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的傳教狂熱 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是狂熱的天主教徒，在歐洲大肆推動宗教審判，迫害異教徒，在東亞對於傳教的熱衷程度甚至超越貿易獲利，不僅是國王，人民也是將「我的宗教、我的祖國、我的國王」(Mi Religion, mi Patria, Y mi Rey)做為信條。(註1) 所以天主教是討論全球任何一個西班牙殖民地都不可或缺的章節，包括台灣。 西班牙人占領台灣北部除了做為貿易據點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做為派遣傳教士偷渡日本的前哨據點，由於當時日本幕府禁教並造成慘烈的殉教事件，西方傳教士只能用偷渡的方式進入日本，這時距離日本較近的雞籠就成為最合適的地點。 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傳教士是公司的僱員不同，西班牙的傳教士是由皇帝派遣，所以在重大事件的發言權是超過荷蘭傳教士的，(註2) 甚至是由傳教士發動，譬如西班牙在1626年的佔領雞籠，道明會的Bartolomé Martínez (馬丁略)神父就是鼓吹者之一，並實際參與征服行動。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為保護在福州之西班牙人以及與中國貿易之權益，菲律賓總督派遣Martínez神父為使節前往福州，結果船隻途中遇颱風漂流到台灣。之後Martínez神父仍抵達福州完成任務返馬尼拉後，將經過向總督報告並撰寫了「征服福島的益處」(Conveniencia de la conquista de Isla Hermosa)，這就是1626年征服雞籠行動的起源。(註3) 1626年Martínez神父跟隨第一批登陸雞籠的西班牙艦隊來台灣，1627年5月返回馬尼拉處理公務，1628年8月Martínez神父因聽聞荷蘭人要來進犯，急欲趕回雞籠通報，他與其他7人自淡水搭乘一艘小船途中遇風浪船沉沒於雞籠不遠處(惡魔岬Punta Diablos，即今日之野柳岬)，5人獲救，Martínez神父與其他2人溺斃。(註4) 在西班牙佔領雞籠期間受洗者約4000名，幾乎全部為平埔族原住民，(註5) 相較之下，漢人的成人信徒還不到一百人，而且多半是為了賣魚給西班牙人才信教，(註6) 這很像漢人的傳統信仰往往帶有利益交換的功利色彩。 1642年8月荷蘭人進攻雞籠，Gaspa Alenda (雅瑯達) 神父遇難，所有西班牙人包括傳教士都被荷蘭人俘虜帶往大員，台灣北部天主教徒的宗教生活成為空窗期，直到1655年荷蘭人才從大員派傳教士馬西烏士到淡水與雞籠來，他也是荷蘭時代在這兒唯一的一名教士。(註7) 台灣北部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在西班牙與荷蘭人離開後完全停止，至今痕跡無存，現在的基督教是鴉片戰爭之後才重新開始的，與17世紀無關。 (圖說) 表現西班牙人在佔領雞籠後在今和平島的最高處豎立一根巨大的十字架(與看守堡同一山頭)，這是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到每一個地方必定會做的事情。 (註1) 中村孝治原著、賴永祥譯，〈十九世紀西班牙人在台灣的佈教〉《台灣史研究—初級》(台北市：三民書局1970)，頁117。 (註2)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326-327。 (註3) 同上，頁69-72、355-358。 (註4) 中村孝治原著、賴永祥譯，〈十九世紀西班牙人在台灣的佈教〉《台灣史研究—初級》(台北市：三民書局1970)，頁123。 (註5) 簡鴻模，《基督宗教在台傳教史》(新北市：輔仁大學學術資源網)，頁2。 (註6)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275-276。 (註7) 陳國棟，《台灣的山海經驗》(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05)，頁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