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賽人的航海 根據西方人紀載，台灣北部的原住民巴賽族人體高膚白，歐洲人稱為「北福爾摩莎的白色魔鬼海盜」，善於操舟航行，是台灣本島原住民中極少數(可能是唯一)擅長於海洋貿易的民族。巴賽人有語言天分並懂得計算，所以是很好的商人，在西方人來到之前就已經在北台灣與各原住民部落及漢人交易，(註1) 八里十三行遺跡就與此有關。 巴賽人的語言分布很廣，包括淡水、台北盆地甚至蘭陽平原各部族雖然都有自己的語言，卻都能操巴賽語溝通，雖然這不表示他們都有血緣關係，但至少表示巴賽人的貿易足跡影響了這些地方。 巴賽人善於航海，那麼他們的船長甚麼樣子呢? 據研究巴賽族來自海上，可能與南島民族(Austronesian peoples)同源，而稱船為”Banka”(艋舺，或莽甲，Báng-kah)的地區遍及馬來亞與波里尼西亞。(註2) 在有些南島民族的語言中”Banka”指的是邊架艇，也就是在舟的兩旁延伸架上有浮筒以增加平衡，有雙邊的也有單邊的，更大型的就成為雙體船的型式。邊架艇到了狹窄的內河就取下邊架只留本體，也就是我們在台灣看到原住民小舟。 《台海使槎錄》中提到漳洲把總朱文炳自蛤仔難經大雞籠至野柳的3天海上行程，並描述了北臺灣原住民的小舟： 兼具蟒甲以送。蟒甲，獨木挖空，兩邊翼以木板，用藤縛之；無油灰可艌，水易流入，番以杓不時挹之。行一日至山朝，次日至大雞籠，又一日至金包裏。(註3) 凌純聲教授的論文〈中國遠古與太平印度兩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樓船的研究〉中對於這段文獻的解讀認為「兩邊翼以木板，以藤縛之」就是雙邊架艇，而且朱文炳的旅程證明雙邊架艇能夠航行於海上。(註4) 但台灣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邊架艇的遺物，不過對巴賽族的遠航能力確是有記載，包括能承載25、6人的「海蟒甲」，如果是傳統定義以一根樹幹刨空的獨木舟，那麼這將是一根碩大無比的神木，既稀罕少見，也難以自深山砍伐拖運到平地加工，似乎邊架艇是較有可能的解釋。(註5) 由於巴賽人能夠循海路到蛤仔難(今宜蘭)甚至哆囉滿(今花蓮立霧溪口)去做生意，不大可能是划獨木舟去的，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年巴賽族是使用與南島民族一樣有雙叉「蟹型帆」的邊架艇去東部。 這一支生活習性迥異於其他族群的巴賽人多年來經過與他族主要是漢人的通婚，現在已經完全漢化而難以分辨，其具有特色的海洋文化也已經隱沒不彰，當年的船隻都沒有任何文物遺址可以考察。目前在基隆地區較為明顯的原住民阿美族反而是50年代自台東被招募來基隆充當漁工的移民，根據其來源地稱做「阿拉寶灣」，並非真正雞籠的「原住民」，其漁工身份對於研究巴賽人的海洋文化亦關係不大。 (圖說1) 巴賽人駕駛艋舺在雞籠外海搶劫西方人的船隻，表現其「北福爾摩莎的白色魔鬼海盜」稱號不是浪得虛名。巴賽人的艋舺到底是否為旁邊帶有浮筒的邊架艇目前缺乏出土文物證明， 但合理推測應該與南島民族的船型可能有關連性。 (圖說2) 巴賽族人駕駛能夠搭載25到26人大型的｢海蟒甲」來往於台灣北部與花東海岸之間進行交易。 (註1) 李壬癸，《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宜蘭縣：宜蘭縣縣史館，1999)，頁40、164 (註2)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台北市：南天書局，2008)，頁94。 (註3) 李壬癸，〈巴賽語的地位〉《語言暨語言學》，(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1)，頁157。 (註4) 鮑曉鷗(Jose Eugenio Borao)著，Nakao Eki（那瓜）翻譯《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94-95。 (註5)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147。 (註6) 李毓中、陳宗仁等主編，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 (註7)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128。 (註8)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頁33-34。 (註9) 同上，頁67-68。 (註10) 同上，頁38-39。 (註11) 同上，頁40-45。 (註12) 陳宗仁，《馬賽人的興衰－ 17 世紀前的北台灣水域商業生活型態》(www.twcenter.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05/g02_14_02_02.pdf，最後瀏覽日2019.12.30），頁34。