太太講，她年輕的時候在通霄，戰爭期間一艘裝滿了罐頭食品的大船被沖上岸，因戰爭而飢餓的村民蜂擁而上搶搬一空，回家打了好一陣子的牙祭。 我起先嗤之以鼻，這太戲劇化了吧？等到我開始研究沉船後一查資料，發現在我岳母講的那個時間還真有日本的「モタ30船團」通過台灣海峽因為美軍潛艇的攻擊四散逃逸，有幾艘就搶灘擱淺在通霄，只不過文獻沒有寫｢村民搬食物」，但憑常識想飢餓了好幾年的村民會任一整船的糧食沖回大海嗎？ 雖然我岳母隨口講的恐怕連口述歷史的資格都談不上，卻是個很好的 Hint，未來可以繼續深入研究。 這還映證了一件事，台灣沿海村民將遇難船隻當成是天上掉餡餅，全村男女老少一起打劫的傳統從荷蘭西班牙時代就開始，即使經歷日本高壓統治50年並沒有改變，這已經成為DNA，在適當的時機就會復萌。 說到我岳母除了搬罐頭還有一項與本主題十分有關的連結，那就是她的前夫就是二戰日本商船的水手因船隻被美軍擊沉而未歸，戰後每隔一陣子就要到基隆海港大樓(原合同廳舍)去領撫卹金。咦？戰後為什麼還有單位替日本人發撫恤金？這是個好問題，可惜她已經過世了沒有機會問清楚，但這又是一個Hint，值得好好挖掘。 我因為家族因素及因緣際會巧合，認識很多海事歷史相關的人物，對學者只存在文獻中的對我卻是實際見過或有關係的人。以海軍來說，馬尾(閩系)、青島(東北)、黃埔(粵系)、電雷(軍委會)全都有，譬如我們家族在台灣輩分最高的就是電雷與胡嘉恆及毛卻非同班同學。毛卻非因為｢美頌艦叛變事件」在1950年2月被槍決，當時都傳說桂永清把毛的太太馬健瑛及兩個幼子從台灣送往兵荒馬亂的海南島任其自生自滅，這個傳說在海軍眷屬間傳了半個世紀並因此對桂十分不諒解，是我告訴他們其實在50年代就經過舟山前線的島嶼送回大陸去了。桂永清雖然因海軍白色恐怖形象不佳，但沒有做過的事也要還人家公道，這就是口述歷史與資料史互動產生的正面例子。 有些是因為我在研究中國海軍史界小有名氣所產生的關係，譬如從澳門來拜託我找｢崑崙艦叛變事件」被槍決沈彝懋艦長一家三口屍骨他的後人 (馬尾閩系)，或是陳策的兒子陳安國從香港拜託我找他父親1949年過世時政府是否有追贈海軍上將 (黃埔粵系)，或是東北海軍宿將馬崇賢的兒子馬逸夫老先生把他的文字圖稿全部送給我 (青島東北)等等。 有些就純粹是巧合了，譬如我們當年在北京的代理商姓薩，瞭解海軍史的就知道這是甚麼樣的背景。連在蘇澳翻船事件中喪命的龐義文上校都是我以前的教官。種種因緣讓我聽了許多外界不知道的祕辛，可惜我不搞口述歷史。 以水下文資來說，沈船發生的當下都是不可預期的，事發經過都是事後由當事人補述記錄，因此所謂文獻其實也是來自口述歷史，如果沒有人生還，連這個都沒有，所以事後的發掘也很依賴經常出海漁民的口語傳說。行業界有一種說法∶｢漁民是水下考古的哨兵!」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口述歷史在水下考古比其他領域更重要。 漁民或地方耆老的口語傳說許多聽起來怪力亂神，但是局部卻可能有來由而成為有價值的Hint，不宜遽然否定。譬如綠島當地傳說有一艘荷蘭船擱淺，船上的米穀三年都吃不完。我們可能把它當成傳奇，但若拆開來看，台灣把許多外來事物都冠上荷蘭，所以荷蘭船可能泛指所有的西洋船而不一定只限於VOC統治台灣時期的船。其次洋船裝米穀似乎難以理解，但放到1860年代就完全合理了，｢綠島一號」之謎可能因此而解，這樣地方傳說就十分有價值了。 當然口述歷史的可靠度一如前述還是有限的，那是人性，並不因官大學問大而有所差異。張力有一次拿一本中研院近史所剛出版的｢池孟彬先生訪問記錄」給我看。池孟彬當過海軍副總司令與陽明海運的董事長，在海軍與海事界地位不可謂不高。但張力對書封面的軍艦照片有點不放心，那是池孟彬提供給他說是｢靈甫艦」的照片，因為池是赴英接艦的槍炮官代理副長。 我一看就知道那絕不是｢靈甫艦」而是在日本建造公試時拍攝的｢寧海艦」。張力十分懊惱，因為這是中研院出的，怎能發生這種錯誤，但已來不及了。我驚訝的是池孟彬帶｢靈甫艦」從英國訓練接收一路回國，竟然分辨不出來，還拿一張與他無關的｢寧海艦」堅稱那是｢靈甫艦」？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可見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